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角度，探究问题性手机使用与人际关系困扰、抑郁、睡眠质量间的关系。
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采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对851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运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采用Mplus 8.8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潜在剖面分析。
问题性手机使用得分(47.23±14.50)分，人际关系困扰得分(8.72±5.68)分，抑郁得分(14.80±10.28)分，睡眠质量得分(5.51±2.78)分。变量中心方面，问题性手机使用对睡眠质量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22，95%CI＝0.11~0.34)，占总效应的40.74%；抑郁在问题性手机使用和睡眠质量间存在中介效应(效应值为0.08，95%CI＝0.03~0.14)，占总效应的14.81%；人际关系困扰-抑郁在问题性手机使用和睡眠质量间具有链式中介效应(效应值为0.22，95%CI＝0.16~0.30)，占总效应的40.74%(0.22/0.54)。个体中心方面，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分为轻度使用组(26.1%)、中度使用组(54.7%)和重度使用组(19.2%)3个潜在类别，抑郁(中度使用组：效应值＝0.05，95%CI＝0.02~0.12；重度使用组：效应值＝0.07，95%CI＝0.02~0.10)和人际关系困扰-抑郁(中度使用组：效应值＝0.13，95%CI＝0.09~0.18；重度使用组：效应值＝0.21，95%CI＝0.15~0.28)在问题性手机使用剖面与睡眠质量间的相对中介效应显著。
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存在异质性，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结果均表明抑郁和人际关系困扰-抑郁中介了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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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不足会导致青少年学业表现不佳[1]，对生长发育产生负面影响[2]，有研究表明问题性手机使用是睡眠质量下降的重要风险因素[3]。昼夜节律为睡眠调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睡眠障碍与昼夜节律的紊乱存在密切关联[4]，因此问题性手机使用很可能使青少年睡眠质量下降。问题性手机使用还与一系列心理与行为问题有关(如焦虑、抑郁、人际交往困扰)[5,6]。Kraut等[7]提出的位移理论认为，个体使用电子设备上表现出强迫性行为，可能导致社会孤立的增加及社会交流的减少，引发更多的人际问题[8]。因此，问题性手机使用很可能引发更多的人际关系困扰，即个体在社会交往中产生更多的压力感和受挫的归属感[9]。另外，研究者还指出问题性手机使用可以通过破坏个体的情绪过程和认知过程对抑郁产生影响[10]。抑郁指悲伤、空虚或烦躁的情绪，伴随着身体和认知的变化，严重影响个人的身心功能[11]。Gotlib等[12]的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认为，低质量的人际关系在抑郁的开始和持续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较多的人际关系困扰也可能引发青少年的抑郁症状。进一步，人际关系困扰和抑郁可能会对睡眠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依据失眠的微观分析模型[13]，情绪困扰(抑郁)和社会挫折(人际关系困扰)往往会使个体处于觉醒状态(例如，情绪唤起、认知觉醒)，而这种觉醒状态会干扰个体的睡眠过程，引起睡眠质量下降[14]。基于以往研究和相关理论，本研究假设人际关系困扰、抑郁、人际关系困扰-抑郁在问题性手机使用和睡眠质量间起中介作用。以上研究假设的提出，是从变量中心角度出发，探究变量间的关系，但是会忽略个体差异。因此，本研究还将从个体中心角度，根据以往研究[15,16]假设青少年群体中可以发现2~3种问题性手机使用类型区分普通青少年群体的问题性手机使用类型。另外，本研究还探讨了不同问题性手机使用群体在结果变量上的差异，以及人际关系困扰、抑郁在分组与睡眠质量间的中介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