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1女性，42岁。2011年4月因鼻塞伴额部疼痛来我院就诊，行扁桃体活组织检查，免疫组织化学示：CK^-、Vim⁺、CK56^-、CD20⁺，CD3^-、CD79a⁺、CD43^-、CD5^-、CD10^-、bcl-6^-、Mum-1⁺、CD30^-、CD56^-、Ki-67⁺约40 %，行各项检查诊断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非生发中心型，Ⅱ_A期。给予CHOP-E方案（环磷酰胺750 mg/m²第1天，长春新碱2 mg第1天，吡柔比星45 mg/m²第2天，泼尼松100 mg第1天至第5天，依托泊苷100 mg第1天至第3天）化疗6个周期，局部放疗1个周期。复查CT，病情缓解。9个月后，自觉乏力，四肢、躯干出现出血点，再次入院，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13.83×10⁹/L，血红蛋白41 g/L，血小板计数14×10⁹/L。骨髓穿刺：增生明显活跃，原始单核细胞0.19，幼稚单核细胞0.265。染色体：正常核型。诊断明确为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APL）。给予CAG方案化疗1个周期（阿柔比星20 mg×4 d，阿糖胞苷25 mg/12 h×10 d，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150 μg×16 d）。骨髓穿刺结果示：增生减低，原始单核细胞0.01，幼稚单核细胞0.09。患者放弃治疗，45 d后死亡。

患者2女性，56岁，2013年2月因发现右侧腹股沟肿物1个月入院，完善相关检查，免疫组织化学示：CK^-、Vim ⁺、CD20⁺、CD79a⁺、CD5^-、CD43^-、CD3^-、TdT^-、CyclinD1^-、CK56^-、CD10^-、Mum-1⁺、bcl-2⁺、CD30^-、Ki-67⁺>80 %，明确诊断为DLBCL，非生发中心型，Ⅱ_A期。给予CHOP方案化疗5个周期（环磷酰胺750 mg/m²第1天，长春新碱2 mg第1天，吡柔比星45 mg/m²第2天，泼尼松100 mg第1天至第5天），影像学检查提示病情缓解，后改为GDP方案化疗3个周期（吉西他滨1.2 g第1、8天，顺铂30 mg第1天至第3天，地塞米松40 mg第1天至第3天）。治疗结束后8个月，出现发热，三系细胞减少，来院就诊，骨髓检查示：增生明显活跃，单核细胞比例增高，其中原始及幼稚单核细胞占0.938。免疫分型：幼稚单核细胞0.855。诊断明确为APL。患者及家属不愿再行化疗，29 d后死亡。

近年来，随着一些肿瘤（如乳腺癌、淋巴瘤等）治愈率的提高，患者生存期的延长，治疗相关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占各种AML的10 %～20 %^[1]。研究治疗相关急性白血病发病特点及治疗方案对于临床有指导意义。我们回顾了近3年内收治的732例DLBCL病例，共计有3例（约0.4%）发生治疗相关白血病，其中2例为APL，另外1例为AML-M₂。治疗相关AML的发生与前期放、化疗有密切的关系^[2,3]。本组2例患者在前期淋巴瘤治疗中均获得缓解，未接受放疗，故其白血病的发生与化疗密切相关。目前研究表明，化疗方案的选择以及细胞毒性药物的剂量，对于治疗相关AML的类型及发生时间有很大影响^[4,5]。非霍奇金淋巴瘤治疗中最常见的细胞毒性药物主要有烷化剂和拓扑异构酶-Ⅱ抑制剂。烷化剂（美法仑、环磷酰胺等）治疗相关白血病的潜伏期为5~ 7年，其白血病类型多为AML-M₁、AML-M₂^[5]，而拓扑异构酶-Ⅱ抑制剂（蒽环类、鬼臼素类药物等）治疗相关白血病的潜伏期多为2年左右，其类型多为AML-M₄、AML-M₅^[4,6,7]。本组2例患者在淋巴瘤治疗结束1年内发生白血病，比较符合拓扑异构酶-Ⅱ抑制剂的致病特点。此外，人们在乳腺癌、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长期随访中发现，治疗相关白血病的发生与细胞毒性药物的剂量呈正相关性^[6,8]。在原发肿瘤的治疗过程中，采用联合用药降低化疗药物的使用剂量，可以显著减少其治疗相关白血病的发生^[6,9]。本组2例患者采用标准剂量化疗，虽原发肿瘤得到控制，却在较短时间内出现治疗相关急性白血病，可能与患者个体的肿瘤易感性有关，但也提示我们必须重视个体化治疗，探索治疗中化疗药物的安全剂量，降低治疗相关急性白血病的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