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体重加以一定的控制似乎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出于健康考虑、职业的需要（如对体重和体型有要求的运动员和演员），还是出于拥有良好体型的愿望（青少年尤其如此）^［1，2］。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体重控制行为都是健康的。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是指为限制体重而采取的有害身心健康的行为或措施^［1］。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对于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的界定不尽相同。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国内外青少年采用的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的状况、成因、危害以及应对方法进行综述，为进一步预防和减少我国青少年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提供科学依据。

1. 国外青少年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状况：对于青少年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的研究始于一些发达国家。该领域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是Neumark-Sztainer ^［1］牵头在明尼苏达开展的“青少年进食项目”。该项目入组了4 746个青少年，调查他们的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被研究者归类为不健康的体重控制行为包括（1）禁食；（2）吃很少的食物；（3）使用食物替代品（粉末或特殊饮料）；（4）不吃饭；（5）吸烟；被列为极端的体重控制行为包括（1）服用减肥药；（2）自诱导呕吐；（3）使用泻药；（4）使用利尿剂。结果 表明在过去的一年中有57%的女孩和33%的男孩会采用不健康的体重控制行为，有12%的女孩和5%的男孩会采用极端不健康的体重控制行为。研究者给新西兰青少年呈现常见体重管理策略供其选择，内容包括“超过一天禁食或不吃东西，每天忽略一顿或多顿饭，自诱导呕吐，吃减肥药或其他药片，抽烟等”。结果发现在过去的一年里，有15%的学生为了减肥而不吃饭，6%的学生禁食或不吃饭超过一天^［2］。在韩国的研究发现有6.2%的韩国青少年（女生8.9%，男生3.7%）会采用危害健康的体重控制行为^［3］。

2. 我国青少年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状况：我国目前也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来考察青少年的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研究者大多关注医学院校的女生。2016年何迎娇和张爱莲^［4］对山西某医科大学女生进行调查，发现不良体重控制行为（如服用减肥药、服用泻药、禁食、不吃肉等）的报告率为31.3%。高洪彩等^［5］对山东某医学院女生进行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诸如服用减肥药、饭后催吐、服用泻药、禁食等不良体重控制行为报告率为29.0%。吴萍等^［6］就长沙市某大专学校333名在校护生体重控制行为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在校护生中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如服用减肥药、自诱导呕吐、不吃主食、喝减肥茶等）报告率为25.5%；且有6.9%的受测对象采用两种以上不良体重控制行为。

另有一些研究是在普通青少年中展开的。在对上海市12~19岁20 651名在校青少年学生进行调查过程中，孙力菁等^［7］发现2.6%和1.4%的学生分别选择“长时间禁食”和“吃减肥药”来控制体重。此外，还有将近1%的学生使用了美容院的瘦身服务。蔡秋茂等^［8］调查了广东省21个地区的22 863名平均年龄为16.5岁的初中生、高中生、中职生和大学生的体重控制行为，发现35.7%的女生和19.8%的男生采取了诸如服用减肥药、自诱导呕吐、禁食和减少食物摄入等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且中学生组的形势较大学生组更为严峻。在另一个构成相似的天津市样本中，马洁等^［9］发现随着体重增加，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的情况更加严重。刘辉等^［10］考察了6 243名南京地区的普通中学生、职业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体重控制行为，发现有35.8%的学生报告有不良减肥行为，其中男生报告率为22.4%，女生为45.6%。这个数据较之前两个研究更大，可能是由于对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的操作性定义更加宽泛有关。最近，范志涛等^［11］在兰州市高一学生中的研究发现，有11.1%的女生和6.2%的男生报告最近一个月采用过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

综上所述，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在国内外青少年中并不罕见。在研究青少年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研究者对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外延界定不同，导致各项研究的结果无法进行横向对比。因此，尽管得到了不少数据，研究者还是无法全面掌握我国青少年体重控制行为的采用情况。为此，范志涛等^［12］开发了《青少年体重控制行为量表》，该量表比较全面地纳入了青少年的体重控制行为。

1. 客观上的超重或肥胖：许多研究表明客观上超重或肥胖的青少年采用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的比例确实更高。一项在马萨诸塞州高中学生中进行的调查发现，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大于健康值上限的女孩中有27.9%使用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来试图控制体重，远远高于BMI正常的女孩（12.1%）^［13］。该调查还发现高中男生以及初中生中也有类似的现象^［13］。这一结果也被其他国内外研究所重复^{［1，8, 9，14］}。

2. 主观上“认为的超重”：青少年采用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与主观上“认为的超重”密切相关。Neumark-Sztainer^［1］对明尼苏达青少年进行的调查发现BMI正常的女生有高达50.5%的在过去一年至少采用过一种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且有10.1%的在过去一年至少采用过一种极端体重控制行为。那么这些体重正常的青少年为什么也会采用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呢？研究者发现虽然他们事实上没有超重或肥胖，但是“认为”自己超重了。其实，主观上“认为的”超重或肥胖状态可能要比“真实”的超重或肥胖与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的采用关系更为密切。在对兰州市高一新生的调查中，范志涛等^［11］发现有21.6%的男生和9.8%的女生是超重的，却有高达34.5%的男生和52.8%的女生认为自己超重，且主观上认为自己超重的青少年的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得分显著高于主观不超重的青少年。

3. 媒体的影响：青少年时期的个体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人生阶段都更在意自己的外表，更可能采用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来“改善”外表。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3~15岁的女孩中，随着互联网和Facebook的使用增多，与体像相关的担忧和采用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的几率同时增加了^［15］。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一项调查表明，媒体敏感性与体重控制行为显著相关，随着媒体敏感度的提高，女孩更有可能成为节食者和极端节食者^［16］。在我国系统探讨媒体与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之间的关系还比较缺乏，研究者认为媒体使用对于青少年的身体意象有着负面的影响，从而导致他们采用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17］。

4. 家庭和同伴影响：许多研究发现父母和同伴的行为对青少年采用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有很大影响。在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67名15岁女孩的调查中发现母亲在体重方面的取笑、朋友的节食和体重戏弄都能预测节食行为和极端节食行为的发生^［16］。在以色列的研究也发现，家庭收入、父母是否都有工作、家庭沟通与支持、家人是否经常共同吃饭等都与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有关^［18］。在对巴西圣保罗10所学校253名女生的一项研究表明，家庭和同伴的取笑是影响体重控制行为的重要方面，在家庭取笑方面，有55.7%来自兄弟姐妹、40.9%来自母亲、18.2%来自父亲^［19］。巴西的另一项纵向研究显示，父母亲对11岁青少年的体重的看法与这些青少年在15岁时的身体不满有关，而这又会影响青少年后期的体重控制行为^［20］。父亲存在节食减肥行为的女青少年身体不满的发生率是那些父亲没有这类行为女青少年的6倍，父母对自身体重的评论和控制体重的动机能有效预测青少年身体不满的发生^［21］。虽然父母可能会认为，与体重相关的鼓励和评价能促进孩子的健康生活方式，但更多研究表明这些鼓励和评价更可能导致青少年的身体不满、自尊心下降和抑郁症状^［22］。因此，建议家长避免发表与体重有关的评论，而应专注于培养如何选择积极的生活方式，包括适当的体育活动和健康的饮食行为^［22］。青少年之间的友谊在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青少年更喜欢体重控制模式相似的朋友；寻求友谊，或寻求建立新的友谊的倾向强烈预测未来不健康的体重控制行为，因此可以用来确定青少年面临的风险，并作为预防干预的目标^［23］。

1. 危害个体生理健康：许多研究发现和那些没有节食或只采用温和体重控制行为的青少年相比，使用一些极端体重控制行为如禁食、自诱发呕吐等的青少年营养摄入量更小，也更容易出现胃肠道问题、龋齿、骨质疏松、结肠功能损害和电解质紊乱等症状^［24］。此外，使用节食、服用减肥药等方法的女孩更容易出现月经不调。经常使用自诱导呕吐会使食道、喉咙或喉头过度紧张，导致食道出血、撕裂或破裂。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还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疲劳、情绪障碍（如抑郁、易怒），过度锻炼会导致应力性骨折^［25］。有些青少年通过饮用能量饮料替代食物来控制体重，这些能量饮料的主要成分咖啡因会导致心动过速、呕吐、胃部不适、幻觉和癫痫等^［26］。

2. 导致体重异常增加：这似乎有点违背逻辑，控制体重的目的是降低体重或防止体重增加，而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会导致体重增加。对8 203名女孩和6 769名男孩进行了3年的跟踪调查发现，节食青少年比非节食青少年体重增加更多^［27］，而且哪怕是控制了基线BMI、青春期发育、饮食摄入和体育活动状况等情况下，这个结果仍然成立。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基线测量时采用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的女性在之后的十年里BMI增加了4.63个单位，相较而言，那些基线测量时没有采用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的女性的BMI在十年中只增加了2.29 个单位^{［14，28］}。

为什么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会导致体重增加呢？由Polivy和Herman^［29］提出的饮食约束模型部分解释了这一现象。该模型认为节食等行为属于抑制行为，需要耗费认知资源，并且增加了个体对于食物的渴求。当个体的其他生活领域出现问题而需要认知资源去应对的时候，用于抑制节食行为的认知资源就不够了。个体很容易从节食的一端迅速滑向暴饮暴食的另一端，研究也发现节食能够预测青春期女孩暴饮暴食行为的发展^［30］。

3. 威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参与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的起因往往是身体不满，自尊心受挫，并试图通过意志力来控制体重。然而，体重更多的是由遗传因素而非意志力决定的：双生子研究发现BMI主要受到遗传信息的调控，而环境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31］。因此，体重控制行为很容易受挫。一项在加拿大开展的研究发现，与那些没有减肥计划的青少年相比，打算减肥的青少年报告了更高的抑郁、焦虑症状和较差的自我概念^［32］。然而，无效的减肥计划会增加青少年的耻感、挫败感和习得性无助感，并导致自尊降低和抑郁症状等^［33］。此外，因为他们在控制体重上消耗过多的认知资源，在认知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对于其他领域的“抑制”行为会相应减少——参与极端体重控制行为的青少年更可能“饮酒”“从事危险的性行为”“出现自杀观念和自杀企图”^［34］，也更容易出现违法行为^［35］。此外，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会增加个体罹患进食障碍的风险，进食障碍是一种与异常进食行为、不良体型和体重观念伴随的精神疾病，有高致残率和致死率（由于躯体健康、心理障碍和自杀所致）^［36］。

基于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的危害，人们开始探索对之进行干预的可行性。西方国家最先开始重视青少年的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也有了一些成功的方案。有许多都是针对青少年的身体不满展开的，主要方向是干预身体不满的诱发因素，包括理想身材的内化、体型比较、外貌讨论和外貌戏弄等^{［37, 38］}。如“多芬自信我：单次课程”针对青春期个体的多种饮食失调因素，如媒体素养、身体活动等^［37］。“媒体智能”主要着眼于提高青春期孩子的媒体素养，使之理性面对媒体传递的有关理想体型的不良信息^［38］。

从这些项目可知，要预防和减少我国青少年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需要社会、媒体、家庭以及学校等各方面的合作。此外，目前设置的课程比较缺少本土化的元素，有必要尽快开发出适合我国青少年的干预方案和课程，带领青少年挑战媒体关于外表的刻板观念，认识到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并促进青少年接纳自己的身体，减少因为体型体重等因素带来的自卑、焦虑等身心健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