人类经历过多次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远至欧洲中世纪的鼠疫、霍乱，近如非典、埃博拉。而随着互联网技术对现实的日渐渗透，信息获取的成本与难度显著降低，网络愈发成为公众生活中最为依赖的信息渠道，公共卫生危机正通过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着世界。与其他健康场景议题相比，新冠疫情对全人类共同体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重大，且正发生于信息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成熟时期，如何恰切地看待人们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如何测量此种行为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影响，成为不可回避的研究问题。

本文将采用元分析手段，对过往健康信息消费行为研究进行模型分析与总结。元分析作为研究方法的价值在于，对叙事性分析进行量化的回顾，对单一的研究进行综合的检验，以确认研究的有效性。

公众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时，诉诸网络以消除信息不确定性的行为，即为"信息搜寻"。在健康领域，"信息搜寻"具体表现为互联网搜索代替线下问诊，成为健康信息的主要信息源；在欠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国家，通过手机获取健康信息的概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受众更依赖互联网缩小数字鸿沟。

通过对2019年以前的研究进行统计发现，针对"信息搜寻"主题曾出现44个高频研究方向；而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相关文献呈井喷式增长。基于对CMIS、RISM和STPS模型的分析，以往研究呈现的信息搜寻的动因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心理学层面认知、对信息本身及信息源的认知、社会环境因素和信息消费者的人口学特征。

"信息搜寻"作为被关注已久的研究主题，学界却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规范。依据研究结果，可发现未来"信息搜寻"研究的三个改进方向。首先，现有量表不够规范、一致，对基础变量的讨论较为匮乏，尚未在高维度确定统一、精确的衡量标准与测量方法。对于影响信息搜寻行为较为重要的平台渠道，也并未讨论出精细的测量方法与区分标准。其次，既往研究多从某一特定信息搜寻行为出发，而宏观层面的"健康行为"的概念仍然模糊不定。最后，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某一时间点或时间段，进行一次性的数据收集与研究分析，忽略了信息消费行为的持续性、被动性、循环性。

"网络疑病症"形容的是由互联网信息所引起的健康焦虑，曾有研究发现，"网络疑病症"可能会导致人体遭受功能性的损伤，或带来不必要资源的使用、生活质量的低下。"网络疑病症"实际上是对特定状态的描述，代表了在该状态下人们在认知上、情感上的变化。伴随着变化，人们的信息搜寻行为引起健康焦虑，并对生活造成干扰。

多数针对"网络疑病症"的研究集中于西方国家，且几乎所有的研究都采用横向问卷进行数据搜集工作，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CSS量表。"网络疑病症"的"前因"主要有三：个人的性格特征、信息因素和心理因素；而"网络疑病症"所导致的"后果"则涉及态度、认知、行为三方面内容。

对"网络疑病症"的研究尚存在许多未尽之处，现有研究大多在西方国家进行，缺少对亚洲互联网大国的成因研究；大部分研究基于横向问卷进行，可以揭示某一时间点影响因素间的相关度，但无法从纵向视角观察"网络疑病症"的形成；最后，鲜有研究从理论的角度讨论"网络疑病症"的成因。

面对"信息搜寻"后出现的海量信息，会产生如病毒般的"信息流行病"现象，人们抵制"信息流行病"的过程，即是"信息回避"。对"信息回避"的研究开始于心理学，采用不确定性管理的视角，研究不同地区、人群的信息管理行为，而最初的议题开始于对癌症患者的研究。目前，过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信息搜寻"领域，"信息回避"行为相关研究无论是在质还是在量上都存在明显不足。

通过对Web of Science、PubMed、Google Scholar、EBSCO等数据库的检索，结合对重点文章的滚雪球搜寻，构建搜索关键词，最终获得四千多篇文章来源。经过"信息回避""新冠信息""量化方法""数据提供"四重条件筛选后，对符合要求的文章进行编码处理。经过模型分析，最终得到了17个研究主题，涵盖18 297个研究对象、64组具体的相关性。

导致人们信息回避行为的因素可分为认知类影响因素、情感类影响因素、社交类影响因素三大类。分析发现，既往研究超过半数集中在欧美地区，其他研究分布于中国及其他大洲，来源较为丰富。另外，研究在性别、年龄方面未呈现出明显偏向。

通过相关性数据分析发现，对信息来源的信任度、信息过载和自我效能感是影响新冠"信息回避"行为的三大因素，且对信息来源的信任度成为唯一在统计学上呈现显著的影响变量，信息源渠道过载增加了获取信息的准确度，而对信息源的信任程度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信息的认知。此外，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社会规范等因素则未显现出显著效应。

在调节变量方面，性别变量对信息来源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调节趋势，不同的性别对信息来源的关注程度不同；年龄对自我效能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调节趋势。未来可针对调节变量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究。

可以发现，信息认知、渠道过载等因素对"信息回避"行为起到了最核心的影响作用。其次，对相关性较低的情绪、风险回避等变量的探讨不应过早盖棺定论，对定量的定义与操作会对信息回避行为产生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从更细分的维度入手。最后，调节变量的影响作用需要得到重视。一些曾经得到研究证实的理论在今天被推翻，需要结合新冠疫情的信息特殊性进行分析，并寻找常见因素以外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可在三个层面提供实践价值。首先，降低公众的信息回避应当从信息发布渠道入手，增加权威媒体的信息发布频率；其次，应当重视社会信息探索氛围的构建，从而影响个体对信息的深入了解行为；最后，文章虽以新冠疫情中的"信息回避"为研究焦点，但可推广应用于其他全国性、世界性的健康危机，如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以及尚未出现的传染疾病之中。

公共卫生危机一旦发生，必然带来巨大影响，为保障公众安全，需要将健康信息有效率、有针对性地传递给公众。通过总结以往研究发现，"信息搜寻"行为的诱因是多样的，且影响"信息搜寻"的因素和影响效果也是多样的。当人体长时间暴露在密集信息内容中，容易导致"信息流行病"，人们抵制"信息流行病"的过程，即为"信息回避"现象，"信息回避"将影响公众进行有效信息的获取。我们同样发现，对信息源的认知是导致公众"信息回避"现象的首要因素，且该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两性之间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公共卫生危机传播需要充分考虑以上因素，并针对其制定健康信息传播策略，有效引导公众进行"信息搜寻"行为，降低公众的健康回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