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巢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手术联合化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由于卵巢体积小，位于盆腔深处，发病时症状隐匿，难以在早期发现，确诊时多已扩散至盆腹腔，病死率居妇科肿瘤的首位^[1]。因此，腹腔积液在卵巢癌的发展和转移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研究其成分及特性，促进对肿瘤细胞扩散过程及其在诊治应用方面的认知，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

腹腔积液是腹腔内液体的病理积聚，常发生在肝硬化和一些恶性肿瘤中，恶性腹腔积液一般含有多种肿瘤细胞和非肿瘤细胞，包括成纤维细胞、脂肪细胞、间皮细胞、内皮细胞、炎症细胞以及细胞游离DNA和许多介导细胞行为的信号分子^[2]。中晚期卵巢癌多伴有恶性腹腔积液，反复发作难以根治，严重者通常出现呼吸困难、腹部压痛、恶心、厌食、疲劳和运动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卵巢癌腹腔积液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受多因素影响，一般认为与液体分泌量的增加密切相关。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上调，驱动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可促进液体分泌^[3]。此外，肿瘤细胞阻塞淋巴，导致腹腔淋巴引流能力受损，亦可引起液体的病理性积聚^[4]。

腹腔积液标本富含肿瘤细胞、免疫细胞等细胞成分和促肿瘤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生长因子等非细胞成分，是肿瘤微环境的一种独特形式，是分析疗效和化疗耐药的理想媒介^[5,6]。卵巢癌特异性的肿瘤相关自身抗体可在腹腔积液中检测到。对BCOR、MRPL46和CREB3自身抗体的分析显示，与铂类敏感患者相比，铂类耐药患者的腹腔积液明显减少^[7]。研究表明，从腹腔积液中培养肿瘤细胞可用于体外药物敏感性测试，并通过评估腹腔积液中的生物标志物可预测耐药^[8]，测定腹腔积液中人附睾蛋白4（HE4）和糖类抗原125（CA125）的表达水平对指导和改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9]。腹腔积液中的肿瘤细胞还可以进行与化疗耐药发展相关的基因突变的分析。通过腹腔积液可确认乳腺癌遗传基因BRCA1、BRCA2基因的突变逆转，甲基化水平降低导致对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敏感性损失，以及启动子基因融合导致多药耐药基因1（MDR1）药物外排泵过表达^[10,11]。腹腔积液的细胞样本比实体组织的活组织检查样本更能代表肿瘤沉积物。腹腔积液取样可对患者的突变谱进行更全面的评估，有助于靶向治疗和个体化治疗的选择。除了肿瘤细胞外，恶性腹腔积液还含有肿瘤来源地循环肿瘤DNA（ctDNA），提供了非侵入性肿瘤基因组分析的新途径^[12]。如果腹腔积液中的肿瘤细胞数量很低，ctDNA可作为突变分析的样本。目前卵巢癌的复发情况主要通过检测患者血液中CA125的水平来监测。然而，有研究表明，ctDNA在检测复发方面可能比CA125更敏感^[13]。这主要是由于腹腔积液存在肿瘤附近，含有悬浮的癌细胞，肿瘤碎片的含量很可能高于血浆。当患者发生腹腔积液时，腹腔积液中的ctDNA可用于监测化疗耐药和肿瘤复发突变谱的变化。

铂基化疗仍然是晚期卵巢癌患者最常见的治疗策略，一般疗效良好，但易频繁复发^[14]。在接受化疗时或化疗后不久可发生腹腔积液，可能是发生化疗耐药的不良预后标志。腹腔积液中含有肿瘤多细胞球体，主要是通过上皮细胞-间充质转化（EMT）形成，限制了化疗药物的疗效，是导致化疗耐药的关键因素^[15,16]。有研究表明，自噬的激活可以保护肿瘤细胞不受化疗药物的影响，抑制细胞凋亡，驱动化疗耐药发生^[17]。卵巢癌腹腔积液中HE4的水平可反映卵巢癌患者的治疗效果，高水平时可预测化疗耐药和腹腔积液的形成^[9]。腹腔积液中的非肿瘤成分在驱动化疗耐药方面非常重要。例如，腹腔积液中胆固醇可通过LXRɑ/β上调卵巢癌细胞系MDR1的表达，导致化疗耐药和预后不良^[18]。此外，还与许多卵巢癌腹腔积液关键通路相关，包括白细胞介素6（IL-6）的产生^[19]。

目前，卵巢癌的治疗策略主要是手术联合化疗，必要时辅以靶向治疗、放射治疗、免疫治疗等其他治疗手段。其恶性腹腔积液主要通过腹腔穿刺引流进行对症治疗，部分临床医生采取化疗药或贝伐珠单抗进行腹腔灌注的治疗方法，显示出一定疗效，然而缺乏临床研究进行系统评估。目前还没有其他方法可用于治疗或预防卵巢癌继发腹腔积液。有研究表明，VEGF与腹腔积液的产生有关，抗血管生成治疗可抑制腹腔积液的生成^[20]。研究报道了一组铂耐药复发卵巢癌患者使用贝伐珠单抗控制腹腔积液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进展生存（PFS）有些微改善。尽管贝伐珠单抗的适应证无腹腔积液相关说明，但为此类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此外，腹腔积液卵巢癌细胞中的STAT3具有活性，通过Wnt信号通路激活EMT，促进了肿瘤多细胞球体的生成，而STAT3抑制剂在小鼠模型中降低了化疗耐药性和肿瘤多细胞球体的生成^[21,22]。据报道，瘦素在腹腔积液中大量存在，抑制瘦素可下调PI3K-AKT-mTOR介导的EMT^[23]。此外，SMYD3-H3K4me3-整合素通路在卵巢癌种植体转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示SMYD3可能是抑制卵巢癌腹膜扩散的治疗靶点^[24]。免疫反应可能在控制卵巢癌相关腹腔积液中起重要作用^[25]。

在肿瘤治疗中，影响患者预后最重要的因素是原发肿瘤和转移瘤是否能完全切除，而恶性腹腔积液的出现会导致患者预后不良，是铂耐药卵巢癌患者总生存（OS）期的预后不良因素^[7]。腹腔积液的存在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由于在罕见分型中的研究较少，腹腔积液与分级的关系尚未明确。有研究表明，相比于低级别肿瘤，腹腔积液的高患病率与高级别卵巢癌相关。大量腹腔积液患者的OS明显低于少量腹腔积液患者，而少量腹腔积液患者手术效果更好，复发间隔时间更长^[26,27]。腹腔积液的成分也与预后相关。一项单中心回顾性分析表明，晚期卵巢癌腹腔积液中的线粒体DNA与较差的PFS期相关，是潜在的预后生物标志物和新的治疗靶点^[28]。肿瘤多细胞球体是从腹腔积液中分离出来的细胞集合体，是导致化疗失败的重要因素并提示预后不良，腹腔积液中检测到的IL-6、肿瘤坏死因子（TNF）和VEGF的升高导致PFS降低^[29,30]。而高水平的抗炎细胞因子IL-10和干扰素γ诱导单核细胞因子CXCL9介导的高水平CD8⁺ T细胞与较长的PFS有关^[31,32]。此外，EMT是卵巢癌侵袭、转移和化疗耐药的主要因素，严重影响患者生存和预后。腹腔积液通过将癌细胞转化为干细胞样表型，参与促进EMT。癌症干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和分化的能力，降低了对化疗的敏感性^[33]。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是腹腔积液中EMT的标志物，亦是发生转移的主要因素^[34]。

腹腔积液能反映卵巢原发、继发肿瘤及其微环境的构成，为进一步研究肿瘤的转移机制提供了条件。腹腔积液是导致卵巢癌种植转移和产生化疗耐药性的重要原因，往往预示着高复发性和不良预后。在临床应用中，腹腔积液在追踪肿瘤进展、监测药物疗效以及预测化疗耐药性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展现了广泛的应用前景。目前相关研究较少，且对其回顾性或大样本分析的难度较大，缺少规范化评价标准，仍需进一步研究，延长卵巢癌患者生存期，提高生命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