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法国医生Alexis Carrel因其在血管缝合以及血管与器官移植方面的工作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他创立了血管吻合技术，并完成了一系列器官移植动物模型的建立，包括肾、小肠、心脏、脾脏、睾丸、下肢移植等[1]。1954年，美国医生Joseph Murray完成了全球首例成功的临床器官移植——肾移植。这一事件在当时占据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并在电视广播节目中进行了热烈讨论。虽然供者和受者是同卵双胞胎，这例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还是引起了全世界对器官移植的极大兴趣和信心[1]。在国际器官移植这种大环境的鼓舞下，我国器官移植研究自1958年开始启动并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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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法国医生Alexis Carrel因其在血管缝合以及血管与器官移植方面的工作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他创立了血管吻合技术，并完成了一系列器官移植动物模型的建立，包括肾、小肠、心脏、脾脏、睾丸、下肢移植等[1]。1954年，美国医生Joseph Murray完成了全球首例成功的临床器官移植——肾移植。这一事件在当时占据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并在电视广播节目中进行了热烈讨论。虽然供者和受者是同卵双胞胎，这例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还是引起了全世界对器官移植的极大兴趣和信心[1]。在国际器官移植这种大环境的鼓舞下，我国器官移植研究自1958年开始启动并逐步发展。
1959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外科教研组在国内最早报道了动物器官移植——犬心脏移植，其中1例移植的心脏跳动了60 h[2]。1960年，济南市多家医院集中报道了首例犬肺移植和肾移植，其中1例肺移植受者生存了21 d，1例肾移植受者存活了18 d[3]。1978年，武汉同济医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夏穗生、裘法祖报道首例犬肝移植，犬最长存活时间为65 h，能咬物、饮水、站立、行走和奔跑[4]。1985年，武汉同济医院陈孝平等[5,6,7,8,9]报道首例犬辅助性部分肝移植，并发表多篇中英文文章。1986年，国内三家单位同时报道了动物小肠移植[10,11,12]。
实际上，早在1958年，我国器官移植奠基者裘法祖和夏穗生就开始了狗头移植、肝移植及腹部外科相关的实验研究。并在1965年9月成立了武汉医学院腹部外科研究室，即现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前身。研究室隶属外科教研室领导，裘法祖兼任研究室主任，夏穗生任副主任。研究室设有大、小动物实验室、生化室、病理室和小动物饲养室。研究课题包括肝外科、血吸虫肝硬化以及门静脉高压外科治疗等项目。1974年，经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实验室开展了肝移植研究，并获得了卫生部重点资助科研课题。在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实验室实施了亚洲及国内首例犬原位肝移植手术，之后相继开展了犬肾移植研究，并摸索出了一套可供临床应用的完整术式，为最终开展临床肝移植、肾移植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技术基础。
1960年，吴阶平在北京医学院第一医院(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完成了国内首例尸体供肾肾移植[13]。1972年，梅骅和于惠元等在中山医学院附属一医院(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完成了国内首例活体肾移植[14]。1977年，上海瑞金医院林言箴完成了国内首例肝移植，相关文章于1978年9月发表在《上海医学》杂志上[15]。同年，裘法祖和夏穗生实施了国内首例肝移植，相关文章于1978年4月发表在《武汉医学院学报》杂志上[16]。1978年，上海瑞金医院张世泽完成了国内首例心脏移植[17]。1979年，北京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辛育龄完成了国内首例肺移植[18]。武汉同济医院夏穗生和陈实于1982年和1989年开展了国内首例胰腺移植和首例胰肾联合移植[19,20]。1993年，刘晓程在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开展了国内首例心肺联合移植[21]。1994年，黎介寿在南京军区总医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成功开展了国内首例小肠移植[22]。1996年，黄洁夫在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开展了首例肝肾联合移植[23]。
1988年6月，经中华医学会批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器官移植专业学会——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在武汉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24]。截至1988年，我国一支从事器官移植工作的专业队伍已经形成，器官移植学科已逐步建立，开展器官移植单位近200个；至1989年，肾移植年移植量超过1 000例次，累计达4 500余例次。但在肾移植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同时，1977—1983年我国共完成肝移植57例，由于当时没有环孢素A以及技术不成熟，移植受者多于术后3个月内死亡。在此后的近10年，肝移植与心脏移植和肺移植都几乎完全停顿[24]。
夏穗生在祝贺中华医学会1995年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召开时撰文表示，临床器官移植已出现好的转折，进入90年代特别是近2年来，许多停顿多年或进展缓慢的同种异体器官移植出现了新的起飞[25]。其中，肾移植每年施行1 000例以上，到1994年底，已累计达13 594例次。心脏移植累计施行12例，3例受者生存超过2年，其中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例，已生存超过3年，并恢复工作。肝移植己累计施行19例，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当年己施行5例；保持15年之久的我国肝移植最长(264 d)的生存纪录被刷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所做的1例原位肝移植受者，己生存1年半。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采用胰肾联合移植治疗I型糖尿病并发尿毒症2例，首例已生存1年半。1994年实行新的器官移植术式，武汉同济医院为治疗晚期上腹部癌肿施行了1例多器官联合移植；南京军区总医院实施小肠移植治疗短肠综合征，有功能存活314 d。1995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开展心肺联合移植1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施行单肺移植1例，并创造了有功能存活4个多月的新记录。带血管全脾移植全球共施行19例，我国占11例；治疗血友病甲国外仅1例父亲供脾，有功能仅4天，脾破裂被迫切除，而武汉同济医院父母亲供脾4例，最长1例有功能4年半。
器官移植进入临床应用阶段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成熟的手术技术；(2)可供临床使用的强有力的免疫抑制剂；(3)保证供器官的质量和转运的新型器官保存液；(4)合法的器官来源。
经过动物实验研究阶段和临床探索阶段，我国器官移植的手术技术已经逐步成熟。
1978年，新一代强有力的免疫抑制剂环孢素A问世，1983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其上市。自此，器官移植的疗效迅速提高，进入了一个全面飞跃的时期，常称之为"环孢素"时代。1985年起我国从香港和国外途径可以购得环孢素A。国内最早获批的是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环孢素口服液，在1993年上市；之后软胶囊于1996年上市。山德士诺华公司的环孢素胶囊在1998年获批进口。
1987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UW)的Belzer发明了UW保存液，简称UW液。UW液可保存供肾48 h，供肝8～20 h，保证了器官的长距离安全运输。2014年，美国器官修复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UW器官保存液在我国获批进口。
1988年，裘法祖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呼吁为器官捐献和脑死亡的立法。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出台，这是我国第一部由国务院公布的规范器官移植行业的正式法规，明确了器官捐献的来源和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
2014年12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国器官获取组织联盟研讨会上，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器官捐献和亲属活体捐献将成为移植器官唯一的合法来源和仅存的合法渠道，实现了供器官来源的历史性改变。
至此，我国进入器官移植临床应用阶段的4个条件均已满足，器官移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5年—2022年，我国器官移植数量较2015年前出现了成倍增长(图1)，其中2014年和2022年分别完成所有器官移植总例数分别为9 652例和20 225例。
1979年3月，我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所经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复在武汉同济医院成立，创始人为裘法祖和夏穗生，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部和卫生健康委员会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中国医学科学院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学科。
1980年10月，我国器官移植领域的第一本杂志《中华器官移植杂志》在武汉创刊。裘法祖在创刊号中指出："为了更好地交流经验，及时报道我国有关器官移植的基础理论、实验研究和临床应用所取得的成就，也就很有必要出版这本《中华器官移植杂志》。它将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工作的一本备忘录，也是一张进度表"。
借着我国"走出去，引进来"改革开放的东风，1985年4月，首届国际器官移植研讨会在武汉召开。陈孝平在会议上报道了全球首个辅助性部分肝原位移植手术方式，最早提出活体亲属间肝移植的设想，文中指出"这一实验的成功，为今后应用近亲健康人的肝左外叶作为供器官，提供了实验依据"。1990年，国际上第1例活体肝移植完成。
1985年，中国外科学的首届博士生陈实、陈孝平和陈忠华毕业。他们的毕业论文分别是《胰腺移植实验与临床研究》、《狗同种异体辅助性部分肝移植实验研究》和《大鼠器官移植系列手术及其研究》，这三篇研究生论文于1999年被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
1988年6月，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在武汉成立，并召开了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
1995年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成立，裘法祖成为创会理事长。
2004年6月26日，中国首届移植运动会在武汉举行，全国20个省市区的200余名器官移植受者作为运动员，参加了田径、乒乓球、游泳等15个项目的角逐。移植受者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震撼了媒体及公众，促进了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发展。
为进一步推进器官移植工作，中国红十字会于2023年3月在北京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专家委员会，陈孝平任主任委员。
裘法祖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8—1993年)上提出了"脑死亡立法"提案。2000年，陈忠华从剑桥大学回国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在裘法祖和吴在德的支持下致力于脑死亡和器官捐献问题的研究。2003年2月25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死亡协作组完成了中国首例脑死亡公开判定及终止治疗程序的病例[26]。2003年11月6—9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死亡协作组及器官移植研究所在武汉市江夏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多名专家协助下完成我国首例标准脑死亡判定及判定后自愿、无偿器官捐献儿童肾移植2例，2例手术均获成功[27]。裘法祖对器官捐献和脑死亡的立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脑死亡者捐献器官-现代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等多篇文章[27,28]。
2010年3月，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启动我国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为重点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2011年2月，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分类标准(简称"中国标准")，即脑死亡器官捐献、心死亡器官捐献和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2015年起，器官捐献和亲属活体捐献成为我国移植器官仅存的合法来源渠道。随后我国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逐年上升。
不足的是，跟全球主要国家相比，我国2022年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仅为3.86，排名48位；排名前三的为西班牙、美国和冰岛，其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分别为47.02、44.52和33.33(图2)。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我们仍需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全社会理解、支持器官捐献工作，尽快提升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造福更多需要实施器官移植的人群，为落实2030"健康中国"纲要作出新贡献！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