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作为明代代表性本草著作，书中所附植物图像以另一种形式保留了李时珍对药材基原植物的考证结果，真实反映了明代对药物与植物的认识与利用情况。以书中木部香木类植物图像为例，通过考证图像所绘植物基原，以揭示明代对植物知识与药物性质的认识水平。木部香木类所载的25幅图像中，20幅图像准确描述了植物的叶花及果实等，杉图对植物三尖杉形态细节的表述等均证明了明代对植物形态与药物性质认识处于较高水平。但乌药、阿魏等共5图的错误也说明明代对植物形态的认识仍有局限之处。通过图像考证结果与文字所载药性对比可知，明代对药性的了解程度已然鞭辟着里，对部分植物的药性认识甚至高于对其形态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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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以下简称《纲目》）经李时珍耗时近30年得以完成，是明代药物学成就的重要里程碑，其不仅是一部综合性本草著作，也是一部药用植物志与博物志［1］。国内外对《纲目》相关研究数量较多，且研究内容与侧重点种类繁多，不可枚举。但有关《纲目》植物图像的研究则是凤毛麟角，相关资料较为零散。而李时珍对植物图像可谓十分重视，他远涉深山旷野，亲自探查，对药物的形态、生境及生长情况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李时珍前期所进行的大量植物考证工作也确保了书中图像的准确性。本研究以《纲目》（金陵本）木部香木类中植物图像为例，对植物图像基原进行考证，比对植物图像与文字描述的一致性，以窥探《纲目》植物图像绘制的相关信息，挖掘植物图像背后蕴藏的植物学与药学知识。
《纲目》中共记载植物药材1 096种，附植物图像740幅，木部香木类共载药材35味，附图像25幅，其中不少均属首次附图。《纲目》中图像独立成卷，每页包括4～6张图，沿用了宋代《证类本草》绘法，以植物全株入画，主干位于图的中轴线，左右构图比较匀称。其中很多图像虽非常粗糙，但对植物典型特征描述较为到位，图像中均详细绘制了植物的树干、树冠、叶等部分，部分图像还绘制出花、根、果实、叶脉等更多细节。
木部香木类植物图像整体以高大乔木为主，此次考证过程中主要通过查阅《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书籍所载的该药材基原植物，以确定可能所属的植物范围，并依据《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药用植物志》《中国植物志》等植物学书籍所载植物形态与《纲目》中图像形态进行比对，以确定图像中所绘基原植物。本研究为找出与图像形态一致或相似的所有植物品种，将可能范围内植物所属科属分类下的所有植物品种形态均与图像进行对比。
柏这一药材虽只附图1幅，但一图中却绘有圆柏与侧柏两植物。其中圆柏树皮呈纵裂状开裂，叶形为针形，叶序交互对生，小枝直立或稍成弧状弯曲生长等特点（图1），与柏科植物圆柏Juniperus chinensis L.（因本文篇幅有限，只在植物出现的首处标明该植物学名）形态特征相似。相较于圆柏图，侧柏图制图则较为粗糙，图像所绘明显特征为叶交互对生，枝成平面扁平生长，球花单生于短枝顶端，球果呈卵圆形等，以上形态特征与柏科植物侧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L.）Franco较为相似。
侧柏与圆柏同属柏科植物，形态特征大体上较为相似，但仍存有较多细节差别之处。《纲目》中的圆柏图所绘应是圆柏的幼树，首先图中所绘树冠呈尖形而非成年后的冠形。其次，圆柏幼树叶形均为剑形，随着树龄增加会逐渐被鳞形叶代替［2］321。侧柏在其生长期内叶片则一直处于鳞形，虽由于绘制图像较为粗糙，明显鳞形叶片特征在图中未可见，仅可在植株顶端零星见有几枝具鳞形叶特征，但两幅图在叶形表现上存有明显区别，对比可见圆柏图中所绘应为刺形。这也说明在绘制图像时，李时珍已经意识到两个物种在叶形上的差别之处。侧柏之果实可有“滋阴、强壮滋补、安神”之效[3]1673-1674，详细可见附件中图片。
《纲目》文字中记载，松之脂、节、叶及花等均可入药，入药功效也各有不同。据《中药大辞典》载松节基原植物为松科植物油松、马尾松、赤松及云南松；松叶基原植物为松科植物华山松、马尾松及油松等；松花基原植物为松科植物马尾松、油松、赤松及黑松等；松脂（松油）基原植物为松科马尾松及油松等［3］1566-1570。可见上述药材基原植物均为松科或松科近缘植物，且松图中所绘叶形也呈针形或剑形（图2），具松科植物的典型特征，所以本图中所绘植物最有可能为松科或其近缘植物。松图中树冠为宽塔形；树干开裂成不规则鳞片状；枝有长短之分，长枝之叶螺旋状散生，短枝之叶呈簇生状；叶条形，镰状或直；球果或倒卵形，以上形态特征与松科植物中的金钱松Pseudolarix amabilis（J. Nelson）Rehder较为相似。
杉子、杉叶及杉皮作为药材，在今日临床中应用频率较高，《纲目》中文字也记载了杉之皮、叶及子均可入药。杉子等药材的基原植物均为杉科植物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Lamb.）Hook.，杉木叶在主枝上辐射伸展，侧枝之叶基部扭转成二列状［2］313，图中所绘形态明显与杉木不符。图中树皮具裂片之态且树冠呈广圆形，小枝对生，叶为披针状条形，对生，且有微弯之意，基部有楔形或宽楔形之态（图3），以上形态特征则与植物三尖杉Cephalotaxus fortunei Hook. f.较为相似。
关于桂、牡桂与菌桂，古代便多有混淆，现代考证中多把三者定为樟科桂属植物。从菌桂图中所绘植物形态来看，图中植物叶互生或近对生，呈椭圆形，先端稍有骤尖之势，脉序为三出脉；圆锥形花序腋生或近顶生（图4），与樟科桂属中的阴香Cinnamomum burmanni（Nees & T. Nees）Blume形态较为相似。
关于桂与牡桂二物，在相关考证中多把其基原植物定为樟科桂属桂组的植物，但单就桂与牡桂二图中所绘为羽状脉非三出脉这点来看，二图中所绘的就不应是桂组中的植物。现代考证工作中，周冠武等人认为牡桂应是今木樨科植物木樨Osmanthus fragrans（Thunb.）Lour.［4］，木樨叶椭圆形，全缘或通常上半部具细锯齿，聚伞或帚状花序簇生于叶腋，苞片宽卵形。牡桂图中所绘植物可见椭圆形叶与簇生的聚伞形花序（图5），与木樨野外生长状态还是较为相似的。
就桂一物，古代本草著作中多认为桂与牡桂同为一物，较少见关于桂形态的描述。苏颂在《本草图经》中不仅否认了这一点，且对桂进行了单独的形态描述，书中载：“桂，叶如柏叶而泽黑，皮黄心赤。”“苏恭以牡桂与单名桂为一物，亦未可据。其木高三、四丈，多生深山蛮洞中，人家园圃亦有种者。”“三月、四月生花，全类茱萸。九月结实，今人多以装缀花果作筵具。”［5］《纲目》中李时珍自书内容似也较为赞同苏颂的桂与牡桂非一物的说法，书中载：“苏颂所说稍明，亦不当以钦州者为单字桂也。”“按尸子云：春花秋英曰桂。嵇含南方草木状云：桂生合浦、交趾，生必高山之巅，冬夏常青。”［6］1294桂图中可见椭圆形叶互生，叶全缘且先端钝，穗状花序与球状果实（图6），以上形态特征与樟科桂属樟组中的云南樟Camphora glandulifera（Wall.）Nees形态较为相似，且云南樟树内皮红褐色，花期为3—5月、果期为7—9月，与文字中所载“桂，皮黄心赤”“三、四月生花、九月结实”也符合，基于上述，桂图中所绘植物有很大可能为云南樟。
图中所绘树皮有开裂之态；叶互生，呈倒卵状椭圆形或椭圆形，部分叶片有先端短状突尖之势，网状脉序明显；花单生于枝顶，长圆倒卵形并有明显被片（图7）。据以上明显特征，图中所绘植物应为木兰科植物玉兰Yulania denudata（Desr.）D. L. Fu。
据《中药大辞典》载辛夷一药为木兰科植物望春玉兰Yulania biondii（Pamp.）D. L. Fu、玉兰Yulania denudata（Desr.）D. L. Fu、武当玉兰Yulania sprengeri（Pamp.）D. L. Fu等的干燥花蕾［3］1401。但图中所绘形态与上述三者均不符，图中叶整体呈椭圆状卵形，基部呈楔形；花与叶同存，直立于花梗上，花有被片并呈披针形，花瓣椭圆形（图8）。基于以上特征，图中所绘植物应是与辛夷基原植物同科属的植物紫玉兰Yulania liliiflora（Desr.）D. L. Fu。
图中叶椭圆或长圆形，互生，叶有明显中脉，顶端有短小渐尖之势；花有数朵并成伞状花序，有明显花萼包裹于外围（图9）。虽图中花萼形状未绘制出更多细节，但基于其他特征可判定，图中所绘应为瑞香科植物土沉香Aquilaria sinensis（Lour.）Spreng.。
图中植物随树干分枝较多，枝常扭曲；叶椭圆状卵形，侧脉较多而密，呈弧状上升；花序顶生并三歧分枝，有长柄状的大型叶状苞片（图10）。此图所绘制植物与木樨科丁香属的众多物种均有形态相似之处，但依据其图中所绘上端具明显三歧分枝状，此形态特征与茜草科植物石丁香极其吻合，且图中所绘其他形态特征也与石丁香较为符合，所以图中所绘应为茜草科植物石丁香Neohymenopogon parasiticus（Wall.）Bennet。
今日被广泛应用之中药檀香主要取材于檀香科植物檀香Santalum album L.树干的干燥心材［7］，檀香叶为椭圆状卵形，无明显网脉。而檀香图的绘画风格在木部香木类中则稍显不同，区别于他图表现叶脉的绘法，此图采用了黑白双色半涂的绘法来表述叶的形态（图11），这就与檀香的形态不符。据《纲目》中文字描述“檀香有黄、白、紫之异”，结合此图所运用的特殊绘法，图中基原植物十分可能为豆科植物黄檀Dalbergia hupeana Hance或紫檀Pterocarpus indicus Willd.。豆科植物黄檀及紫檀叶为卵形，且荚果呈扁平倾斜状［8］119，图中黑白分明叶应是两种植物的豆荚。此图所绘之叶形态与黄檀和紫檀豆荚在野外的真实生长状态十分相似，以此看来图像并非绘制出错，而是有意绘制植物的豆荚。
据2018年发布的广西地方标准《降真香鉴定方法》（DB45/T 1914—2018）列出了3种降真香的植物基原：两粤黄檀DalDalbergia pinnata（Lour.）、斜叶黄檀Merr.bergia benthamii Prain、红果黄檀Dalbergia tsoi Merr. & Chun［9］，以上3种均为藤本植物，而降真香图中所绘形态明显为乔木，因此不可能为以上3种植物。据《纲目》中文字等书记载可知，降真香另有他名降香，甚至在现代各类标准中全部使用降香，将降真香列为降香别名。降香自古即被分为进口降香与国产降香，《纲目》中“释名”载，“时珍曰：俗呼舶上来者为番降，亦名鸡骨……”［6］1307，可见李时珍早已认识到降香有进口与国产之分。据李书渊等人研究，进口降真香的基原植物可能为印度黄檀Dalbergia sissoo Roxb. ex DC.的心材［10］，亦或来自豆科黄檀属的它种植物。1977年版中国药典首载国产降真香基原为豆科植物降香黄檀Dalbergia odorifera T. C. Chen的心材，可见降（真）香这一药材的基原植物有多种且主要为豆科黄檀属植物。降真香图绘制风格与檀香图较为一致，黑白分明的叶应为植物的豆荚，但树干显示出具斑点状特征（图12）。考证了豆科黄檀属的全部植物形态特征后发现，海南黄檀Dalbergia hainanensis Merr. & Chun树皮呈暗灰色，且有槽纹，荚果为长圆形或带状［8］118，在野外生长形态与图中所绘也十分相似，所以图中所绘植物基原最有可能的应是黄檀属植物海南黄檀。
此图并未绘出花形、花生长部位等形态特征，只可见树干通直，叶呈椭圆形，脉序羽状脉，侧脉斜伸（图13）。基于以上形态，可将图中物种确定在樟科润楠属植物红楠Machilus thunbergii Siebold & Zucc.、樟科楠属植物楠木Phoebe zhennan S. K. Lee & F. N. Wei、土楠属植物土楠Endiandra hainanensis Merr. & F. P. Metcalf ex C. K. Allen三者。另据图中植株上部枝叶片互生，下部枝叶片因生的较为密集而显出轮生之状，此形态特征与楠木在野外生长形态十分相近，是另外两物种所不具备之特点，因此图中所绘应为楠木。
图中所绘植物叶片兼具矩圆形或倒卵状椭圆形之态，叶互生，叶脉为羽状脉，叶在顶枝处较为密集，有三出复叶之态（图14）。因图像中并未绘出花与果实等更多细节，只能将基原锁定在樟科樟属植物臭樟Cinnamomum micranthum Hayata、猴樟Cinnamomum bodinieri H. Lév.与黄樟Cinnamomum parthenoxylon（Jack）Meisn.共3种。
此图植物单叶互生，叶呈卵形或椭圆形，具羽状脉（图15），兼具以上形态特征的植物数量较多，可能为桦木科桤木属与桦木属植物、榆科榆属的部分植物、樟科的部分植物。但图中植物有一可断出其基原的明显特征，即其根呈纺锤状。在上述形态相似植物中只有樟科山胡椒属植物乌药Lindera aggregata（Sims）Kosterm.具纺锤状贮藏根，但图中所绘脉序为羽状脉，与乌药的三出脉序有所出入。综合《纲目》文字记载的植物形态与功能主治等内容，此条所载药物可确定为是乌药，所以图中的脉序应是绘制有误。
櫰香是李时珍在《纲目》中新增的一味药物。櫰香图形态与乌药图有较多相似之处，存在明显纺锤状单根，叶为椭圆形至长卵形且具三出羽状脉序（图16），可推测櫰香图基原植物为樟科山胡椒属植物可能性较大。櫰香图基原考证以图中所绘纺锤状单根为主要线索，将图中所绘出的其他部位形态与有纺锤根植物的形态进行对比，发现图中植物形态与地黄、抽葶党参及刺苞果等草本植物均较为相似，但综合图像显示的比例与形态，图中所绘并非草本植物而应为灌木或乔木。综合上述，图中所绘基原植物最有可能为樟科山胡椒属植物山橿Lindera reflexa Hemsl.。
图中叶片具明显掌状三裂之态，且中央裂片较长，尾部有渐尖之势，可见掌状脉序；雄蕊数量较多且花丝不等长（图17）。基于以上明显形态特征可判定植物基原可能为蕈树科枫香树属植物枫香树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或缺萼枫香树Liquidambar acalycina H. T. Chang两种。因两品种形态特征较为相似，主要区别在于缺萼枫香树无针刺状萼齿，而图中并未绘出花的萼齿无法作出更为具体的鉴别。
图中所绘植物树干及底部有块状物存在（图18），结合文字描述应是分泌的树脂，橄榄科、松科及芸香科等植物均可分泌树脂。图中叶互生，枝顶端有奇数羽状复叶出现，叶形呈卵圆形，叶基部呈楔形或近圆形，以上特征与橄榄科植物乳香树Boswellia serrata Roxb.的形态特征均较为相似。
此图也明显可见有树脂存在，叶散生或丛生，单叶或三出复叶，叶形为倒卵形且边缘末端具锯齿（图19），以上特征与橄榄科植物没药Commiphora myrrha（Nees）Engl.较为相似。
麒麟竭（騏驎竭）又名血竭，为常用活血散瘀药，但历代本草中对于麒麟竭的认识莫衷一是，《雷公炮灸论》将麒麟竭归于玉石部，而《新修本草》则将麒麟竭与紫矿归为一条，直到《本草纲目》首次将麒麟竭置于木部，这无疑是对麒麟竭基原认识的一大进步。麒麟竭乃麒麟树脂结成，因此得名麒麟竭，我国最早使用的麒麟竭来自于天门冬科植物龙血树［11］Dracaena cinnabari Balf.f.，直到明清以后才逐渐出现以麒麟竭Daemonorops draco BL.为基原的麒麟竭。其中，龙血树叶呈扁平剑形，常聚生于枝顶端，成年后的龙血树枝叶上翘，密集的剑形叶成伞状树冠景观。麒麟竭为棕榈科黄藤属植物，叶形呈条状披针形，与龙血树叶形较为相似。而图中所绘植物叶为掌状分裂态（图20），明显与上述二者的披针形或剑形叶不符。龙血树原产于摩洛哥西班牙等地，据《纲目》文字中载，麒麟竭多出大食诸国，所以李时珍在作书绘图时应是无法得到或见到龙血树，更是无法亲赴龙血树产地考察形态。经查阅其他本草著作后发现此图与《证类本草》中“广州騏驎竭”图较为相似，所以本图十分有可能是改绘自“广州騏驎竭”图。麒麟竭图中植物的掌状分裂叶等形态特征，与蕈树科植物枫香树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较为相似，且枫香树树脂可有解毒止痛、止血生肌之效，与文字记载中麒麟竭“破积血，止痛生肉”的主治也相符。但枫香树并未作为麒麟竭的基原植物出现过，且《纲目》中另设有枫香一条，配图更为详细精致地绘出了枫香树的形态，所以此图所绘是否为枫香树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确认。
据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载，安息香为安息香科植物越南安息香Styrax tonkinensis（Pierre）Craib ex Hartwich的干燥树脂，越南安息香树皮有不规则裂纹存在；叶互生，椭圆形、椭圆状卵形至卵形，基部圆形或楔形［12］（图21），以上形态在图中所绘均较为一致，可判定图中所绘植物应是越南安息香。
龙脑香Dipterocarpus turbinatus Gaertn.f.为龙脑香科、龙脑香属乔木，叶片为广卵形或卵圆形，而图中所描绘叶形为针形或条形，因此图中所绘明显不是龙脑香（图22）。据文字中记载：“［颂曰］其叶正圆而背白。”“［宗奭曰］西域记云，干如松株而叶异，花果亦异。”［6］1319可见苏颂等人已认识到龙脑香这一植物的正确形态。且据文字记载龙脑香又名冰片，入药可治风热喉痹、目痛等症，书中所载应确为龙脑香无疑。此图形态与龙脑香差距较大，在文字记载中也并未见李时珍本人对龙脑香形态的描述，所以此图应确为绘制错误。
阿魏为伞形科阿魏属植物新疆阿魏Ferula sinkiangensis K. M. Shen、阜康阿魏Ferula fukanensis K. M. Shen等分泌的树脂［3］1440。新疆阿魏等伞形科植物代表形态特征为复伞形花序及三出式全裂叶片，而图中所绘植物形态为羽状复叶，叶卵形至长卵形且有树脂存在（图23），形态明显与新疆阿魏等植物不符。图中所绘形态与紫檀Pterocarpus indicus Willd.、烨木科植物糙皮桦Betula utilis D. Don、红桦Betula albosinensis Burkill、油桦Betula ovalifolia Rupr.等植物均较为相似。图像中并未绘制出花型等更多细节，无法将图中基原植物锁定于一物种。虽依据图中所绘形态可判断出大致所属植物种类范围，但文字中所载阿魏功能主治及产地与上述植物品种出入较大，所以可基本判定此图实为绘制错误。
芦荟多年生草本植物，在明以前本草中多作“卢会”二字，明代本草则将“卢会”与“芦荟”混用，《纲目》中保持了明以前的字形，采用“卢会”二字。芦荟为多基原植物，有库拉索芦荟Aloe vera（L.）Burm.、好望角芦荟Aloe ferox Mill.等多个近缘物种［13］，且形态特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在叶缘和叶背均有尖锐的刺，叶多呈条状或剑形。《纲目》载：“药谱及图经所状，皆言是木脂，而一统志云：爪哇、三佛齐诸国所出者，乃草属，……前说不同，何哉？岂亦木质草形乎？”[6]1324可见，李时珍对卢会了解不多，就卢会为草本还是木本植物多有疑惑之处。且《纲目》中卢会图与前代《证类本草》《绍兴本草》等书中插图所绘形态极为相似（图24），可有充分理由推测李时珍应是未见过卢会原植物。此图应是其继承了历代本草中的卢会图再结合文字描述绘制所成，致使图中所绘植物单就叶形来看就与芦荟的众多基原植物均不符。除去叶形绘制之错，依据此图中所绘的植株较高大且主干有木质化趋势等形态特征，在芦荟的基原植物中与图绘形态最为符合的应为好望角芦荟。
据《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中“胡桐泪”词条载，胡桐泪出自《新修本草》，为杨柳科植物胡杨Populus euphratica Oliv.的树脂。胡杨叶形多变化，幼叶为披针形或线状披针形，成年叶卵圆形、卵圆披针形、三角伏卵圆形或肾形，部分叶先端有粗齿牙。胡杨野外生长状态多见先端具粗齿牙的三角伏卵圆形或肾形，图中所绘叶形与胡杨叶明显不符（图25）。阅览《纲目》中他图有出现类似肾形叶的叶形，所以此图应是对基原植物认识不清导致错误。但并不能说此图绘制完全错误，图中仍可见树皮开裂之态且存有树脂，可见虽对药物基原植物认识不足，《纲目》中图像也尽力表现了药物的可入药部位。
因《纲目》是在李时珍去世后才附梓刊行，以至不少学者都认为书中图像是李时珍的儿孙出于各种目的而随意增设的，这一见解着实否定了《纲目》中植物图像的价值。从《纲目》图卷署名为李时珍之子李建中等人来看，书中图像似非李时珍所绘，但本文在考证图像基原过程中发现，书中图像与李时珍本人并非毫无关系。首先，图像所描绘植物形态与李时珍本人文字所书之形态基本是对应的。其次绘制正确图像的基原植物产地与李时珍考察足迹也基本对应，而李时珍未涉足之地植物图像多有出入之处，可见李时珍在考察过程中应是绘出了部分植物图像。但《纲目》中也确存有绘制草率之药图，香木类中后3幅（龙脑香、卢会及胡桐泪）所绘形态与药物基原植物形态出入较大，且相较于其他图像注重表现植物明显形态特征的绘法，此3幅图叶形及叶脉均十分相似，致使很难考证图中所绘植物基原。在此3味药物的文字描述中，并未过多记载药物形态，所以李时珍本人未亲自考证此3味药物形态的可能性就极大，此3味药物图像应是李时珍子孙在后期增设而来。但我们不能因此类图像就全盘否定《纲目》中植物图像的价值，李时珍的儿孙自小耳濡目染，其儿孙所绘之药图可以说是最能表达李时珍本人观点的，与李时珍本人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经过考证，木部香木类共载植物图像25幅，其中5幅绘制错误，20幅图像绘制正确。在正确的20幅图像中，有17幅图像绘制的植物形态正确、细致，与该药的基原植物或具同种临床药效的植物形态较为相近，但另3幅图像因所绘出的形态较为简单，与该药的基原植物及其他较多植物品种均存相似之处，无法确定所绘是否为该药基原植物。至于绘制错误的5幅图像，其原因当有以下2点。
第一，经过与文字所载形态、产地、功能主治等信息比对发现，麒麟竭、安息香、龙脑香与胡桐泪4幅图像应是因条件有限，无法见到基原植物而绘制出错。据《明史•地理志》载，明朝大部分时间内的疆域范围，基本为“东起东海，西至嘉裕，南至琼、崖，北抵云、朔”［14］。阿魏、龙脑香及胡桐泪这类产于明朝疆域边界及騏驎竭一类进口而来的药材，难以见到其基原植物真实形态，只可借鉴前代本草著作中的有关内容以绘制图像。图像所绘形态与药材基原植物真实形态自是难免有不同程度出入。
第二，而“乌药”一图应确为绘制有误，乌药主产于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等地。李时珍在收集药物标本与探查药物形态过程中，应是多次到过乌药产地，且据书中“乌以色名”“其气似樟”等李时珍自书内容可推测，李时珍见过乌药这种植物的可能性极大，所以乌药图脉序之错应确为绘制过程中产生，而非对植物形态认识有误。
无论《纲目》中图像是否为李时珍所亲绘，但至少是可以反映出与李时珍同时代的植物知识与药物知识水平，对考证药物基原等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纲目》中图像虽线条粗糙，构图简陋，但对诸如叶、花及果实等形态描绘准确且细致。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纲目》中的图像，可以看出明代对植物形态的认识确有穿穴入骨之意。比如，杉图经考证，其基原植物应为松纲红豆杉科植物三尖杉，红豆杉科中的大部分植物叶形均为剑形或近条状，尤其松纲植物在野外少见花与果实，所以历代本草中的图像多是表述枝与叶的形态。《纲目》中的杉图则化繁为简，未选择绘制同科植物共有形态特征，而是将红豆杉所独有的披针状条形叶与其叶微弯之态表现于图上，可见此图是经过对类似形态植物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比对，才绘制而成。枫香树与缺萼枫香树均为高大乔木且胸径较大，枫香图将这一细节全然表现于图上，图中树干与他图相比粗大非常。若非经过细致的观察与对比，此特点也不会被表现于图中。
植物图像从绘制到最终呈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中国古代在本草这一知识体系中，虽已形成了具有特点的植物图像表达传统，但图像质量仍参差不齐。而正是这些质量参差不齐的本草图像，反映出不同时代对植物形态的认识水平。《纲目》中极具写实性的图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对植物形态的认识水平，是一份极具价值的植物形态学资料。
《纲目》作为明代的代表性本草著作，书中图像真实反映了明代对药物性质的认知水平并如实记录了明代及以前的药材使用情况。桂图、牡桂图及菌桂3物多有相似之处，在文字记载中对3物是同一物种还是分属不同的3个物种也多有歧义，但却详细论述了3种植物不同的入药功效，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华本草》等书记载的入药功效一致，可见明朝对药性的了解程度及对药物的应用程度处于很高的水平。
除此以外，《纲目》中图像对植物的入药部位有意着重表现，书中全部图像一般只绘制植物的树干、枝与叶，但对于根及树脂可入药的植物则格外绘出可入药部位。柏图中共绘制了圆柏与侧柏2幅，经考证基原植物分别为圆柏与侧柏。侧柏与圆柏之叶、根及树皮均可用药，但与圆柏相比侧柏之种仁可另入药有他效。此区别同样在图上有所表现，侧柏图与圆柏图相比多绘制出了果实，以便于辨识侧柏之果实。
但通过图像也可见明代确存在对药物认识不足现象。杉图经考证基原植物为三尖杉，三尖杉入药可有润肺、止咳、消积之用［2］330，与文字记载药效较为一致，但文字另记载了杉皮、叶及子入药可有治疗金疮出血、毒虫咬伤并有止痛之效。据《中药大辞典》载，杉皮等药物的基原植物应为杉木而非三尖杉，可见明朝时期并未将三尖杉与杉木有所区别。
《纲目》中图像兼具植物学与药学价值，通过确定书中图像的基原植物，可挖掘前人用药经验，为中药资源开发及临床应用药物提供参考。同时，图像作为古人认识植物历程中的一条重要途径，其全面展现了药物的形态特征，很好地弥补了文字描述不清、抽象等缺点，因此在考证本草药物的工作中，植物图像一般能起到辅佐参考作用，尤其是当文字表达不完备时，图像就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过往的本草考证中却多依寻药物名称的训诂考证、药材性质等文字记载，很少借助于图像。作者也希冀通过本研究的图像考证工作可为本草考证提供新思路，以此挖掘出更多中药资源。
杨天琪, 张诗敏, 李玉清.《本草纲目》木部香木类植物图像考[J]. 中华医史杂志, 2024, 54(1): 34-44. DOI: 10.3760/cma.j.cn112155-20230307-00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