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快推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文以健康中国战略下的“新医科”建设对公共卫生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为出发点，指出当下存在“孤岛式”公共卫生教育的瓶颈问题，从树立新理念、构建新结构和建立协同育人新体系三方面来说明发展公共卫生融合创新式教育的历史必然性和深远意义。从逻辑路径和实践路径分别提出建设全链条式的公共卫生教育体系，构建医教研一体化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多渠道、多元化融合创新的“公卫”课程资源，下好数字化公共卫生教育新形态的先手棋等一系列举措，以期全面推动“医防融合”“学科交叉融合”的公共卫生教育改革创新，为健康中国建设战略下全方位培养复合创新型医学人才提供建设思路和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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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1]。我国始终坚持把教育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求，教育部首次提出要全面推进“新医科”建设。“新医科”主动对接健康中国战略，将传统医学与新兴的前沿学科有效整合，构建医文、医工、医理、医X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新结构，促进医、教、产、研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打造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医科教育体系[2, 3]，旨在实现从治疗为主转变为预防、治疗和康养等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新理念[4]。这直接推动了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亦对公共卫生教育体系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共卫生融合创新式教育是对“新医科”建设作出积极应变、主动求变的时代应答。有研究倡议，要加快弥合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教育的裂痕，推动医防融合，促进临床医生和公共卫生专业工作者互学互鉴[5]。聚焦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需求和学科发展前沿，公共卫生教育更要强化跨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打破学科界限，从人群生命健康全周期角度出发，逐步健全一个医防融合、公共卫生+理、工、文科高度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以培养具有疾病防控实践、国际卫生视野的复合型医学人才[6, 7]。
本研究将立足“新医科”建设发展需要，探索符合现代公共卫生教育融合式发展的逻辑路径和实践路径，以期为更好地优化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建设思路。
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防控和积极处置方面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但也折射出公共卫生教育体系存在诸多弊端。第一，由于公共卫生学科的独立发展，医防教育逐渐分离，造成了“孤岛式”公共卫生教育短板，使培养出的两类医学专业人才观念和知识架构形成异化[8]，这种割裂的教育体制与“大民生、大学科、大专业”定位不相匹配。第二，受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当前公共卫生课程仍以流行病学和五大卫生为代表的课程教学为主，缺乏国际化课程体系，以及管理、人文社科等知识，知识架构的深度和广度严重不足，与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课程体系存在较大差距[9]，无法契合“新医科”宽口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医学模式[10]。第三，从人才供给侧到人才需求端尚未形成有效沟通和反馈，无法及时纠正医教融合发展中的“两张皮”（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问题[11]，长此以往，造成了传统知识体系与社会发展脱节的问题。第四，以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核心技术迅猛发展，获取与处理信息的方式发生颠覆式变化，加快推进信息化技术与公共卫生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培养会运用科技化手段解决公共卫生领域问题的新时代科技型人才是整个时代的召唤。
在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中强调，要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高效协同、无缝衔接，健全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机制。由此可知，融合公共卫生学与临床医学的裂痕、医防紧密结合是未来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战略引擎。推动融合型公共卫生教育必将秉承“新医科”建设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思路，赋予其新理念、新结构和协同育人新体系的逻辑路径。
公共卫生教育融合创新发展会紧扣服务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要求，将“大健康、大卫生”育人理念融入医学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注重医学人才从重治疗向预防、治疗、康养综合型的观念转型升级，布局和建设“X+公共卫生”前沿交叉学科，逐步改善“医防脱节”现象，积极践行“医防融合”发展模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发展“新医科”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医学教育发展的最新要求，构建新医科格局下“大医学”体系，打破医防分离壁垒、学科壁垒势在必行。通过充分挖掘各学科优势及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解决人民生命全过程、疾病发生发展全过程防治问题，由“单兵作战”转向“集体发力”。强化医科内部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护理学、中医学等专业协调发展，促进公共卫生与人文学科、理工学科、农学的深度交叉融合，形成有机结合的公共卫生学科“新结构”。积极探索“多学科专业+公共卫生”或“公共卫生+多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有效应对新医学模式下的健康服务新挑战，构建未来整体发展的“大医学”格局[12]。
公共卫生教育融合发展需要全方位推进医教协同、科教协同的协同育人“新体系”。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促进教育系统与卫生系统相互依存，消解医学各专业人才间知识架构体系鸿沟，打通高校人才培养到卫生机构用人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多方协同育人体系的建立为推动融合式医学教育发展提供了应用型人才生态环境。
加强临床与公共卫生深度合作，建立健全科教协同体系。充分整合临床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先进研究方法和创新技术，大力推进以疾病防治结合和健康促进为导向的医学研究体系建设，实现医学教育与公共卫生实践的有机融合。
从中央到地方，对公共卫生教育体系改革已经形成强大的政策合力。自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颁布，到党的十九大做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重大决策，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制，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全方位全过程地为未来公共卫生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基本上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于多学科背景、复合型医学人才素质的需求，扎根“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方针，培养兼具预防治疗和康养的综合能力，不仅会“治”，更要会“防”；二是对于新时代公共卫生教育创新发展的需求，公共卫生教育主动求变，以“公共卫生+”和“信息+”为引擎，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公共卫生教育深度融合，推进数字化教育，打造公共卫生教育新形态。
推动医教研三位一体、注重多部门联合培育机制，通过多方之间需求互动，促进教学资源不断整合创新，补短强弱。强化提高临床医学生的公共卫生实践能力、预防医学生的临床技能水平以及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构建课内课外衔接、校内校外联动、校地共建的多维度协同育人实践教学体系。
构建富有跨越性和全链条的公共卫生教育体系是主动对接“新医科”建设、推进“医”“防”融合的重要实践路径。
首先，高校可实施辅修和双学位教育管理制度，鼓励支持医学生跨学科、跨专业学习，打破医学生本科阶段的学科间壁垒。临床医学生在校期间可辅修攻读公共卫生专业，预防医学生也可选择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其他医学类辅修专业。同时，毕业后双学位、毕业后继续教育也为非公共卫生专业背景的医务人员及其他社会群体提高相应知识素养和技能提供教育服务。如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需要学生了解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组织在全球卫生事业中的作用，还要掌握人口规模、疾病负担、新发与再发传染病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13]。
其次，探索多样化的公共卫生研究生培养途径，设立“4+4+3”医学教育模式，培养“医”“防”“工”交叉融合发展的复合型拔尖创新医学人才。可以借鉴福建医科大学“4+4+3”卓越医师（临床医师和公卫医师）培养模式，学生毕业后直接授予医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Medicine，MD）和公共卫生硕士学位（Master of Public Health，MPH） [14]。复旦大学首创“以健康为中心”的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旨在培养一批守护全民健康的复合型公共卫生“健康卫士”[15]。
最后，推进省际校际间合作办学、推广区域高校间联合培养“公共卫生+”复合型高层次医学人才，打造跨校修读课程、一流课程，促进各院校、各学科间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充分发挥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优势特色，推进公共卫生与理、工、农、文学科深度融合，将多学科知识体系融入公共卫生教育课程当中。培养医学生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思维模式，更替传统医学教育固化的思维定式，让医学教育“活”起来，让学生“灵动”起来。
医学院校人才培养要主动置身社会大系统之中，不仅与疾控、医药卫生系统机构，而且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区等结对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才培养共同体。
医教研深度融合需要整体化布局。促进医学院校与公共卫生事业机构、卫生医疗机构及相关辖区内各社会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公共卫生实践教学、科研和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一体化的资源共享、共创共研平台。对医学院校来说，高校是汇聚科学研究专家的集中地，并可以充分利用高校强学科优势，向医疗机构和卫生事业单位提供科研专家，专家提供技术和科研思路，不断带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人员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各级别的公共卫生事业单位可扮演不同的育人角色。实力雄厚的省级公共卫生事业单位（如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着重培养公共卫生专业型博士硕士研究生、开展实践技能大赛培训、执业医师考试相关的公共卫生技能培训等实践内容；市级基层公共卫生事业单位（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着重培养预防医学生毕业生产实习、专业课课间实习，还可承担临床医学生公共卫生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区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部门为各专业医学生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提供场所，走进社区，进行健康宣传或疫情防控相关社区服务工作。对医疗卫生机构而言，可提供丰富的临床现场、病案资料以及临床诊断经验等，有利于积淀公共卫生学生临床知识，增强临床实践技能。
医教研协同育人离不开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完善以项目为驱动来带动实践教学的育人模式，逐渐培育出学校-教学基地-学生之间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加强培养和搭建教学基地的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实现双方培育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新范式、新视角。
一流课程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新医科”背景下提出的教学综合改革基础工程[16]。提高公共卫生教育体系首要是全面打造一流“公卫”课程为重要抓手。
打通课程思政相融渠道，思政教育与专业素质培养并肩同行。通过“公卫”课程，培养未来的医学人才要具备“大医学、大卫生观”的新格局、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拥有“医者仁心、博学厚德”的价值观。同时，充分挖掘区域地方、校训校史和“白衣逆行者”中所蕴含的红色文化，树立立德树人先进典范，让思政元素贯穿专业课程，使课堂教学上出深度、上出温度，将实现全民健康的使命植根于医学人才培养当中。
扩大“公卫”课程广度，提升综合能力素养。要打破传统课程模式，扩充社会科学、全球健康、卫生政策与服务管理等课程体系，大胆尝试创新性强、知识广度大、提升综合能力的新型“公卫”课程，加大力度培养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领导力[17]。如美国公共卫生本科教育侧重设计了社会学领域的选修课程、顶石课程，以体验式教学、团队协作式课程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手段和多元化考核评估为特点，在整合学生知识、提升综合素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8]。
整合课程资源，多元主体协同共建。充分利用校外教学基地资源提升“公卫”课程质量，协同共创共建“医防”融合类课程。第一，联合医疗机构、传染病医院实践基地，建设一批“应对突发新型传染性疾病防治”等系列课程，逐步形成“医”与“防”课程架构体系。第二，省市级疾控中心要充分发挥自身职业优势，尝试建设一批公共卫生实践技能慕课、介绍岗位职责的微课等一系列强实践、重现场的系列“公卫”课程，促进未来预防医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第三，依托医学院校公共卫生学院，与理、工、农类大学建立合作，通过校际间协同育人合作平台，建设一批“公共卫生+X”交叉融合课程体系，实现高校间共建课程互选，提高医学生知识广度。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在于数字素养的培养。公共卫生教育要与时俱进，充分运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建设一批本科线上“金课”，以学生为中心，有效提高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灵活性，并促进学生对“互联网+”“智能+”技术的认知和应用[19]，从而提升师生数字素养。
其次，要建设一批丰富的公共卫生继续教育数字课程群，实现时时、处处、人人皆可学的新教育形态，以提高自身社会服务价值。发动高校或实践基地教师录制贴合实际应用的公共卫生知识及实践技能课程，如《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公共卫生实践操作培训》等，有针对性地为区县级疾控人员、社区全科医生、临床医生等社会医务人员开通系统化的公共卫生在线开放教育渠道，为毕业后的在职人员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更有力度筑好新型传染性疾病的第一道防线。
公共卫生教育融合发展高度契合“新医科”对培养高层次复合创新型医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在“新医科”政策指引下，相信不远的将来，我国公共卫生教育教学改革将会取得显著成效，会逐步形成健全的“医防融合”、医教研协同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新体系，为国家卫生事业培养一批怀有“公行天下，卫戍健康”使命担当的战略型公共卫生人才储备军和复合型拔尖创新的医学人才[20]。铺设全链条式的公共卫生教育体系，构建医教研一体化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多渠道、多元化融合创新的公卫课程资源，下好数字化公共卫生教育新形态的先手棋等一系列实践路径有望为公共卫生教育融合创新改革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设思路和理论参考。
高等医学院校推进公共卫生教育融合创新式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如何主动应变国际公共卫生教育改革创新发展、如何高质量实现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培养模式转型和升级、如何加强推广区域间高校联合培养模式、如何使信息化技术高效赋能课堂教学等建设性问题，需要未来在公共卫生教育教学发展道路上不断摸索创新，做实做深，力求开创更宽口径更加开放的教学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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