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针灸学讲义》与《针灸甲乙经》对比，围绕针灸教科书的特点进行分析。教科书的主要特点是教诲性，建国后第1版国定针灸教科书，符合"既全面又简明"的要求。教科书的编写是不断完善的过程，通过梳理《针灸学讲义》总结以教科书为文本的针灸理论特征，为编写教科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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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学讲义》出版于1961年，是建国后第1本面向中医药院校的针灸教科书，至2012年新世纪第2版教科书出版共有9个版本，从体例、内容方面不断演进，但其基本体系框架延续至今。《针灸甲乙经》用于教科书始于唐代，后流传至朝鲜、日本。"教科书是读者最多、最特殊，又最被读者信任甚至依赖、最耗费读者精力和时间、对读者影响最深远的文本"[1]。《针灸学讲义》作为针灸知识扩散的代表性载体，在针灸知识传播方面有重要作用，且形成"教科书语言"。本文主要从内容切入，比较2套教材的针灸基础知识表达顺序、针灸基础知识的表述方式与内容，选取有代表性的概念比较异同。
教材内容包括教材目标确定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训练内容、智能训练内容、品德教育内容[2]。针灸教科书对针灸知识的安排则主要包含了前两者。
《针灸甲乙经》(以下简称《甲乙经》)，全书12卷，128篇[3]。从内容看，其顺序安排分为2大类：将散见于《素问》《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内容编排成卷一至卷六的"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针灸学基本知识"和卷七至卷十二的"临床治疗"。卷一论述人体生理功能，卷二论述经脉，卷三论述俞穴主治，卷四论述诊法，卷五论述针道，卷六论述生理与病理，卷七至卷十二包括内、外、妇、儿等科，重点为内科。《针灸学讲义》 (以下简称《讲义》)[4]，是由原卫生部指定编写的第一套18种中医教材之一[5]，当时教科书的编者面对来自苏联与本国不同力量的影响，基于当时的教科书选用背景，出版了第一套"国定"针灸教科书。出版说明中提到，该教材除取材于四部古典医籍和历代名著的基本内容之外，用现代语言尽可能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医药学知识……务求"既全面又简明"的基本要求。
作为系列教科书，1961版《讲义》尽量避免与其他学科内容发生交叉，关于中医基本理论的部分未重复出现。《甲乙经》与《讲义》的相同点：①《灵枢•禁服》有关于十一经脉的论述[6]，但2本教材均采用了"十二经脉"体系。②治疗方法上针、灸并重，并具体论述了针刺、施灸的宜忌；③均重视治疗，尤其注重内科，其次为外科、妇科、儿科。
《甲乙经》与《讲义》的不同点在于二者对意识形态的反映和知识的安排方式。①意识形态不同：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始于事物分类。所以《甲乙经》在"序"中提到"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中国古代学术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学术朝家学的方向发展，形成与现代知识体系不同的发展模式；由于人在古代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知识阐释往往以天人合一为起点，直接影响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体现的载体，官修本《甲乙经》体现了这一特点。现代教材对意识形态的反映不同以往。19世纪末以后，出版了现代教材，宏观背景下，教材的编写及现代化历程与中国被动的现代化历程是同步。换句话说，教材的改变是中国应对西方情势所作的相应对策。日本在针灸现代教材方面起步较早，影响国内针灸教科书的编纂形式、内容，鉴于当时以"没有教材"为名"废止中医"，教科书的编写则是对此政策的回应，当时的意识形态也清晰地反映于教科书中，学术界的"中医科学化"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地贯彻下去，其中教科书的编写是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②知识逻辑结构不同：《甲乙经》成书于晋代，知识排列方式依据中国古代文献逻辑的排列方式，首先是完全与自然语言相结合，而不是形式化、公理化的系统。采用的知识排列方式符合当时"义疏"体，即对《黄帝内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解释，可能也包括注在内，如卷七以后的治疗部分"刘静受病发伤寒热病第一"，先示以《黄帝内经》原文"黄帝问曰：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肝热病者，小便先黄……刺足厥阴、少阳"。《讲义》按照针灸知识的内在逻辑顺序进行组织。考虑了学术研究的需要，采用公认的观点，固守本学科的范围，按照一定的纲目系统排列针灸内容。对针灸基础知识的介绍，是"系统式"呈现方式，即编排按照知识体系本身的规律，呈严密、层级式的知识内容和体系，学生通过学习，可对针灸知识形成一个比较明晰的知识脉络和框架。
《讲义》作为教科书，在教学大纲的要求下选取素材，按照针灸知识的内在逻辑顺序进行编排，主要特点是"教诲性"，因此针灸理论、概念的表述均围绕这个特点构成具有特色的"课本话语"系统，在国家指定教科书背景下，不"符合"这套语言的叙述，即成为"非主流"，符合这套系统的叙述成为了"主流"。但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教科书的特殊性，使主流文化合理化的过程也成为不断变化、不断完善的过程。
教科书要完整表达针灸学科的知识，又要依据教学大纲，不与其他学科内容交叉。因此，《讲义》省略了基础理论部分。1961年出版的《讲义》，从"经穴学"经过"刺灸法"到"治疗"，针灸知识体系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知识点层层推进，便于学生形成针灸知识的整体构架。①神"的取舍：《甲乙经》开篇为"精神五脏论"，论述了神对针刺治疗的意义，以及神与五脏的关系。明确针刺治病的原则——以患者的神为根本。随后论述了"伤神"产生的五脏虚实变化。在正式叙述理论基础前，强调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地位，突出了治疗重点在于"治神"。《讲义》从实用角度讲，经穴是针灸疗法的主要部分，所以开篇直接介绍了经络的定义、输穴的定义，以及经穴学的内容。建国初期，政府采用"中医科学化"政策，注重"临床使用"。但由于对专著的接受程度有限，国定教材对理论的叙述方式占据了重要地位，且发行量巨大，对针灸知识的传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来讲，理论被大幅度删减，缺少理论的支持与铺垫，支撑针灸的一些基本理论被割裂、淡化，"神"对针刺治疗的重要意义就是一例。②十二经脉理论的表述方式：《甲乙经》采用的是分部依线法，划分了头、面、项、胸、腹、四肢等35条线路，详细记述了各穴部位、针刺深度、灸的壮数。《讲义》也采纳了十二经脉理论，提纲契领地将经络做了定义化描述，经的内涵是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络的内涵是十五别络、三百六十五络、孙络。唯独十二皮部没有出现。在国定教科书正式出版之前，未将十二皮部纳入经络的内涵，如1957年江苏省中医学校编著的《针灸学》[7]。在《讲义》正式出版后，1961年原上海中医学院编著的针灸学分化教材之一"经络学说"[8]，将"经络"分为"主体"与"连属"，此处将"十二皮部"与"十二经筋"并列一起。考察《讲义》中对经络的定义"经络是人体营卫气血的运行路径"，是一种特定的教科书语言，这种系统式呈现的阐述方式，是为了呈现一种严密、层级式的知识内容和体系，学生学习后能够形成比较明晰的知识脉络和框架。在《甲乙经》中，对十二经的阐述为随文式呈现，应用十二经水的比喻，注重知识与语言实践的关联，使学生在语言实践中领会知识。十二皮部在《讲义》中的缺失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根据经络的定义，认为十二皮部是经络概念的外延，因此省略；二是依据"简明"的编写原则，主要叙述经络主干，便于掌握和利用，对于"细枝末节"理论采取了从略方式。但"十二皮部"是指导临床十分重要的理论，因此，1964年第2版教科书将"十二皮部"纳入经络体系[9]。十二皮部的变化，反映了在"教科书语言"体系下，教科书的特殊性，教科书的完善是一个永久的过程。
《讲义》上篇最后一章单独列出"要穴的意义"，包括"五腧穴""原穴""络穴"等，强调这9类要穴有特殊治疗意义，将基础理论中省略的要点在此强调，虽然缺少理论支持，但符合教科书"即全面又简明"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五腧穴"在第2版教科书改为"五输穴"。"俞"《说文解字》[10]训为"空中木为舟也"。"输"《说文解字》训为"托人转运"。选字体现了教科书编者对经络的认识演变。如"合穴"与"下合穴"，《讲义》中合穴的定义位"合字又相应的含义，说明合穴与内府有关而得名"。概念源于《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荥输治外经，合治内府"。第2版教科书定义为"下合穴"沿用至今，解释为"下，指下肢而言，合，有汇合的含义，下合穴乃六腑相合于下肢阳经的输穴[11]"。"下合穴"的解释举此一例，说明教科书的影响深远。
教科书是学校用以教学、考核学生的根本，对科学或学术任何分支的阐述文稿和被确认为权威的著作。"教科书作为国家意志、民族文化、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最直接的载体"[1]。针灸理论以教科书为载体，经过编写者的解读，理论语言逐渐适应了"教科书"的语言体系。优势在于，对于针灸知识的体现，更加逻辑化。那是否所有概念、术语，都要用现代语言解读；对基础理论的简化处理，是否是造成理论与实践分离的原因。有关基础理论的取舍，在针对中医本科这样一个庞大的学生体系时，有必要重新审视。经典针灸理论源于《黄帝内经》《难经》，《甲乙经》作为基于古汉语的针灸教科书，与基于现代汉语的《讲义》主要存在语言的不同。语言对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均有直接影响，那么以现代语言体现的针灸术语，能否充分阐释经典针灸理论值得深入研究。《讲义》作为第一套中医教材中的一册，与其他各册教科书组成一个整体，具有共性及共同的演变规律，体现了社会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反映了针灸知识现状。从这个角度讲，《讲义》对针灸理论的表达是清晰明确的，能切实指导临床实践，因为教科书对学习者的影响是深刻并且广泛的。《甲乙经》与《讲义》还有很多理论表达方式的差别，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现。对建国后针灸教科书的梳理，将对今后教科书的编写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