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射卫生
基于EPA/BEIR-VI模型的我国居室内氡致肺癌风险估计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22,42(1) : 45-49. DOI: 10.3760/cma.j.cn112271-20210822-00338
摘要
目的

估计我国居室内氡导致的居民肺癌归因份额。

方法

利用较为权威且适用的EPA/BEIR-VI风险模型,基于我国2015年肺癌死亡率、全死因死亡率以及有代表性的吸烟率和居室内氡平均浓度,预测我国居室内氡浓度水平致肺癌死亡风险。

结果

非吸烟男性人群居室内氡致肺癌死亡超额相对危险(ERR)高于吸烟人群,且达到年龄为50岁时,不吸烟与吸烟的男性ERR值最高,分别为0.511、0.230;假定开始暴露年龄为0岁,相同氡浓度下,不吸烟的男性与女性人群相对终生危险(LRR)要高于同性别吸烟人群,且浓度越高其肺癌死亡LRR也越高。假定我国居室内氡浓度水平为30 Bq/m3,2015年由居室内氡所致肺癌死亡人数约为55 512人,据此估算约有6.62%的肺癌死亡是由居室内氡暴露造成的。如果假设我国居室内氡浓度水平为40 Bq/m3和70 Bq/m3,则分别约有8.82%和15.38%的肺癌死亡可归因于居室内氡暴露。

结论

居室内氡是导致我国居民罹患肺癌的重要环境因素,应采取有力措施防治我国居室内氡浓度水平升高。为能进一步准确评估我国居室内氡致肺癌死亡风险,还需要更为全面和详细的我国居室内氡浓度水平等数据。

引用本文: 苗晓翔, 苏垠平, 卓维海, 等.  基于EPA/BEIR-VI模型的我国居室内氡致肺癌风险估计 [J] .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22, 42(1) : 45-49. DOI: 10.3760/cma.j.cn112271-20210822-0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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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流行病学研究证实,在工作场所和家庭中接触氡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在公众中,暴露于居室内氡被确定为肺癌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吸烟[1,2]。氡致肺癌的风险估计提供了衡量肺癌在人群中归因份额的方法。国外很多研究已经估算了居室内氡致肺癌的病因学贡献[3,4];国内关于不同地区氡浓度水平的报道较多。有学者调查显示我国居室内氡浓度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5,6,7],并据此估计了公众现在所受天然辐射剂量平均年有效剂量为3.1 mSv,远高于世界均值。国内既往有两项涉及居室氡与肺癌关系研究,一项在沈阳,一项在甘肃平凉、庆阳地区,经合并分析,共包括1 050肺癌病例和1 996名对照,根据线性模型,在95%置信区间情况下,每100 Bq/m3的比值比(OR)为1.33(95%CI 1.01~1.36)[8]。1999年,美国电离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BEIR)报告VI通过对11项氡暴露矿工队列研究(包括我国个旧锡矿矿工队列研究从1976—1987年共随访17 143名矿工)的联合分析,开发了两种首选的风险模型,分别为照射-年龄-时段模型和照射-年龄-浓度模型[9]。历经10余年的改进和完善,美国环境保护署(EPA)于2003年评估了居室内氡的风险,并得出了两个BEIR-VI模型(后称为EPA/BEIR-VI风险模型)的合理平均值[10]。同时,我国也有学者对氡与肺癌的危险度关系及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11,12,13]。但目前国内暂无居室内氡导致肺癌风险估计结果的相关报道。本文拟使用目前较为权威且适用的EPA/BEIR-VI风险模型,基于我国的人口学和肺癌死亡数据、吸烟分布、氡浓度水平等因素,计算我国氡诱发肺癌的例数,评估我国居室内氡浓度水平致肺癌死亡的风险,旨在让公众对于居室内氡的危害有更为直观且科学的认识,同时也为今后开展居室内氡浓度水平的控制和科学配置卫生资源提供更进一步的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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