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大量研究均显示高龄是新冠病毒感染预后不良的重要危险因素，与住院死亡独立相关^[2,3]。我国截至2月11日的分析显示，60岁以上死亡数占总病例数的81.04%，≥80岁老年人病死率最高（14.8％）^[6]。Robert等人基于模型估计≥60岁组的病死率（6.4%）明显高于<60岁组（0.32%），≥80岁组病死率高达13.4%、住院比例高达18.4%，而且住院比例和感染死亡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7]。同样，在美国2020年2月12日至3月16日的数据中，80％的死亡发生在≥85岁的老年人中（病死率：10%~27%）^[8]。此前，高龄也被报道为SARS和MERS死亡的重要独立预测因素^[9,10]。国内外养老院和其他长期护理机构曾多次暴发疫情^[11,12,13]，此类场所人员密集、与外界接触频繁，一旦出现病例，可广泛传播。加上老年人多伴有基础疾病，免疫能力弱，易产生不良结局。

多项研究表明，各年龄段，男性比女性更可能住院、入住ICU和死亡^[4,14,15]。我国基于44 672例确诊病例分析显示，男性病死率为2.8%,女性为1.7%^[16]。欧盟CDC的数据显示，住院、ICU或需呼吸支持、死亡的病例中男性病例较女性多，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2、2.1和1.4^[17]。既往有关MERS和SARS相关研究中也发现男性是死亡的危险因素^[18,19]，可能与男性和女性在吸烟行为、免疫和内分泌系统方面存在的差异有关^{[20,21,22,23]}。男性吸烟者居多^[22]，吸烟会引起多种健康问题，削弱人体的免疫力和肺功能^[24]。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ACE2）受体在男性体内的浓度也更高^[23]，而新冠病毒主要通过与ACE2结合进入细胞^[25]，女性免疫系统抵御病毒能力更强^[20,21]等，均导致临床结局的性别差异。

大量研究表明，各年龄段患有某些基础疾病的人群感染新冠病毒后重症的风险均较高^{[2,3,5,26,27]}。高血压、糖尿病是住院患者最常见的合并症^[2,3,5]。有高血压的新冠肺炎患者患重症的风险可能会增加，全球高血压患病率较高，而且长期的高血压患者因存在多种并发症，感染新冠病毒后重症风险较高，应进一步研究不同程度的高血压与疾病严重程度的关联。但目前证据尚不清楚仅患高血压是否为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未来的调查应阐明这一问题。糖尿病此前已被确定为影响SARS、H1N1和MERS重症和死亡的主要因素^[28,29,30]。迄今为止的临床观察表明，糖尿病与增加新冠肺炎严重程度和死亡风险相关。糖尿病或血糖控制不良的患者，患新冠肺炎重症和死亡风险比血糖正常患者和非糖尿病患者高^[31,32]，而维持血糖变化范围在3.9~10.0 mmol/L，死亡风险将大大降低^[33]。另一方面，有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可使健康人患糖尿病或使既往糖尿病患者出现严重代谢并发症^[34,35]。病毒通过入侵胰岛组织直接或间接损伤胰岛β细胞、加重免疫功能失调、炎症风暴和内分泌失衡等对血糖产生不良影响^[36,37]，但目前新冠病毒影响葡萄糖代谢的确切机制、新冠肺炎患者中新发糖尿病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和转归等问题仍不清楚，需进一步研究。肥胖可通过引发呼吸系统功能障碍、增加基础疾病风险和影响代谢等机制，增加新冠肺炎患者的重症风险^[27]。研究显示，新冠肺炎严重程度随着体重指数（BMI）的增加而增加，BMI≥35 kg/m²与有创机械通气风险增加相关^[38]，超重及肥胖患者患重症肺炎的风险分别是正常体重的1.84倍和3.4倍^[39]，但是肥胖与新冠肺炎联系的确切机制及肥胖对儿童新冠病毒感染或疾病进展的影响尚不清楚，未来应多关注。

研究发现，遗传因素与新冠病毒感染后的疾病进展相关，如ACE2基因、ABO血型等。人群中ACE2具有高度遗传多态性，有助于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人群中，新冠病毒的临床发展进程存在的差异^[40,41]。此外，多国研究人员对意大利和西班牙1 980名新冠重症患者和2 381名对照组人群进行了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发现A型血相对其他血型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呼吸衰竭的风险更高，而O型血出现呼吸衰竭的风险相对较低。研究人员解释可能与不同血型人群的N-聚糖中和抗体差异、基因变异等因素有关^[42]。美国和伊朗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43,44]。未来有必要对更大规模的数据进行跟踪研究，以探究遗传因素如何影响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其潜在的病理生理机制。

新冠肺炎的临床结局受医疗水平和经济条件的影响较大。在中国，暴发早期阶段的病死率较高（12月31日前为14.4％），2月1日—2月11日降至0.8％^[16]。湖北省粗病死率为5.91%，湖北以外为0.98%^[45]。武汉及湖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医疗系统崩溃，暂时性的疾病负担超出了医疗机构的能力，病例数激增给医疗系统带来压力，医疗系统过载可导致更多的死亡。而湖北以外地区疫情发生较晚，病例识别能力随着经验累积有所提升，病例发现和救治更加及时。在缺乏药物干预措施（包括疫苗、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下，加强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和提升医疗系统救治能力对降低患者病死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职业、生活条件、健康相关行为和基础病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46]。研究发现与白人族裔相比，黑人、南亚和混合族裔新冠肺炎死亡风险增加了43%~48%，其原因与较高的基础疾病患病率和贫困有关，而且贫困程度越高，风险增加的趋势越明显^[47]。对流感的研究也发现，疾病流行时，贫困和不平等可能会增加住院率和相关并发症的发生^[48]。有关新冠肺炎社会经济地位的研究较少，有研究显示，与轻型患者相比，重症患者中农民工人和退休人员占比较高^[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