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是一种浆细胞疾病，恶性程度较高，主要表现为骨髓中浆细胞的恶性增殖和单克隆浆细胞异常增生。Treg细胞、MDSC等免疫抑制细胞可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严重障碍^[12]。虽然目前治疗MM的药物使患者的预后得到很大改善，但仍有部分患者面临复发难治，因此我们针对MM可能的新靶点——MDSC进行了相关总结。

在MM荷瘤小鼠模型中发现，与未荷瘤小鼠相比，MM荷瘤小鼠骨髓中Ly6Glow细胞的比例明显更多；并且MM来源的MDSC具有更高的免疫抑制活性，同时伴有更高的iNOS、Arg-1和IL-10的表达^[13]。C57BL/KaLwRil小鼠可自发发生骨髓瘤，将患有骨髓瘤的C57BL/KaLwRil小鼠体内的骨髓瘤细胞经尾静脉注入人同源小鼠体内后，可构建MM小鼠模型并出现与人MM类似的疾病表现^[14]。在具有同样免疫功能的BALB/c小鼠模型中（bcl-xl/c-myc转基因小鼠的肿瘤细胞经尾静脉注入到同源小鼠体内构建的MM小鼠模型），MM细胞接种后第1周，骨髓中的MDSC（CD11b⁺ Gr1⁺）数量明显增加，并且M-MDSC和G-MDSC亚群均有类似的升高^[15]。以上结果提示在MM荷瘤小鼠体内更易出现MDSC的积累，并且骨髓不仅是MM细胞驻足的部位，也是产生MDSC的部位，这或许也是骨髓促进早期MDSC转化和积累的原因之一。

相关的临床试验也进一步证实，MM患者外周血中的M-MDSC（CD14⁺ HLA-DR^low/-）数量要比在健康人中明显增高。进一步还发现M-MDSC水平与MM复发呈正相关，与治疗反应的情况呈负相关^[16]。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MM患者中不仅存在MDSC的积累，Arg-1、iNOS、ROS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的表达也相继升高，并且PMN-MDSC中Arg-1表达与MM的进展呈正相关^[17]。此外，MDSC和MM细胞可以相互作用和影响，其中MM细胞可通过间充质基质细胞诱导MDSC生成，而MDSC在微环境中为肿瘤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16,17,18]。

淋巴瘤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主要分为霍奇金淋巴瘤（HL）和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根据其不同的分型，可选用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等不同的治疗方案。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肿瘤微环境中存在的Treg细胞、MDSC等会使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下降，减弱这些治疗方法的作用^[19]。

因此，为了检测MDSC是否可影响淋巴瘤的免疫环境，Serafini等^[20]将小鼠A20B淋巴瘤模型中的CD45.2⁺ A20-HA-GFP肿瘤细胞静脉注射到BALB/C小鼠体内，28 d后发现该细胞群（CD45.2^-/GFP⁺）高表达CD11b，低表达MHCⅠ类、Ⅱ类分子，同时F4/80、Gr1以及IL-4Rα也有表达，并发现该细胞的表型与小鼠实体瘤模型中MDSC表型一致，另外从功能上也证实了该细胞群就是MDSC，进一步在该肿瘤模型中还发现MDSC可抑制CD8⁺ T细胞增殖和促进Treg细胞的扩增。

在临床研究中，Azzaoui等^[21]通过分析新诊断的66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发现，DLBCL患者的PMN-MDSC和M-MDSC数量比健康对照组多。此外，高表达的M-MDSC仅在高危患者中发现，而在低危患者并未发现；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些患者中IL-10、S100A12和CD274/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基因和蛋白表达都增加，因此MDSC的抑制作用有可能是由于IL-10和S100A12的释放以及PD-L1的表达增加所致。Khalifa等^[22]对40例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B-NHL）患者的研究同样也证实这一观点，并且从这些患者身上移除M-MDSC后，IL-10等因子表达降低，患者体内的T细胞恢复增殖。在一项针对HL患者的研究中发现HL患者中MDSC各亚群数量高于健康人，并且患者经化疗病情缓解后，CD34⁺ MDSC、M-MDSC和G-MDSC数量均降低^[23]。Zhang等^[24]通过检测32例结外自然杀伤/T细胞淋巴瘤/与肠病相关的T细胞淋巴瘤（ENKL/EATL）患者的MDSC的功能及其临床意义时发现，ENKL/EATL患者的外周血中CD33⁺ CD11b⁺ HLA-DR^- MDSC的比例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MDSC除了伴随Arg-1和iNOS表达增加外，还可以促进Th17细胞产生IL-17，IL-17又可以反过来促进MDSC发挥免疫抑制作用。除了在外周循环中发现的MDSC，Bontkes等^[25]还在十二指肠中发现了G-MDSC（CD11b⁺ CD15⁺ CD33^int），这群细胞EATL及其前体病变有关，G-MDSC可能通过抑制T细胞抗肿瘤免疫反应而促进EATL的发展。但在NHL的其他亚型中，如套细胞淋巴瘤或滤泡性淋巴瘤，未发现有关MDSC作用的研究。

白血病是血液系统的恶性疾病，可导致未分化和未成熟的白细胞过量产生，这些白细胞在骨髓、循环系统和髓外部位的功能均存在异常^[26]。白血病细胞和MDSC均起源于骨髓，拥有共有的解剖学起源。Pyzer等^[27]将TIB-49细胞株经尾静脉注入到C57BL/6小鼠体内后，构建了急性白血病的小鼠模型，发现这些小鼠的骨髓和脾脏中CD11b⁺ Gr1⁺ MDSC的比例和数量均明显高于健康小鼠。接下来，在进一步的临床研究中发现，与健康供体相比，AML患者的外周血和骨髓中存在着大量的eMDSC（CD11b⁺ HLA-DR^- CD33⁺ Lin^-）；此外，Wang等^[28]发现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的MDSC上高表达了T细胞活化的V域Ig抑制剂（VISTA），它是一种可以介导肿瘤免疫逃逸的负调节剂，研究者利用特异性siRNA沉默VISTA后，减弱了AML中MDSC对CD8⁺ T细胞的抑制作用。另在一项针对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的研究中发现，与健康者相比，B-ALL患者的外周血和骨髓中存在G-MDSC（HLA-DR^-/low CD11b⁺ CD33^int/high），并且这群G-MDSC与B-ALL的治疗反应（如微小残留等）呈正相关^[29]。在针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研究中发现，APL患者体内的白细胞可激活ILC2，促使其分泌IL-13，而IL-13又可诱导M-MDSC（CD33⁺ CD14⁺ HLA-DR^-）的产生并促进白血病生长，两者相互影响，而经全反式维甲酸（ATRA）治疗的APL患者，ATRA可有效逆转ILC2的活化，进而减少MDSC的产生^[30]。在一项针对CML的研究中，Giallongo等^[31]指出，与健康供体相比，CML患者中的MDSC（CD11b⁺ CD33⁺ CD14^- HLA-DR^-）数量明显增加，经伊马替尼化疗后，发现CML患者中MDSC的数量可逐渐降至正常水平，且患者的治疗效果更好。

MDS是一组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的异质性髓系克隆性疾病，可表现为髓细胞分化和发育异常，进而导致无效造血、血细胞减少，甚至恶性程度进一步增高。另外，MDS被认为是急性白血病多步发病机制中的白血病前状态，其大部分可转化为急性白血病。

在针对MDS的研究中，Kittang等^[32]检测了42例新诊断的MDS患者的外周血和骨髓样本中MDSC的数量和功能，发现极低/低风险患者的MDSC数量明显低于高/非常高风险的患者，而且MDSC还能通过产生IL-10、TGF-β、Arg-1等，抑制T细胞的产生，并诱导Treg细胞的生成。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在高危MDS患者中，Treg细胞的数量和MDSC的数量呈正相关；进一步研究MDS患者中MDSC表面的骨髓归巢趋化因子受体发现：来自MDS患者的MDSC可促进趋化因子CXCR4和CX3CR1的表达，而这些趋化因子均有助于MDSC向骨髓的迁移；因此，MDSC可调节Treg细胞在MDS体内的扩增，并且MDSC的作用在低风险和高风险MDS中是不同的^[32]。Jiang等^[33]研究也表明，与健康供体相比，MDS患者骨髓和外周血中的MDSC（Lin^- HLA-DR^- CD33⁺）数量增加，并且MDSC与MDS中的CD34⁺细胞的数量及乳酸脱氢酶的比例呈正相关，这可能表示MDSC与患者的肿瘤负荷有一定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