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肿瘤是影响居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影响全球疾病负担的关键因素^［1］。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恶性肿瘤是导致居民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大多数国家表现为第1或第2大死因^{［2, 3］}。我国的肿瘤登记工作已经覆盖全国所有县区，国家癌症中心承担数据收集、汇总、质控等工作，并经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审核后发布。美国癌症协会每年利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北美中央癌症登记协会和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提供的恶性肿瘤相关数据，预测美国当年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例数^［3］。世界各国发布的肿瘤负担原始数据由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根据统一标准汇总和测算，形成GLOBOCAN数据库，呈现全球185个国家或地区的36种恶性肿瘤疾病负担的估计结果，为世界范围内的癌谱比较提供数据支持。2024年2月，GLOBOCAN 2022数据库正式发布，中国同步发布最新恶性肿瘤统计报告^{［4, 5］}。本研究主要基于GLOBOCAN数据库及肿瘤归因风险既往研究，详细描述和比较了中美两国恶性肿瘤最新疾病负担、流行趋势、5年相对生存率及归因风险因素，并进一步讨论了两国主要肿瘤防控措施，以期为我国肿瘤防控策略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GLOBOCAN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新诊断恶性肿瘤病例发生在中国。2023年，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提出了我国恶性肿瘤防治的主要目标，要求到2030年，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上升趋势得到遏制，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达到46.6%，患者疾病负担得到有效控制。当前我国癌谱正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肝癌、胃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肿瘤疾病负担居高不下，同时与西方生活方式相关的结直肠癌、前列腺癌、甲状腺癌等发病率持续上升，女性肺癌激增，防控形势复杂。本研究比较了中美两国恶性肿瘤疾病负担差异，参考美国癌谱变化趋势及防治策略，对我国肿瘤防治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与世界平均水平接近，低于高收入国家，但死亡率却远高于高收入国家^［1］。有研究认为，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我国消化系统肿瘤构成比较高，患者常有较差的预后^［12］。中美两国癌谱有所不同，2022年，中国肺癌、肝癌、胃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明显高于美国，而美国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则远高于中国。2000年以后，美国男女总体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死亡率。这主要得益于美国肺癌、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而我国肺癌和结直肠癌发病率仍处于上升态势。

肺癌在美国位居恶性肿瘤发病率第3位，死亡率第1位，而在我国男性和女性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顺位中均居首位。有研究认为，中国肺癌患者的发病和死亡大部分可归因于吸烟，小部分归因于空气污染^［13］，通过PAF比较也可以看到，吸烟是最重要的可改变风险因素。美国自20世纪中叶开展强有力的控烟措施后，肺癌死亡率从1990年开始出现显著下降。据调查，中国2018年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约为26.6%（男性50.5%，女性2.1%）^［14］，吸烟人数高达3亿，尽管我国控烟工作已开展多年，但仍需要更加有效的控烟举措。肺癌的早期发现是降低其死亡率的重要机会^［15］，目前，肺癌筛查方式主要包括胸部X线和低剂量CT（low-dose computer tomography，LDCT）。美国国家肺癌筛查试验表明，与胸部X线相比，每年进行1次LDCT检查可将肺癌死亡率降低20%^［16］。即使是只采用胸部X线进行筛查，也能得到优于不参与筛查的结果^［17］。

除肺癌外，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也在我国癌谱中占据较大比重。2022年结直肠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约占中国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的30%，死亡的40%。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展了结直肠癌筛查项目，同时结直肠癌治疗方式的进步也为死亡率降低奠定了基础^［18］。除了炎症和遗传因素外，大量食用红肉或加工肉类、肥胖、缺乏身体活动等生活方式也是导致结直肠癌发病率升高的重要原因^［11］。另外，中国约有18.8%的恶性肿瘤来源于可以预防的慢性感染，如幽门螺旋杆菌（导致胃癌的PAF为57.3%）、乙型肝炎病毒（肝癌PAF为72.4%）、人乳头瘤病毒（宫颈癌PAF为99.3%）、EB病毒（鼻咽癌PAF为99.3%）等，而在美国，只有＜4%的恶性肿瘤归因于感染^［11］。降低我国人群病原体慢性感染率是肿瘤一级预防的重要目标之一。

2022年，乳腺癌在中国女性恶性肿瘤中的发病顺位虽然次于肺癌，但其疾病负担依旧不可忽视。发达国家乳腺癌发病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原因可能包括生育率持续下降、绝经后激素替代治疗或口服避孕药的使用比例较高、母乳喂养时间缩短、体重增加和老龄化等^［19］。而中国女性初潮年龄不断提前，绝经年龄不断延后，生育次数显著下降，首次生育年龄明显延迟^{［20, 21, 22］}，这些特征为今后我国乳腺癌的防治工作起到了一定的预警作用。

近年来，我国甲状腺癌发病率上升趋势显著，2022年已成为第3大高发恶性肿瘤。可能的原因有：第一，过去的研究对中国甲状腺癌发病率有所低估；第二，随着中国对甲状腺癌的重视程度和居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居民进行健康检查和获得诊断的机会提高；第三，出现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的情况^［23］。对于甲状腺癌，我们应该加大相关健康知识宣传力度，减轻居民焦虑情绪，同时加强病因预防，根据临床实际优化诊疗指南。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男性快速并广泛地接受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的检测，无症状前列腺癌的检出率急剧上升。此后为了避免过度诊断和筛查的危害，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USPSTF）从2008年开始不推荐对75岁及以上男性进行PSA筛查，并在2012年建议停止对所有男性的PSA筛查，前列腺癌监测发病率大幅下降。然而，这也使得晚期患者逐渐增多，自2014年开始，前列腺癌发病率再次出现上升趋势。因此，USPSTF于2018年再次调整前列腺癌PSA筛查建议，55～69岁男性是否筛查应根据个人意愿、潜在获益和危害进行个体化决策，70岁及以上男性不推荐筛查^［24］。

我国恶性肿瘤5年生存率总体有所提高，但仍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差距，这可能与癌谱差异、生活方式、肿瘤预防干预措施和诊疗水平有关。由于恶性肿瘤早期症状不明显、居民早诊早治意识不足等因素，多数恶性肿瘤在获得诊断时已出现浸润、转移，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肿瘤筛查有助于提前发现可疑病灶和癌前病变，大大减少肿瘤发生和死亡，是所有医疗保健中成本效益极高的预防干预措施之一^［25］。

我国首个肿瘤筛查项目始于1958年，1986年发布第一个全国性肿瘤防治计划《全国肿瘤防治规划纲要（1986—2000）》，2005年启动首个中央财政资助的国家肿瘤筛查项目，以农村地区上消化道肿瘤为重点，又于2007年、2009年、2012年先后开展淮河流域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女性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项目、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26］。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三级癌症综合防治网络，但相比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肿瘤筛查项目起步较晚，覆盖面相对局限，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硬件和筛查服务能力较薄弱，居民参与率和依从性不足^［27］。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肿瘤防治水平，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首先，我们应当加强完善基层医疗保健体系。作为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的重要载体和肿瘤筛查工作的主力军，提升基层医疗人员业务能力、优化配置城乡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建立健全家庭医生制度等是肿瘤筛查工作的重要基础。其次，提升居民对可改变风险因素的认知和重视，包括但不限于控烟、减少超重和肥胖、降低传染性病原体感染以及接种疫苗等。第三，继续加强癌症早诊早治体系建设。最新筛查证据显示，我国40～74岁人群接受1次LDCT筛查能够有效降低31.0%肺癌死亡和32%的全因死亡^［28］。我国高危地区40～69岁人群接受1次内镜筛查能够有效降低上消化道肿瘤23%的发病和57%的死亡^［29］。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人群每年接受超声联合甲胎蛋白筛查肝细胞癌，能够使其生存率提高1.5～2倍^［30］。另外，相比单一恶性肿瘤的独立筛查，针对多种常见恶性肿瘤的联合筛查预期更加经济有效^［31］。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比较中美两国恶性肿瘤疾病负担，分析了中国当前肿瘤防控工作的现状以及今后面临的挑战，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肿瘤防控措施提供了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