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全球癌症2020年统计报告显示，肺癌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居于恶性肿瘤第2位，死亡率居于首位^［1］，中国最新发布的2016年癌症调查数据显示，肺癌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首位^［2］。由于肺癌患者在初诊时晚期比例较高，因此预后差^{［3, 4］}。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占全部肺癌患者的80%~85%，包括腺癌、鳞癌等病理亚型^［5］。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不可切除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不足2年，但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NSCLC患者的中位OS较野生型患者明显延长（34.7比18.1个月，P<0.001）^［6］，这主要得益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EGFR-TKIs）的应用^［7］。

EGFR基因位于第7号染色体，包括28个外显子区域，与NSCLC相关的EGFR突变主要集中在18~21号外显子上，包括30余种突变，其中最常见的EGFR基因经典敏感突变类型是19号外显子缺失突变（EGFR 19del）和21号外显子L858R点突变（EGFR L858R），既往流行病学数据显示，EGFR 19del和EGFR L858R突变约占EGFR基因突变阳性患者的90%^{［8, 9, 10］}，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EGFR基因非经典突变的检出率较前升高，目前流行病学数据显示EGFR 19del和EGFR L858R突变在EGFR基因突变阳性患者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约占75%~80%^{［11, 12］}。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经典的EGFR基因突变类型，包括18号外显子G719X突变（EGFR G719X）、21号外显子L861Q突变（EGFR L861Q）、20号外显子S768I突变（EGFR S768I）、20号外显子原发T790M耐药突变（EGFR T790M）以及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EGFR 20ins）等^{［8, 9, 10］}。关于亚裔肺腺癌患者中EGFR基因敏感突变的比例，不同研究报道存在一些差异，大部分在50%左右^{［9, 10，13, 14, 15］}。在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晚期NSCLC患者一线治疗中，第一/二代EGFR-TKIs相对于标准一线含铂两药化疗方案，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和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都显著改善^{［16, 17, 18, 19, 20］}；第三代EGFR-TKIs相对于第一代EGFR-TKIs，中位PFS显著延长^{［21, 22, 23, 24］}。因此，国内外均已批准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EGFR-TKIs作为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Ⅳ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

截至2023年8月23日，被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NMPA）批准上市的第一代EGFR-TKIs包括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和厄洛替尼；第二代EGFR-TKIs包括阿法替尼和达可替尼；第三代EGFR-TKIs包括奥希替尼、阿美替尼、伏美替尼和贝福替尼。除此之外，多个国产第三代EGFR-TKIs正在临床试验中，如瑞齐替尼（BPI-7711）^{［25, 26］}、利厄替尼（ASK120067）^［27］、奥瑞替尼（SH-1028）^［28］，另外还有针对EGFR 20ins突变的莫博赛替尼和舒沃替尼也已经获批上市。近年来，随着获批上市的EGFR-TKIs种类越来越多，如何在不同临床情况下选择具体药物给临床应用带来了一些困惑，亟须制定相关治疗指南。有鉴于此，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内科学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组织专家整合各类EGFR-TKIs的研究数据，编写了《Ⅳ期非小细胞肺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中国治疗指南（2023年版）》，以便更好地为临床应用提供借鉴。

专家意见：Ⅳ期肺腺癌患者，应该在诊断的同时常规进行EGFR基因突变检测；对于有腺癌成分或者不吸烟、经小标本活检诊断为非腺癌的NSCLC患者，也可以进行EGFR基因突变检测。

不同种族NSCLC患者EGFR基因突变阳性率差异很大，尤其是肺腺癌患者。亚裔肺腺癌患者EGFR基因突变的阳性率较高，一项中国人群的研究结果显示，晚期肺腺癌患者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的比例为46.7%^［10］，而西方人群肺腺癌中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率为10%^［29］。对于病理类型为非腺癌的NSCLC患者，如鳞癌、腺鳞癌、大细胞癌等也存在EGFR基因敏感突变，但发生率不高^{［30, 31, 32］}。除病理类型和种族外，女性和从不吸烟者也更易发生EGFR基因敏感突变^［29］。因此，对于Ⅳ期肺腺癌患者，应该在诊断的同时常规进行EGFR基因突变检测；对于伴有腺癌成分或者不吸烟、经小标本活检诊断为非腺癌的NSCLC患者，也可以进行EGFR基因突变检测。临床上常用的EGFR基因检测方法包括Sanger测序法、实时定量PCR和二代测序，具体检测方法可参考《非小细胞肺癌分子病理检测临床实践指南（2021版）》^［33］。研究表明，合并TP53等基因突变会影响EGFR基因敏感突变NSCLC患者EGFR-TKIs的治疗效果，因此在适当情况下，可以优先选择包括EGFR基因在内的多基因二代测序检测，以提高穿刺标本的使用效率^{［34, 35］}。

专家意见：具有EGFR基因经典突变的Ⅳ期NSCLC患者一线治疗推荐的药物包括吉非替尼、埃克替尼、阿法替尼、厄洛替尼、达可替尼、奥希替尼、阿美替尼和伏美替尼（按照获批时间排序），优先推荐第三代EGFR-TKIs。

EGFR基因经典突变包括EGFR 19del突变和EGFR L858R突变，这两个突变均为敏感突变。IPASS研究^{［16，36］}将第一代EGFR-TKI吉非替尼用于经过筛选临床病理特征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包括东亚人群、肺腺癌、既往无或少量吸烟史）的一线治疗，与单纯化疗组（紫杉醇+卡铂共6个周期）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吉非替尼组的ORR显著提高（43.0%比32.2%；OR=1.59，95%CI：1.25~2.01；P<0.001），中位PFS非劣效于单纯化疗组（5.7比5.8个月），中位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8.8比17.4个月；HR=0.9，95%CI：0.79~1.02；P=0.109），全组患者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吉非替尼组对比单纯化疗组，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患者的ORR（71.2%比47.3%；P<0.001）和中位PFS（HR=0.48，95%CI：0.36~0.64；P<0.001）均显著获益^［16］。IPASS研究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患者亚组事后分析结果显示，吉非替尼组对比单纯化疗组，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患者的ORR（67.0%比40.8%；OR=3.00，95%CI：1.63~5.54；P<0.001）和中位PFS（10.9比7.4个月；HR=0.54，95%CI：0.38~0.79；P<0.001）均显著获益；但事后分析的亚组结果显示，吉非替尼组对比单纯化疗组，EGFR L858R突变阳性患者ORR（OR=2.071；95%CI：0.826~5.197）和中位PFS（HR=0.810；95%CI：0.466~1.40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7］。CONVINCE研究^［17］和OPTIMAL研究^［18］对入组的NSCLC患者进行了限定，要求所有患者均具有EGFR 19del或EGFR L858R突变，其中CONVINCE研究还限定了病理类型为肺腺癌。结果显示，CONVINCE研究^［17］中埃克替尼组与单纯化疗组（培美曲塞+顺铂化疗4周期后培美曲塞单药维持治疗）对比，用于经典EGFR基因突变阳性的晚期肺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埃克替尼组中位PFS显著延长（11.2比7.9个月；HR=0.61，95%CI：0.43~0.87；P=0.006），但中位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0.5比32.1个月，P=0.89）；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埃克替尼组与单纯化疗组对比，EGFR 19del突变（11.2比8.0个月；HR=0.65，95%CI：0.38~1.44；P=0.14）和EGFR L858R突变（11.1比7.8个月；HR=0.76，95%CI：0.43~1.33；P=0.33）患者的中位PF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OPTIMAL研究^{［18，38］}中，厄洛替尼与单纯化疗（吉西他滨+卡铂共4周期）对比，用于经典EGFR基因突变阳性晚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厄洛替尼组中位PFS显著延长（13.1比4.6个月；HR=0.16，95%CI：0.10~0.26；P<0.001），但中位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2.8比27.2个月；HR=1.19，95%CI：0.83~1.71；P=0.27）；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腺癌或非腺癌、EGFR 19del突变或EGFR L858R突变患者中，厄洛替尼组对比单纯化疗组均有显著的PFS延长。

LUX-Lung 3研究^［20］将第二代EGFR-TKIs阿法替尼与单纯化疗（培美曲塞+顺铂共6周期）对比，用于EGFR基因突变阳性（包括经典EGFR 19del/L858R突变和非经典EGFR基因突变：EGFR 20ins突变和EGFR T790M/L861Q/G719X/S768I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肺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结果显示，阿法替尼组的ORR（56%比23%；P=0.001）和中位PFS（11.1比6.9个月；HR=0.58，95%CI：0.43~0.78；P=0.001）均显著优于单纯化疗组；中位PFS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EGFR 19del突变和亚裔患者应用阿法替尼获益显著，而EGFR L858R突变和非亚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UX-Lung 6研究^［19］将阿法替尼与单纯化疗（吉西他滨+顺铂共6周期）对比，分别用于亚裔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肺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要求全部患者均具有EGFR基因突变（包括经典EGFR 19del/L858R突变和非经典EGFR基因突变，EGFR 20ins突变和EGFR T790M/L861Q/G719X/S768I突变），结果显示，阿法替尼组的ORR（66.9%比23.0%；OR=7.28，95%CI：4.36~12.18；P<0.001）和中位PFS（11.0比5.6个月；HR=0.25，95%CI：0.18~0.35；P<0.001）显著优于单纯化疗组；中位PFS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EGFR 19del突变和EGFR L858R突变患者应用阿法替尼均显著获益。LUX-Lung 3和LUX-Lung 6研究合并OS分析结果显示，阿法替尼组的中位OS对比单纯化疗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5.8比24.5个月；HR=0.91，95%CI：0.75~1.11；P=0.37），但是经典EGFR基因突变阳性患者应用阿法替尼对比单纯化疗有显著获益（27.3比24.3个月；HR=0.81，95%CI：0.66~0.99；P=0.037）^［39］。单独OS分析结果显示，LUX-Lung 3研究（28.2比28.2个月；HR=0.88，95%CI：0.66~1.77；P=0.39）和LUX-Lung 6研究（23.1比23.5个月；HR=0.93，95%CI：0.72~1.22；P=0.61）阿法替尼组的中位OS对比单纯化疗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对于EGFR基因经典突变患者，两项研究的中位OS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9］。但对于EGFR 19del突变的肺腺癌患者，无论是单独分析（LUX-Lung 3研究：33.3比21.1个月；HR=0.54，95%CI：0.36~0.79；P=0.002；LUX-Lung 6研究：31.4比18.4个月；HR=0.64，95%CI：0.44~0.94；P=0.023）还是合并分析（31.7比20.7个月；HR=0.59，95%CI：0.45~0.77；P<0.001），阿法替尼组的中位OS均显著优于单纯化疗组，而EGFR L858R突变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9］。

第二代EGFR-TKIs阿法替尼和达可替尼分别与吉非替尼对比，用于EGFR基因经典突变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的研究均取得了阳性结果。LUX-Lung 7研究^［40］结果显示，阿法替尼组患者的ORR（70%比56%；OR=1.87，95%CI：1.18~2.99；P=0.008）和中位PFS（11.0比10.9个月；HR=0.73，95%CI：0.57~0.95；P=0.017）均显著优于吉非替尼组；中位PFS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EGFR 19del突变和EGFR L858R突变患者阿法替尼组较吉非替尼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最终OS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7.9比24.5个月；HR=0.86，95%CI：0.66~1.22；P=0.258）^［41］。ARCHER 1050研究^［42］结果显示，达可替尼组患者中位PFS（14.7比9.2个月；HR=0.59，95%CI：0.47~0.74；P<0.001）显著优于吉非替尼组，但是两组的ORR（75%比72%，P=0.4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FS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EGFR 19del突变、EGFR L858R突变和亚裔患者应用达可替尼均显著获益；最终OS分析结果显示，达可替尼组与吉非替尼组对比，显著延长中位OS（34.1比27.0个月；HR=0.748，95%CI：0.591~0.974；P=0.016），OS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EGFR L858R突变和亚裔患者应用达可替尼均显著获益，但是EGFR 19del突变患者的获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3］。尽管阿法替尼和达可替尼与吉非替尼对比均显示出了更好的疗效，但无论是总体还是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阿法替尼和达可替尼均较吉非替尼有所升高，因此在应用时应注意相关不良反应的处理。

第三代EGFR-TKIs奥希替尼、阿美替尼、伏美替尼和贝福替尼分别与第一代EGFR-TKIs对比用于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晚期NSCLC患者一线治疗的临床研究均取得了阳性结果，贝福替尼尚未获批一线治疗适应证。FLAURA研究^［21］将奥希替尼与第一代EGFR-TKIs（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分别用于EGFR 19del或EGFR L858R突变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结果显示，奥希替尼显著延长患者的中位PFS（18.9比10.2个月；HR=0.46，95%CI：0.37~0.57；P<0.001），OR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0%比76%；OR=1.27，95%CI：0.85~1.90；P=0.24）；PFS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EGFR 19del或EGFR L858R突变患者、亚裔或非亚裔患者应用奥希替尼均显著获益。FLAURA研究最终OS分析结果^［24］显示，奥希替尼组和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组的中位OS分别为38.6个月和31.8个月（HR=0.80，95%CI：0.64~1.00；P=0.046）；亚组分析结果显示，EGFR 19del突变阳性患者应用奥希替尼显著获益，而EGFR L858R突变患者无显著获益，除此之外，非亚裔患者应用奥希替尼获益显著，而亚裔患者无显著获益。AENEAS研究^［22］将阿美替尼与吉非替尼对比，用于EGFR 19del或EGFR L858R突变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所有患者均来自中国大陆，结果显示阿美替尼组显著延长患者中位PFS（19.3比9.9个月；HR=0.46，95%CI：0.36~0.60；P<0.001），OR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3.8%比72.1%，P=0.69）；亚组分析结果显示，EGFR 19del（HR=0.39，95%CI：0.28~0.54）或EGFR L858R（HR=0.60，95%CI：0.40~0.89）突变阳性患者应用阿美替尼较吉非替尼均显著延长中位PFS。FURLONG研究^［23］将伏美替尼与吉非替尼对比，用于EGFR 19del或EGFR L858R突变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所有患者均来自中国大陆，结果显示伏美替尼组较吉非替尼组显著延长患者中位PFS（20.8比11.1个月；HR=0.44，95%CI：0.34~0.58；P<0.001），OR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9%比84%；OR=1.5，95%CI：0.80~2.83；P=0.2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伏美替尼用于EGFR 19del（HR=0.35，95%CI：0.23~0.53；P<0.001）或EGFR L858R（HR=0.54，95%CI：0.37~0.77；P<0.001）突变阳性患者的一线治疗，中位PFS均较吉非替尼显著延长；此外，伏美替尼和吉非替尼对比，还显示出良好的患者报告结局以及症状和功能恶化延迟^［44］。目前阿美替尼和伏美替尼一线治疗EGFR 19del或EGFR L858R突变阳性晚期NSCLC患者的OS研究结果尚未公布。贝福替尼与埃克替尼对比用于EGFR 19del或EGFR L858R突变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一线治疗^［45］，所有患者均来自中国大陆，结果显示贝福替尼组显著延长患者中位PFS（22.1比13.8个月；HR=0.49，95%CI：0.36~0.68；P<0.001），OR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7.0%比64.4%，P=0.59）；PFS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EGFR 19del突变阳性NSCLC患者应用贝福替尼一线治疗显著获益（HR=0.42，95%CI：0.29~0.62；P<0.001），而EGFR L858R突变阳性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0.63，95%CI：0.37~1.08；P=0.088）；OS结果目前尚未公布。瑞齐替尼（BPI-7711）用于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包括经典和非经典EGFR基因敏感突变）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一线治疗的Ⅱa期研究结果显示，ORR为83.7%，中位PFS为20.7个月，EGFR 19del和EGFR L858R突变阳性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20.7个月和17.7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84），中位OS数据尚不成熟^［46］。

专家意见：虽然目前第三代EGFR-TKIs已经广泛应用于经典EGFR基因突变阳性Ⅳ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但是仍有患者将第一/二代EGFR-TKIs作为一线治疗的药物选择，对于这部分患者建议在疾病进展时重新进行肿瘤组织和（或）外周血基因检测，若EGFR T790M突变阳性，推荐后线应用第三代EGFR-TKIs奥希替尼、阿美替尼、伏美替尼或贝福替尼治疗；对于一线应用第一/二代EGFR-TKIs治疗进展后无EGFR T790M突变和一线应用第三代EGFR-TKIs的患者，后线推荐联合化疗，或根据耐药基因的具体情况尝试应用针对相应靶点的靶向药物治疗，具体应用可参考《Ⅳ期原发性肺癌中国治疗指南（2023年版）》。

第一/二代EGFR-TKIs获得性耐药机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研究结果，其中约50%的患者耐药是由EGFR T790M基因突变引起的^［47］。多项临床研究结果显示，EGFR T790M耐药突变阳性的晚期NSCLC患者，后线应用奥希替尼、阿美替尼、伏美替尼或贝福替尼均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AURA3研究^［48］入组了419例继发EGFR T790M突变阳性的晚期NSCLC患者，按照2∶1随机分配至奥希替尼组或单纯化疗组（培美曲塞+卡铂/顺铂化疗6周期后培美曲塞维持治疗），结果显示奥希替尼组的ORR（71%比31%；OR=5.39，95%CI：3.47~8.48；P<0.001）和中位PFS（10.1比4.4个月；HR=0.30，95%CI：0.23~0.41；P<0.001）均显著优于单纯化疗组。APOLLO研究^［49］入组了244例继发EGFR T790M突变阳性晚期NSCLC患者，全部应用阿美替尼治疗，结果显示ORR为68.9%，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uration of response，DOR）为15.1个月，中位PFS为12.4个月。一项单臂Ⅱ期临床研究^［50］入组了220例EGFR T790M突变阳性的晚期NSCLC患者，全部应用伏美替尼治疗，结果显示ORR为74%，中位DOR为8.3个月，中位PFS为9.6个月。贝福替尼的单臂Ⅱ期临床研究在75~100 mg剂量组入组了290例EGFR T790M突变阳性NSCLC患者，结果显示ORR为67.6%，中位PFS为16.6个月^［51］。

此外，多款国产第三代EGFR-TKIs治疗EGFR T790M突变阳性NSCLC患者的临床研究结果已经公布。瑞齐替尼（BPI-7711）的单臂Ⅱ期临床研究入组了226例EGFR T790M突变阳性NSCLC患者，结果显示ORR为64.6%，中位PFS为12.2个月，中位OS为23.9个月^［26］。利厄替尼（ASK120067）的单臂Ⅱ期临床研究入组了301例EGFR T790M突变阳性NSCLC患者，结果显示ORR为68.8%，中位PFS为11.0个月^［27］。奥瑞替尼（SH-1028）在注册临床研究阶段入组了227例EGFR T790M突变阳性NSCLC患者，结果显示ORR为60.4%，中位PFS为12.6个月^［28］。NMPA已经受理了上述药物的上市申请，但目前尚未获批上市。

对于一线应用第一/二代EGFR-TKIs耐药后无EGFR T790M突变或者一线应用第三代EGFR-TKIs治疗的Ⅳ期NSCLC患者，后线治疗推荐无驱动基因变异NSCLC患者的一线化疗方案，或根据耐药基因的具体情况尝试应用针对相应靶点的靶向药物治疗，具体治疗方案可参考《Ⅳ期原发性肺癌中国治疗指南（2023年版）》^［52］。尽管部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临床研究在入组患者时也纳入了部分EGFR基因突变阳性NSCLC患者，如IMpower150研究^［53］，但总体上对于EGFR基因突变阳性晚期NSCLC患者经第一/二/三代EGFR-TKIs治疗均耐药后的治疗方案选择尚缺乏足够的大型临床研究结果指导。ORIENT-31研究第一次中期分析结果显示^［54］，入组的444例EGFR基因突变阳性且对第一/二/三代EGFR-TKIs均耐药后的晚期NSCLC患者，按照1∶1∶1的比例随机分配至信迪利单抗+IBI305（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培美曲塞+顺铂组（四药联合组），或信迪利单抗+培美曲塞+顺铂组（三药联合组），或培美曲塞+顺铂组（单纯化疗组），除顺铂治疗为4周期外，培美曲塞、信迪利单抗或IBI305（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均连续给药2年，或至疾病进展，或出现无法耐受的毒性，结果显示四药联合组较单纯化疗组中位PFS显著延长（6.9比4.3个月；HR=0.46，95%CI：0.34~0.64；P<0.001），四药联合组相对于三药联合组有PFS延长趋势，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0.726，95%CI：0.528~0.998）；ORIENT-31研究第二次中期分析结果显示^［55］，入组患者样本量增加到了476例，其中四药联合组患者的中位PFS较单纯化疗组显著延长（7.2比4.3个月；HR=0.51，95%CI：0.39~0.67；P<0.001），三药联合组患者的中位PFS较单纯化疗组显著延长（5.5比4.3个月；HR=0.72，95%CI：0.55~0.94；P=0.016），中位OS的中期分析结果显示，四药联合组对比单纯化疗组（21.1比19.2个月；HR=0.98，95%CI：0.72~1.34）、三药联合组对比单纯化疗组（20.5比19.2个月；HR=0.97，95%CI：0.71~1.3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调整入组交叉因素后，四药联合组对比单纯化疗组［HR=0.79（95%CI：0.57~1.09）~0.84（95%CI：0.61~1.15）］、三药联合组对比单纯化疗组［HR=0.78（95%CI：0.57~1.08）~0.84（95%CI：0.61~1.16）］的中位OS均无统计学意义。

专家意见：CNS转移增加了Ⅳ期NSCLC患者的治疗难度，对于具有EGFR基因敏感突变的患者，第一/二/三代EGFR-TKIs对CNS转移均有疗效，不同药物间存在差异，总体上第三代EGFR-TKIs的CNS疗效要优于第一代或第二代EGFR-TKIs，因此对于CNS转移患者，优先推荐第三代EGFR-TKIs。

第一代和第二代EGFR-TKIs治疗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CNS转移NSCLC患者的颅内ORR约为60%~80%，但此类研究纳入的多为无症状的CNS转移患者。一项Ⅱ期小样本临床研究^［56］探索了吉非替尼用于既往未经过化疗的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包括EGFR 19del、L858R、G719X、G718A和L861Q突变）CNS转移患者的疗效，结果显示41例患者总体颅内ORR为87.8%，EGFR 19del和EGFR L858R突变患者的颅内ORR分别为100%和80%。一项Ⅱ期小样本临床研究探索了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用于经典EGFR基因突变（EGFR 19del和EGFR L858R突变）阳性CNS转移NSCLC患者的疗效，结果显示28例患者的颅内ORR为83%，EGFR 19del和EGFR L858R突变患者的颅内ORR分别为83.3%（15/18）和80%（8/10）^［57］。BRAIN研究^［58］对比了埃克替尼（n=85）与全脑放疗（30 Gy/10 f）联合或不联合化疗（n=73）用于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包括经典突变和非经典突变）CNS转移NSCLC患者的疗效，结果显示埃克替尼组的颅内ORR（65%比37%，P=0.001）和颅内PFS（10.0比4.8个月；HR=0.56，95%CI：0.36~0.90；P=0.014）均显著优于放疗联合或不联合化疗组。一项包括EGFR和间变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两个驱动基因变异CNS转移NSCLC患者的荟萃分析（n=2 649），将脑放疗联合TKIs、单纯脑放疗后序贯TKIs治疗和单纯TKIs治疗三个组进行对比，中位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8.3比32.2比23.9个月，P>0.05）；脑放疗联合TKIs组与单纯TKIs治疗组对比，颅内中位PFS分别为18.6个月和13.6个月（P=0.06），脑放疗联合TKIs组与单纯脑放疗后序贯TKIs治疗组对比，颅内中位PFS分别为18.6个月和16.9个月（P=0.7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按照脑放疗具体方式进行分组，全脑放疗联合TKIs（23.2比24个月，P=0.72）或立体定向脑放疗联合TKIs（16.7比13.6个月，P=0.56）分别与单纯脑放疗后序贯TKIs治疗对比，颅内中位PFS在三组之间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59］。

一项回顾性研究分析了EGFR基因敏感突变（包括经典突变和非经典突变）阳性CNS转移NSCLC患者一线应用吉非替尼（n=299）、厄洛替尼（n=93）或阿法替尼（n=167）的治疗效果，三组的颅内PFS分别为17.3个月、12.4个月和23.3个月；其中在未接受过局部治疗且可评价疗效的CNS转移患者中，上述三种药物治疗的颅内ORR分别为64.7%（22/34）、68.2%（15/22）和72.9%（27/37）^［60］。第二代EGFR-TKIs达可替尼治疗CNS转移NSCLC患者的数据少，主要原因在于ARCHER1050研究未纳入CNS转移患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达可替尼在CNS转移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一项小样本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8例具有颅内可评价病灶的EGFR基因敏感突变（包括经典和非经典突变）阳性CNS转移NSCLC患者应用达可替尼治疗的颅内ORR为87.5%（7/8）^［61］。

第三代EGFR-TKIs治疗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CNS转移NSCLC患者数据较为充分。对FLAURA研究^［62］中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CNS转移NSCLC患者（包括EGFR 19del和EGFR L858R突变）的事后分析结果显示，在128例具有CNS转移病灶的NSCLC患者中，61例接受了奥希替尼一线治疗，67例接受了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一线治疗，两组的颅内PFS分别为未达到和13.9个月（HR=0.48，95%CI：0.26~0.86；P=0.014）；在41例具有颅内可评价病灶的患者中，有22例和19例分别接受了奥希替尼和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一线治疗，两组患者的颅内ORR分别为91%和68%（OR=4.6，95%CI：0.9~34.9；P=0.066）。对AURA 3研究中EGFR T790M突变阳性CNS转移NSCLC患者的事后分析^［63］结果显示，在116例具有CNS转移病灶的患者中，有75例和41例患者分别接受了奥希替尼和含铂两药方案化疗，颅内PFS分别为11.7个月和5.6个月（HR=0.32，95%CI：0.15~0.69；P=0.004）；在46例具有颅内可测量病灶的患者中，有30例和16例分别接受了奥希替尼和含铂两药方案化疗，颅内ORR分别为70%和31%（OR=5.13，95%CI：1.44~20.64；P=0.015）。在CNS转移患者中，与脑实质转移相比，脑膜转移更加难治，多项研究结果显示奥希替尼对脑膜转移的NSCLC患者表现出了较好的疗效^{［64, 65, 66］}，未来需要更多专门针对脑膜转移NSCLC患者的临床研究。对APOLLO研究中CNS转移EGFR T790M突变阳性NSCLC患者的事后分析结果^［49］显示，23例具有可测量CNS转移病灶的NSCLC患者应用阿美替尼治疗的颅内ORR为60.9%，颅内DOR为12.5个月。对FURLONG研究中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CNS转移NSCLC患者（EGFR 19del和EGFR L858R突变）的事后分析^［67］结果显示，133例具有CNS转移的NSCLC患者，伏美替尼组较吉非替尼组显著延长颅内PFS（20.8比9.8个月；HR=0.4，95%CI：0.23~0.71；P=0.001），60例具有颅内可测量病灶的CNS转移NSCLC患者应用伏美替尼的颅内ORR显著高于吉非替尼（91%比65%；OR=6.82，95%CI：1.23~37.67；P=0.028）。对NCT03127449和NCT03452592两项研究中EGFR T790M突变阳性CNS转移NSCLC患者（n=132）应用伏美替尼治疗的数据进行合并分析，52例具有可测量CNS转移病灶患者应用伏美替尼40、80、160和240 mg治疗的颅内ORR分别为0（0/1）、65%（22/34）、85%（11/13）和25%（1/4）；132例具有CNS转移病灶患者应用伏美替尼40、80、160和240 mg治疗的颅内PFS分别为2.8、11.6、19.3个月和未达到^［68］。

此外，对瑞齐替尼（BPI-7711）两项临床研究的EGFR T790M突变阳性CNS转移NSCLC患者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结果显示≥180 mg剂量组共有150例患者入组。其中45例颅内病灶可评价疗效组患者的颅内ORR为68.9%，150例患者的颅内中位PFS为16.5个月^［69］。

专家意见：EGFR基因非经典突变的研究结果较少，缺乏高质量的大型前瞻性临床研究，部分EGFR基因突变类型是敏感突变还是耐药突变的认定尚存在争议。因此对于非经典EGFR基因突变阳性Ⅳ期NSCLC患者，可参考小样本临床研究结果个体化的选择EGFR-TKIs进行探索性治疗，或者参照驱动基因阴性Ⅳ期NSCLC患者的治疗原则进行治疗；对于非经典EGFR基因突变阳性且合并经典EGFR 19del或EGFR L858R突变的Ⅳ期NSCLC可参照经典EGFR基因突变阳性Ⅳ期NSCLC患者的治疗原则进行治疗。

EGFR基因非经典突变包括EGFR基因18号外显子上的E709X、G719X突变等，EGFR基因19号外显子上的插入突变等，EGFR基因20号外显子上的S768I、原发T790M突变等，EGFR基因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EGFR基因21号外显子上的L861Q突变等。EGFR G719X突变和EGFR L861Q突变通常被划定为敏感突变；EGFR基因原发T790M突变和EGFR基因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则通常被划定为耐药突变。由于EGFR基因非经典突变研究结果较少，以下仅对部分相对较为常见的突变类型展开阐述。

EGFR E709X突变的具体类型包括：E709K、E709A、E709V、E709_T710delinsD、E709G、E709Q、E709D、E709del和E709_T710delinsA。EGFR E709X突变大约占全部NSCLC患者EGFR突变的1.5%，经常与L858R或G719X突变同时存在，较少以单独突变的形式存在^［70］。第一代EGFR-TKIs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对EGFR E709X伴有EGFR经典敏感突变的NSCLC患者具有一定疗效，但是携带单纯E709X突变的患者疗效较差。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18例携带EGFR E709X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接受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治疗后，ORR为50%，中位PFS和中位OS分别为6.2个月和29.3个月，其中携带单纯E709_T710delinsD突变患者的ORR为0，中位PFS和中位OS分别为2.3个月和24.1个月^［71］。第二代EGFR-TKIs阿法替尼治疗EGFR E709X突变患者显示了一定疗效，一项阿法替尼治疗非经典突变NSCLC患者的汇总研究结果显示，10例EGFR E709X突变的NSCLC患者应用阿法替尼一线或后线治疗，ORR为50%（5/10）；其中3例单纯突变（2例E709_T710delinsD突变和1例E709H突变）的患者均达到了部分缓解^［72］。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15例EGFR E709X突变阳性晚期NSCLC患者应用第二或三代EGFR-TKIs（包括阿法替尼、奥希替尼、阿美替尼和伏美替尼）一线或后线治疗，ORR为33.3%（5/15），中位PFS为10.9个月^［73］。

EGFR G719X突变主要包括G719A、G719C、G719D、G719S等突变类型，占全部NSCLC患者EGFR突变的2%~5%^［74］，常与其他基因突变同时存在^［75］。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76］，78例EGFR G719X突变阳性晚期NSCLC患者接受一线或后线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治疗的ORR为36.8%，中位PFS为6.3个月。LUX-Lung 2、LUX-Lung 3和LUX-Lung 6三项研究中EGFR基因非经典突变的合并分析结果^［77］显示，阿法替尼治疗携带EGFR G719X基因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n=18）的ORR为77.8%，中位PFS和中位OS分别为13.8个月和26.9个月。阿法替尼另外一项汇总研究结果^［72］显示，一线治疗55例EGFR G719X突变阳性晚期NSCLC患者的ORR为63.4%，中位DOR为17.1个月；19例既往接受过EGFR-TKIs治疗再次接受阿法替尼治疗患者的ORR为10.5%，DOR为10.0个月。一项Ⅱ期临床研究（KCSG-LU15-09）结果显示^［78］，19例携带有EGFR G719X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应用奥希替尼一线或后线治疗的ORR为53%，中位PFS为8.2个月。一项病例系列研究（UNICORN）结果显示^［79］，奥希替尼一线治疗携带EGFR G719X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n=16）的ORR为53%，中位PFS和中位OS分别为8.6个月和18.4个月。

EGFR L861Q突变约占全部NSCLC患者EGFR突变的1%^［80］。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携带EGFR L861Q突变的57例晚期NSCLC患者接受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一线或后线治疗，ORR为39.6%，中位PFS为8.1个月^［76］。LUX-Lung 2、LUX-Lung 3和LUX-Lung 6三项研究中EGFR基因非经典突变的合并分析结果显示^［77］，携带EGFR L861Q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n=16）应用阿法替尼治疗的ORR为56.3%，中位PFS和中位OS分别为8.2和17.1个月。另外一项合并分析结果显示（n=693），携带EGFR L861Q突变的47例患者一线应用阿法替尼治疗的ORR为59.6%，DOR为13.8个月；11例既往曾接受过EGFR-TKIs治疗后续应用阿法替尼治疗患者的ORR为45.4%，DOR为4.4个月^［72］。KCSG-LU15-09研究^［78］结果显示，9例携带EGFR L861Q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应用奥希替尼一线或后线治疗的ORR为78%，中位PFS为15.2个月。UNICORN研究^［79］结果显示，奥希替尼一线治疗携带EGFR L861Q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n=11）的ORR为78%，中位PFS和中位OS分别为15.7和25.9个月。

EGFR S768I突变大约占全部NSCLC患者EGFR基因突变的1%，经常与EGFR L858R、EGFR G719X或其他突变同时存在^［80］。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EGFR S768I单独突变的7例NSCLC患者，应用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一线或后线治疗的ORR为33.3%，EGFR S768I合并EGFR G719X突变的10例NSCLC患者ORR为50%^［76］。LUX-Lung 2、LUX-Lung 3和LUX-Lung 6三项研究^［77］中8例携带EGFR S768I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应用阿法替尼治疗的ORR为100%，中位PFS为14.7个月，中位OS未达到。阿法替尼另外一项合并分析结果显示（n=693）^［72］，携带EGFR S768I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中，8例患者一线应用阿法替尼的ORR为62.5%，中位DOR未达到；2例后线应用阿法替尼的患者有1例获得部分缓解。KCSG-LU15-09研究^［78］结果显示，8例携带EGFR S768I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其中2例合并EGFR G719X突变），奥希替尼治疗后的ORR为38%，中位PFS为12.3个月。

EGFR 20ins突变在NSCLC患者中的发生率约为2%^［81］，EGFR 20ins突变包括100多种具体插入突变类型，包括EGFR 763_FQEA突变、770_NPG突变、769_ASV突变、773_NPH突变、770_SVD突变等^{［11，82, 83, 84］}。携带此突变的NSCLC患者对经典EGFR-TKIs治疗反应欠佳^{［85, 86］}，针对该靶点的新药研发正在进行中，目前已获批上市的药物包括莫博赛替尼和舒沃替尼。一项莫博赛替尼的Ⅰ/Ⅱ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87］，既往接受过含铂方案化疗的EGFR 20ins突变阳性晚期NSCLC患者应用莫博赛替尼治疗的ORR为28%，中位PFS为7.3个月，中位OS为24个月。2023年1月11日，NMPA批准莫博赛替尼上市，用于含铂方案化疗期间或之后进展且EGFR 20ins突变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的治疗。WU-KONG6研究结果显示，舒沃替尼（DZD9008）^［88］用于既往接受过含铂化疗的EGFR 20ins突变阳性晚期NSCLC患者的后线治疗，ORR为60.8%，基线伴有稳定脑转移患者的ORR为48.4%，中位PFS和中位OS数据尚未公布^［89］。WU-KONG1/15汇总研究结果显示，舒沃替尼（DZD9008）用于EGFR 20ins突变阳性晚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ORR为73.1%，中位PFS和中位OS数据尚未公布^［90］。2023 年8月23日，NMPA附条件批准舒沃替尼上市，用于既往经含铂化疗治疗时或治疗后出现疾病进展，或不耐受含铂化疗并且经检测确认存在EGFR 20ins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的治疗。

目前，对于携带EGFR基因经典突变的NSCLC患者的前瞻性研究结果相对较多，而EGFR基因非经典突变的探索仍主要来自于经典第一/二/三代EGFR-TKIs回顾性或事后分析的小样本研究结果，亟须加强对EGFR基因非经典突变患者的新药研发，以期造福此类患者。

本共识基于文献和专家的临床经验制订，不具有法律效力，仅供临床医师参考，其内容也将随着医学证据的不断更新而更新，实施时应结合临床具体情况综合考虑。

专家组顾问：孙燕（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专家组组长：石远凯（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艾斌（北京医院肿瘤内科）；安广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肿瘤内科）；仓顺东（河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科）；常建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肿瘤内科）；陈公琰（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肿瘤内科）；陈建华（湖南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陈军（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胸外科）；陈骏（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肿瘤内科）；崔久嵬（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丁翠敏（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呼吸内科）；董晓荣（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内科）；范云（浙江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方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冯国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冯继锋（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冯利（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中医科）；顾康生（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桂琳（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郭其森（山东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韩晓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药理中心）；郝学志（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何志勇（福建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胡成平（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内科）；胡春宏（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肿瘤内科）；胡晓桦（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胡兴胜（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胡长路（安徽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黄诚（福建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黄鼎智（天津市肿瘤医院肿瘤内科）；黄建安（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黄遥（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影像诊断科）；黄云超（云南省肿瘤医院胸外科）；金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李宝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肿瘤内科）；李恩孝（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李方（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肿瘤内科）；李凯（天津市肿瘤医院肿瘤内科）；李琳（北京医院肿瘤内科）；李小梅（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内科）；李醒亚（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李学记（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神经外科）；林冬梅（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林华（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病案室）；刘安文（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肿瘤内科）；刘超英（无锡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刘春玲（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刘基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刘鹏（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刘尚梅（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病理科）；刘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姑息治疗中心）；刘文扬（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刘晓晴（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内科）；刘雨桃（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刘云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刘震天（江西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柳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卢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部肿瘤科）；卢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科）；马克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肿瘤内科）；马锐（辽宁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马智勇（河南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聂力功（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潘跃银（安徽省立医院肿瘤内科）；石远凯（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史美祺（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宋霞（山西省肿瘤医院呼吸内科）；宋之乙（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孙燕（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王彩莲（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肿瘤科）；王长利（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肺部肿瘤科）；王东（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肿瘤科）；王华庆（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王佳蕾（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王建卫（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影像诊断科）；王孟昭（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王思愚（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王晓红（包头市肿瘤医院肿瘤内科）；王秀问（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肿瘤内科）；王征（北京医院病理科）；王子平（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汪麟（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吴密璐（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吴世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伍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肖文华（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肿瘤内一科）；信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肿瘤内科）；邢镨元（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杨建良（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杨磊（甘肃省肿瘤医院呼吸内科）；杨润祥（云南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杨晟（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杨树军（河南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杨向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病理科）；姚煜（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于国华（潍坊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于胜吉（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骨科）；于雁（黑龙江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余萍（四川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藏爱民（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曾瑄（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张翠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张贺龙（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肿瘤内科）；张俊萍（山西白求恩医院肿瘤内科）；张兰军（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张力（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张力（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张树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肿瘤内科）；张雯杰（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核医学科）；张沂平（浙江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张予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肿瘤内科）；赵君慧（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赵明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赵琼（杭州市树兰医院胸部肿瘤中心）；赵仁（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院放疗科）；支修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周清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肺癌中心）；周生余（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周宗玫（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庄武（福建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执笔人：石远凯（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杨建良（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刘鹏（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胡兴胜（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邢镨元（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韩晓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药理中心）；冯宇（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肿瘤内科，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谢同济（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朱豪华（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陈馨蕊（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谢祖成（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黄莉玲（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