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风险感知、防护认知以及权威信任的视角探讨影响公众防护行为的关键环节,构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城市公众防护行为决策模型。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于2020年2月2日—2020年2月6日采用"问卷星"电子问卷收集系统对1 201名公众进行横断面资料收集。调查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新型冠状病毒公众防护行为决策量表。使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使用AMOS 23.0对风险感知、防护认知、权威信任度以及防护行为4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构建新型冠状病毒公众防护行为决策模型。
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好,风险感知对防护行为的直接效应为0.410,防护认知对防护行为的直接效应为0.070,权威信任度对防护行为的总效应为0.377。
我国公众防护行为依从性好,该模型可有效预测城市公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行为。
版权归中华医学会所有。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除非特别声明,本刊刊出的所有文章不代表中华医学会和本刊编委会的观点。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感染病例出现以来,我国确诊病例数持续增加,截至2020年3月12日24时,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 813例[1],这给我国公共卫生系统提出了巨大挑战[2]。防护行为指公众能够按照专家推荐意见采取积极防护措施的依从性,在医护人员积极救治患者的同时,公众的防护行为对于疫情的控制起着关键作用[3,4,5]。健康信念模型可影响公众的防护行为,Lindell和Perry[6]基于健康信念模型提出了防护行为决策模型(protective action decision model,PADM)。PADM是用于描述公众应对具有威胁性质的风险情境的重要理论框架,是一个多阶段模型,代表人们对环境危害和灾害的反应过程及决策结果,其将来自社会、环境的信息经过处理,同时传递给处于风险中的人。风险感知是对风险发生概率及后果的感知,权威信任度代表对社会主体的专业性、可信赖性和责任归因的感知,防护行为感知是指公众考虑采取应对行为的效益和成本。该理论描述了人们从各类信息渠道接收关于环境和社会因素的风险信息,信息与接收者特征促使人们心理活动的产生,首先对展露的风险信息关注、理解,然后引发风险感知、利益相关者感知和防护性行为感知,公众基于感知和行为决策制订并实施相应的风险应对行为[7]。PADM包括3个核心点,分别为风险感知、防护认知以及权威信任度,这3个关键点构成了如何应对迫在眉睫或长期威胁的决策基础[8]。此次COVID-19疫情是我国当下面对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基于已有的PADM,从风险感知、防护认知以及权威信任度的视角,探讨影响防护行为的关键环节,构建COVID-19城市公众防护行为决策模型,为加强公众的防护行为提供相应依据。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于2020年2月2日—2020年2月6日使用"问卷星"电子问卷收集系统在我国大陆地区进行资料收集。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在中国大陆地区生活;(3)对本研究知情同意,且问卷填写完整。研究对象的排除标准:(1)作答前后矛盾者:在电子问卷中前后分别设置了相似的作答题目,剔除前后作答不一致的研究对象;(2)作答时间<100 s的研究对象。本研究共收集问卷1 211份,根据排除标准剔除无效问卷10份,其中前后作答不一致者4份,作答时间<100 s者6份,有效问卷共1 201份。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要求。
(1)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自行设计,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所在地区、文化程度、是否患有COVID-19、是否接触过疑似或确诊的COVID-19、平时身体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等。(2)COVID-19公众防护行为决策量表。此量表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防护行为、风险感知、防护认知和权威信任度4个分量表。此4个分量表在条目池建立时,参考2013年我国爆发H7N9禽流感病毒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后Wang等[9]使用的量表,并由研究小组成员进行讨论后确定具体条目池。使用Likert 5级计分法对每个分量表的分数进行统计,得分越高,表示该分量表所代表的内容程度越高。防护行为量表共11个条目,总分5~55分;风险感知量表共7个条目,总分7~35分;防护认知量表共5个条目,总分5~25分;权威信任度量表共4个条目,总分4~20分。其中防护认知量表的第2、3、4条采取反向计分法。该量表内容见表1,对各分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分量表的信效度良好,具体见表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防护行为决策量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防护行为决策量表
| 分量表 | 条目 |
|---|---|
| 防护行为(1=一点也不符合我的行为, 5=非常符合我的行为) | 1.我吃任何食物之前都要先洗手 |
| 2.我从外面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手 | |
| 3.我出门总是戴着口罩 | |
| 4.我在外面总是避免面对面和别人说话或有直接接触 | |
| 5.我使用消毒液或酒精对家里的地板或家具等进行消毒 | |
| 6.我除非购买必需品、扔垃圾等生活需要或工作需要,总是在家中自行隔离 | |
| 7.疫情发生后,我取消了探亲、和朋友的聚餐、逛街等活动 | |
| 8.疫情发生后,我不坐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出门 | |
| 9.我增加饮水量和蔬菜、水果、优质蛋白的摄入量,以预防疾病,提高我的免疫力 | |
| 10.我经常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勤洗手等防护措施 | |
| 11.我积极从网络、电视或医护人员朋友那里获取相关防护信息 | |
| 风险感知(1=一点也不可能,5=非常可能) | 1.若吃东西前不洗手,会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 |
| 2.若从外面回到家不洗手,会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 | |
| 3.出门不戴口罩会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 | |
| 4.和别人面对面交流或者接触,会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 | |
| 5.去人群密集的场所,会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 | |
| 6.乘坐公交车、出租车等,会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 | |
| 7.增加饮水量和蔬菜、水果、优质蛋白的摄入量,提高免疫力,会在多大程度上降低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 | |
| 防护认知(1=一点也不,5=非常可能) | 1.您认为遵从专家推荐的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您的健康? |
| 2.遵从专家推荐的建议,比如买口罩、消毒液等,使我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 |
| 3.减少聚会和探亲,是否会使您和亲朋好友之间的感情变淡? | |
| 4.我认为此次疫情耽误了我的工作和近期的收入 | |
| 5.我认为此次疫情对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和困扰 | |
| 权威信任度(1=一点也不,5=很大程度) | 1.您认为国家卫生部门/当地医疗机构/医疗专家们对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了解程度如何? |
| 2.您认为国家卫生部门/当地医疗机构/医疗专家们公布的疫情信息是否准确? | |
| 3.您认为国家卫生部门/当地医疗机构/医疗专家们推荐的防护措施是否正确? | |
| 4.您认为国家卫生部门/当地医疗机构/医疗专家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您的安全?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防护行为决策量表各分量表信效度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防护行为决策量表各分量表信效度
| 项目 | Cronbach's α系数 | 奇偶折半信度 | 内容效度(I-CVI) |
|---|---|---|---|
| 防护行为 | 0.800 | 0.715 | 0.885 |
| 风险感知 | 0.888 | 0.835 | 0.872 |
| 防护认知 | 0.802 | 0.801 | 0.846 |
| 权威信任度 | 0.835 | 0.814 | 0.810 |
使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使用频数和百分率(%)进行描述,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使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使用AMOS 23.0对问卷风险感知、防护认知、权威信任度以及防护行为4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构建COVID-19城市公众PADM,用最大似然法对初始模型进行拟合,采用路径系数分析对变量间关系进行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共收集有效资料1 201份,其中男性173名(14.4%),女性1 028名(85.6%);年龄(34.79±80.4)岁;居住地在城市1 136名(94.6%),农村65名(5.4%);已婚997名(83.0%),未婚188名(15.7%),离异16名(1.3%);文化程度:小学2名(0.2%),初中12名(1.0%),高中29名(2.4%),大学及以上1 158名(96.4%);患有COVID-19者4例(0.3%);接触过确诊或疑似COVID-19者30名(2.5%);平时身体健康者893名(74.4%),亚健康者286名(23.8%),疾病状态者22名(1.8%);家庭成员数目2人及以下者197名(16.4%),3~5人者837名(69.7%),6~8人者165名(13.7%),9人及以上者2名(0.2%)。不同一般资料研究对象的防护行为、风险感知、防护认知以及权威信任度得分,以及不同资料研究对象的防护行为得分比较见表3。不同年龄、性别、居住地、婚姻状况、平时身体健康状况的公众防护行为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不同一般资料公众的防护行为、风险感知、防护认知以及权威信任度得分(分,
±s)
不同一般资料公众的防护行为、风险感知、防护认知以及权威信任度得分(分,
±s)
| 项目 | 人数 | 防护行为得分 | F/t值 | P值 | 风险感知得分 | 防护认知得分 | 权威信任度得分 | |
|---|---|---|---|---|---|---|---|---|
| 年龄(岁) | ||||||||
| ≤25 | 105 | 50.76±5.68 | 7.008 | <0.001 | 31.64±4.26 | 20.31±3.05 | 17.30±2.81 | |
| 26~35 | 654 | 52.02±4.17 | 33.00±3.19 | 19.38±3.05 | 17.25±2.56 | |||
| 36~45 | 315 | 52.06±4.05 | 32.81±3.40 | 19.54±2.99 | 17.34±2.54 | |||
| 46~55 | 106 | 50.18±4.98 | 31.18±4.35 | 20.17±2.95 | 17.48±2.44 | |||
| ≥56 | 21 | 49.61±4.70 | 39.10±4.52 | 18.24±3.13 | 16.43±2.01 | |||
| 性别 | ||||||||
| 男 | 173 | 50.95±5.52 | -2.386 | 0.013 | 31.33±4.49 | 19.38±3.14 | 16.92±2.72 | |
| 女 | 1 028 | 51.85±4.19 | 32.84±3.33 | 19.58±3.03 | 17.34±2.52 | |||
| 居住地 | ||||||||
| 城市 | 1 136 | 51.82±4.30 | 3.313 | 0.001 | 32.69±3.50 | 19.49±3.06 | 17.33±2.52 | |
| 农村 | 65 | 49.96±5.92 | 31.46±4.29 | 20.65±2.40 | 16.43±3.05 | |||
| 婚姻状况 | ||||||||
| 已婚 | 997 | 51.86±4.18 | 5.301 | 0.005 | 32.77±3.43 | 19.48±3.06 | 17.29±2.54 | |
| 未婚 | 188 | 50.85±5.53 | 31.77±4.09 | 19.92±3.24 | 17.18±2.70 | |||
| 离异 | 16 | 53.37±2.39 | 33.31±3.07 | 19.81±2.76 | 17.88±1.78 | |||
| 文化程度 | ||||||||
| 小学 | 2 | 47.50±6.36 | 0.613 | 0.607 | 29.50±2.12 | 16.50±0.71 | 15.00±0.00 | |
| 初中 | 12 | 51.58±3.99 | 31.17±5.22 | 18.83±2.29 | 16.42±2.50 | |||
| 高中 | 29 | 51.72±4.08 | 32.21±3.44 | 20.14±2.42 | 18.07±2.19 | |||
| 大学及以上 | 1 158 | 51.73±4.43 | 32.65±3.54 | 19.55±3.06 | 17.28±2.56 | |||
| 患有新冠病毒肺炎 | ||||||||
| 是 | 4 | 50.00±8.12 | -0.781 | 0.436 | 33.50±3.00 | 17.25±4.79 | 17.75±2.22 | |
| 否 | 1 197 | 51.73±4.41 | 32.62±3.56 | 19.56±3.03 | 17.28±2.56 | |||
| 接触过确诊或疑似新冠病毒肺炎者 | ||||||||
| 是 | 30 | 50.67±4.94 | -1.323 | 0.186 | 32.43±4.46 | 18.30±3.35 | 17.33±2.25 | |
| 否 | 1 171 | 51.75±4.40 | 32.62±3.53 | 19.59±3.03 | 17.28±2.57 | |||
| 平时身体健康状况 | ||||||||
| 健康 | 893 | 52.05±3.99 | 11.354 | <0.001 | 32.68±3.55 | 19.00±3.12 | 17.36±2.32 | |
| 亚健康 | 286 | 50.86±5.37 | 32.44±3.62 | 18.83±3.04 | 16.55±2.73 | |||
| 疾病 | 22 | 49.32±5.14 | 32.50±3.00 | 19.80±3.00 | 17.52±2.46 | |||
| 家庭成员数目(人) | ||||||||
| ≤2 | 197 | 51.19±4.84 | 1.519 | 0.208 | 32.12±3.87 | 19.72±3.03 | 17.13±2.58 | |
| 3~5 | 837 | 51.84±4.34 | 32.73±3.48 | 19.66±3.00 | 17.38±2.52 | |||
| 6~8 | 165 | 51.72±4.29 | 32.67±3.46 | 18.87±3.16 | 16.99±2.67 | |||
| ≥9 | 2 | 55.00 | 29.00±8.49 | 17.00±7.07 | 16.50±4.95 | |||
各分量表中,防护行为量表满分55分,本研究中公众得分为(51.72±4.42)分,得分率为94.04%;风险感知量表满分35分,得分为(32.62±3.56)分,得分率为93.20%;防护认知量表满分25分,得分为(19.56±3.04)分,得分率为78.24%;权威信任度量表满20分,得分为(17.29±2.56)分,得分率为86.45%。在模型构建过程中,初始模型的路径分析显示,防护认知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08),所以删除这条路径,重新拟合。修正模型后,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权威信任度对防护行为的影响有3条,其中1条是直接效应,两条是间接效应,标准化直接效应=0.22,标准化间接效应=0.34×0.41+0.25×0.07=0.156 9,总效应=0.22+0.156 9≈0.377。风险感知对防护行为的直接效应为0.410,防护认知对防护行为的直接效应为0.070,具体见图1。各变量间关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近似误差平方根(RMSEA)<0.001,模型拟合良好,具体见表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城市公众防护行为决策路径分析参数(n=1 20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城市公众防护行为决策路径分析参数(n=1 201)
| 项目 |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 标准化回归系数 | 标准误 | t值 | P值 |
|---|---|---|---|---|---|
| 风险感知←权威信任度 | 0.479 | 0.341 | 0.038 | 12.725 | <0.001 |
| 防护认知←权威信任度 | 0.300 | 0.253 | 0.033 | 9.036 | <0.001 |
| 防护行为←权威信任度 | 0.388 | 0.222 | 0.046 | 8.469 | <0.001 |
| 防护行为←防护认知 | 0.108 | 0.074 | 0.036 | 2.985 | 0.003 |
| 防护行为←风险感知 | 0.508 | 0.414 | 0.032 | 15.875 | <0.001 |
注:近似误差平方根(RMSEA)<0.001,适配度指数(GFI)=1.000,调整后适配度指数(AGFI)=1.000,比较适配指数(CFI)=1.000,残差平方根(RMR)=0.025,标准拟合指数(NFI)=1.000,相对拟合指数(RFI)=0.999,增值适配指数(IFI)=1.001,非规范拟合指数(TLI)=1.009
我国公众对COVID-19风险感知强,防护行为依从性佳,权威信任度良好。本研究中公众防护行为得分率为94.04%,风险感知得分率为93.20%,防护认知量表得分率为78.24%,权威信任量表得分率为86.45%。其中防护行为、风险感知、权威信任度3个变量的得分均较高,尤其是防护行为和风险感知两者接近满分水平。防护行为作为控制疫情传播、主动保护易感人群的重要举措,是易感人群采取的主动防护措施与行为,对于控制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任何感染性疾病的有效控制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公众自我风险感知,同时,医护人员对公众的健康教育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0]。本研究结果说明我国公众在面对此次COVID-19疫情具有非常强的风险感知水平,对权威信任度良好,且采取了相应的积极防护行为,其原因可能包括以下两点:(1)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较强,传播途径多样,有一定的重症率和致死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公众对于疾病的恐惧和焦虑情绪[11];(2)国家在应对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采取了公开、透明、积极、有效的措施,这与我国2003年SARS疫情爆发以及之后的H7N9禽流感疫情爆发中积累的相关经验密切相关[12,13]。张利漫等[14]构建突发传染病护理应急管理体系,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传染病护理管理工作的需要,本研究结果也体现出我国在应对突发传染病的应急管理中积累的重要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权威信任度和风险感知对公众防护行为具有重要影响。风险感知是对风险发生概率及后果的感知,权威信任度代表对社会主体的专业性、可信赖性和责任归因的感知,防护行为感知是指公众考虑采取应对行为的效益和成本。本研究中,公众经过决策前的风险感知,进而遵循启发式和系统式的路径进行行为决策,制订相应的行为对策。本研究中构建的COVID-19城市公众防护行为决策模型显示,权威信任度对防护行为的影响系数为0.377,风险感知对防护行为的直接作用系数为0.410,此结果显示,国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做到了积极的风险沟通,争取了多部门之间的合作,注重公众知情权和公众的参与,赢得了公众的信任。风险沟通是在疫情发生阶段,政府和新闻媒体两家作为主要的合作方,及时向公众、社会和利益相关者以及相关部门通报、传达有关疾病的流行情况、个人感染风险、预防措施、政府的相应行动信息并回答公众有关的疑问及问题,使公众能及时认识到疾病风险、防治知识并采取适当行动[15,16]。其作为《国际卫生条例》指导公共卫生应对传染病威胁的一个核心能力之一,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和处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7]。由此可见,积极有效的风险沟通在增加权威信任度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为我国此次抗击疫情积累了宝贵经验。此外,本研究基于健康信念模型,其认为个体的健康信念影响健康行为,而健康信念包括对疾病严重性和易感性的认知[18]。健康信念的教育方式对个体的遵从行为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医护人员以及权威部门通过有效、便捷的健康教育方式,能够促进公众对于疾病严重性感知、易感性风险感知,这与本研究构建的COVID-19城市公众防护行为决策模型中风险感知对于公众的防护行为影响的结果具有一致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构建了COVID-19城市公众防护行为决策模型,从风险感知、防护认知、权威信任度几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各因素与防护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了权威信任度和风险感知对于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管理COVID-19疫情提供了数据支持与依据。但本研究仅为描述性研究,未实施相应的干预措施;其次,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城市居民,且多为女性,可能会影响该模型的推广;再次,未来需探究影响公众防护行为的其他因素,以进一步完善此模型。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