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ITL)是一种起源于滤泡辅助T细胞(TFH)的侵袭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是仅次于PTCL-非特指型(PTCL-NOS)发病率最高的PTCL。AITL临床病理诊断困难,易误诊漏诊,预后差。现对AITL的发病机制、临床特征、病理特征和治疗进展进行综述,为临床诊治该疾病提供合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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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ITL)是一种起源于滤泡辅助T细胞(TFH)的、以严重炎性反应和免疫反应为特征的侵袭性淋巴瘤,其临床病理诊断困难,易误诊漏诊,侵袭性强,预后差。文章对AITL的发病机制、临床特征、病理特征和治疗进展进行综述,为临床诊治该疾病提供合理依据。
AITL仅占所有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的1%~2%,但在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中占比并不少,发病率仅次于PTCL-非特指型(NOS)[1]。AITL好发于老年人,平均年龄62~67岁,无明显的性别倾向。AITL常表现为以免疫失调和免疫缺陷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首发症状表现为全身淋巴结肿大,伴随出现B症状(如发热、盗汗、体质量明显降低)、肝脾大,常可见骨髓浸润。部分患者可出现皮疹、胸腔和腹腔积液、关节痛、关节炎等。患者也常因免疫失调合并感染。实验室检查方面,自身免疫抗体试验常提示阳性,如类风湿因子(RF)、抗平滑肌免疫抗体、冷凝集试验等。血清蛋白电泳常提示高丙种球蛋白血症。其他异常可见贫血、嗜酸粒细胞增多、血清乳酸脱氢酶水平升高和β2-微球蛋白升高等。AITL临床表现多样,不易确诊,超过80%的患者诊断即晚期,且疾病进展快,预后较差,5年总生存(OS)率仅32%~41%,5年无进展生存(PFS)率18%~38%,5年无事件生存(EFS)率仅18%[2]。国际预后指数(IPI)及PIAI评分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于指导AITL预后[3]。
AITL确切病因或危险因素目前尚不清楚,可能与人疱疹病毒(如人类疱疹病毒6和人类疱疹病毒8)、人免疫缺陷病毒以及细菌、真菌等感染相关,但病毒细菌感染也可能是潜在免疫缺陷且细胞毒性活性降低的AITL患者免疫失调导致的结果。对比其他外周T细胞淋巴瘤,既往研究发现EB病毒(EBV)阳性B细胞存在于97%的AITL肿瘤中[4],这些浸润性B细胞的肿瘤可能表现为单克隆免疫球蛋白基因重排,随后可能进展为EBV阳性或少数EBV阴性B细胞淋巴瘤。目前已有多个AITL合并EBV阳性B细胞淋巴瘤的个案报道[5],EBV阳性B细胞在AITL的早期阶段就可被检测到,因此其也可能参与了AITL的发生、发展。
在遗传学上,AITL肿瘤细胞来源于滤泡辅助T细胞(Tfh)。因此其来源解释了AITL独特的临床病理特征:(1)恶性Tfh细胞占比少,背景细胞复杂,混杂大量免疫细胞、B细胞、浆细胞、组织细胞和上皮细胞等,干扰对肿瘤细胞的识别;(2)约80%的AITL淋巴结结构完全破坏[6];(3)高内皮微静脉组成的树枝状血管增生明显;(4)透明细胞积聚是AITL的典型形态学特征;(5)90%以上患者可见滤泡树突状细胞增生;(6)偶可见Reed-Sternberg细胞样大细胞,表达B细胞表型,呈EBV阳性;(7)免疫组织化学:100%患者CD3阳性,90%~95% CD4阳性,85%以上CD5阳性,50%~70% CD7阴性;表达Tfh细胞特征性标志物[CXCL13、CD279、CD10、bcl-6及可诱导共刺激分子(ICOS)][7]。另外,约20%的患者CD30阳性,可作为治疗的靶点;(8)基因检测可检测到T细胞受体(TCR)基因克隆性重排和EBER阳性。总之,AITL病理特征复杂,肿瘤细胞不易识别,诊断难度大。高通量测序还发现AITL存在多种体细胞突变,包括Ras同源基因家族成员A(RHOA)突变、表观遗传因子突变和TCR相关基因突变等。尽管AITL突变众多,但迄今为止,未能证明这些突变足以推动淋巴瘤发生,也尚未发现特异性很强的治疗相关靶点[1]。
目前,指南推荐首选一线化疗方案有CHOP(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CHOEP(CHOP方案+依托泊苷)和剂量调整EPOCH(依托泊苷+泼尼松+长春新碱+环磷酰胺+多柔比星)方案。而对于老年患者或并发症严重的患者,指南建议可考虑使用低剂量化疗或免疫抑制剂治疗或单药皮质类固醇激素治疗。CHOP方案是最常用的一线化疗方案,但对于AITL,其预后并不容乐观。研究表明CHOP方案治疗的客观缓解率(ORR)可达90%,但5年OS率仅为36%[2]。因此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一线强化方案及一线其他组合方案的探索。回顾性对照研究强化化疗方案(Hyper-CVAD)对比CHOP方案,发现并未明显提高3年OS率(56%比62%)[8]。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发现,与CHOP方案治疗侵袭性淋巴瘤组比较,CHOEP方案组有更高的完全缓解(CR)率(88%比79%,P=0.003),5年EFS率更高(69%比58%,P=0.004),但是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但亚组分析提示对于年轻患者,CHOEP方案是良好的一线替代方案。一项Ⅱ期多中心临床研究显示,在AITL中,剂量调整EPOCH方案ORR为78%,CR率可达61%,2年PFS率和OS率分别为55.2%和88.2%[10]。另外,国内开展的一项前瞻性临床研究亚组分析显示,在AITL中,GDPT组(吉西他滨+顺铂+地塞米松+沙度利胺)CR率高于CHOP组(54.5%比33.3%),但GDPT方案作为AITL的一线治疗方案的长期生存情况并不明确,还需要进一步观察[11]。另外,基于AITL存在大量CD20阳性的背景B细胞群,临床试验还探索了利妥昔单抗联合CHOP方案的疗效。这项研究表明,虽然R-CHOP方案组患者ORR高达80%,但其2年PFS率(42%)和OS率(62%)对比单独使用CHOP方案化疗的生存数据并无更多获益[12]。还有其他一线组合化疗方案也并未取得阳性结果,如VIP-rABVD(依托泊苷、异环磷酰胺、顺铂与博莱霉素、长春新碱、达卡巴嗪交替使用)方案、PEGS(顺铂、依托泊苷、吉西他滨和泼尼松)方案、GEM-P(吉西他滨、依托泊苷、顺铂)方案等。
AITL传统化疗的总体疗效有限,为了获得长期CR,可接受大剂量化疗(HDT)-自体干细胞移植(ASCT)巩固治疗,且优于挽救治疗后接受HDT-ASCR。一项大样本回顾性分析显示,对于首次治疗达CR的AITL患者,接受HDT-ASCR后,2年和4年OS率分别为81%和78%,长期生存明显优于初治未达到CR或部分缓解(PR)的患者。推荐诱导方案仍是CHOP方案[13]。前瞻性NLG-T-01研究发现初诊AITL患者在CHOEP方案诱导化疗达CR或PR后行HDT-ASCT,5年OS率和PFS率分别为52%和49%,也能明显改善PFS和OS[14]。研究显示一线CR后进行HDT-ASCR患者的5年OS率优于二线缓解后接受HDT-ASCR(80%比45%,P=0.007)。对于AITL,为了更好评估一线HDT-ASCR巩固治疗的效果,仍然需要进行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和长期随访。另外,鉴于患者达到CR后,仍有部分患者在治疗2年后复发,目前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对AITL初治缓解的患者继续维持治疗,如口服药物来那度胺,但目前对其的认识大多数来源于病例报道[15],维持治疗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新药在AITL一线治疗上也有探索。CHOP方案联合硼替佐米治疗Ⅲ~Ⅳ期PTCL的一项Ⅱ期临床试验亚组分析显示,AITL的ORR为87.5%,CR率为75.0%,具有较好的短期疗效[16]。一项多中心Ⅱ期试验亚组分析显示,地尼白介素联合CHOP方案治疗AITL的CR率高达90%[17]。罗米地辛联合CHOP方案治疗PTCL的ⅠB/Ⅱ期试验已验证了其安全性和耐受性[18]。这些新药作为AITL一线方案可替代方案的随机对照Ⅲ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长期生存情况有待进一步观察。另外,一项Ⅱ期研究显示,CHOP方案联合阿伦单抗一线治疗ORR可达80%,CR率达65%[19]。随后,以年龄61~81岁PTCL患者作为研究对象(AITL占41%)的ACT-2Ⅲ期研究最新结果显示,CHOP方案联合阿伦单抗CR率(60%比43%)和ORR(72%比66%)均高于CHOP组,但3年PFS率(28%比29%)和OS率(37%比5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0]。普拉曲沙联合化疗作为一线方案治疗AITL的Ⅱ期试验显示,其CR率仅25%,2年PFS率仅25%,2年OS率50%[21]。对于CD30阳性PTCL,ECHELON-2试验显示[22],对比CHOP组,维布妥昔单抗联合CHP方案(环磷酰胺+多柔比星+泼尼松)可明显延长中位PFS时间(48.2个月比20.8个月)和OS率(P=0.0244),且不增加不良反应。在AITL亚组中两组生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因病例数仅54例,此方案是否可以改善CD30阳性AITL预后仍需进一步确定。
对于复发难治AITL,指南建议首选参加临床试验。若无合适临床试验,建议全身治疗联合干细胞移植。研究显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可提供更可靠的长期缓解机会,AITL的1年PFS率和OS率分别为62%和66%,3年PFS率和OS率分别为53%和64%[23]。具体的治疗方案要考虑治疗目标为治愈还是姑息,是否进行allo-HSCT巩固治疗。因此对于预估肿瘤可得到有效控制的AITL,推荐全身治疗后联合allo-HSCT巩固治疗。若患者高龄、不能耐受化疗或者缺乏供体的情况下,应首先考虑单一全身治疗或姑息放疗。对于预期进行allo-HSCT的患者,首选能快速诱导疾病缓解的方案,可考虑ICE(异环磷酰胺、卡铂和依托泊苷)方案或GDP(吉西他滨、地塞米松和顺铂)方案,但生存获益并不高。目前,多个研究报道了单一新药治疗复发难治AITL的初步疗效。Ⅱ期临床研究显示,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HDACi)罗米地辛单药治疗复发难治AITL的ORR为30%(CR率仅为19%)[24]。贝利司他单药ORR为45.5%[25]。我国自研HDACi西达苯胺治疗复发难治AITL,ORR可达50%[26]。因此,HDACi单药被纳入美国国立癌症综合网络(NCCN)指南作为复发难治AITL的治疗选择。此外,AITL中TET2突变频率极高,DNMT3A和IDH2突变也不少见,次甲基化剂(HMA)如5-氮杂胞苷和地西他滨可通过改变DNA高甲基化状态,发挥抗肿瘤作用。一项小样本研究观察到5-氮杂胞苷治疗12例患者,9例出现肿瘤缓解,其中6例达到CR[27]。苯达莫司汀治疗复发难治AITL,ORR为69%[28]。维布妥昔单抗单药治疗后ORR为54%,中位PFS时间为7个月[29]。接受普拉曲沙治疗ORR为8%[30]。免疫调节剂来那度胺治疗复发难治AITL的Ⅱ期多中心单臂临床试验提示,共26例患者,4例达到CR(15%),ORR为31%[31]。
另外,非交叉耐药的新药组合方案也在进一步探讨中,并观察到初步治疗反应。一项小样本ⅠB/ⅡA临床试验显示,复发难治AITL接受了组合方案(罗米地辛、卡非佐米联合来那度胺),ORR可达100%(4/5达到CR)[32],均高于PTCL其他类型缓解率。5-氮杂胞苷联合罗米地辛治疗复发难治NHL的多中心Ⅰ期临床试验中,3例复发难治AITL患者均观察到肿瘤缩小[33]。
AITL目前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其临床病理特征复杂多样,侵袭性强,治疗效果欠佳,在诊断及治疗上存在巨大挑战。但是,随着病理和分子谱分析快速进展,加上新型药物如HDACi、去甲基化药物、抗CD30靶向治疗等不断加入,未来更具个性化的治疗策略将极大地改善AITL患者预后。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