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少数群体,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等,可能面临着特有的健康和社会问题。目前有关我国性少数群体医疗照顾的报道较少。笔者分享了3例性少数群体的照顾经验。笔者发现目前我国性少数群体在获得适当的医疗服务方面存在一定困难;对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先入为主可能会导致患者体验和医疗结果不甚理想。
版权归中华医学会所有。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除非特别声明,本刊刊出的所有文章不代表中华医学会和本刊编委会的观点。
性少数群体(LGBT+),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等,在社会、心理和健康领域均面临着一些特有的问题[1, 2, 3]。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文化背景等不同,LGBT+医疗照顾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目前我国相关报道较少。笔者分享了3例LGBT+的照护经验,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案例1 女性,33岁,到我院全科医学科做孕前评估。计划使用捐赠的精子行体外受精。其同伴长相中性、短发、声音较为低沉。二者表示她们为女同性恋情侣,并咨询她们是否需要做宫颈抹片检查。
关于案例1的思考:除了特殊的生殖健康问题,我国LGBT+还面临着一般健康问题,医生应该注意以下几点。①性健康:女性间性行为可传播传染性病原体。与异性性行为相比,其传播途径具有特殊性,口交-生殖器性行为、口交-肛门性行为和使用性玩具可能是其性传播疾病的主要传播方式[4]。2019年以来发现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青年学生中,超过80%是通过男性同性性行为感染的,研究还显示每12名男性同性性行为者中就有1位HIV感染者[5]。一项关于长沙市418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此类人群的性伴侣数较多[6]。研究显示LGBT+感染人乳头瘤病毒(HPV)的风险较高[7]。②心理健康:我国的一项研究显示男同性恋者存在抑郁状态和自杀倾向的风险较高[8]。③社会健康:研究显示我国男同性恋者遭受性暴力、精神虐待和性侵犯的比例较高。而且,人们对同性恋的接受度较低,尤其是男同性恋者,父母对子女同性恋的容忍度更低[6]。
综上,笔者认为对于有症状或相关危险因素的女性同性恋者应进行性传播疾病的筛查。而对于男同性恋者,由于其风险更高,可考虑每年进行1次性传播感染疾病筛查,对于风险特别高的男同性恋者,如有多个性伴侣或匿名性伴侣,筛查应更为频繁。
案例2 男性,32岁,在没有同伴陪同的情况下到我院全科医学科进行健康评估,计划在美国进行体外受精和妊娠代孕。该案例为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起初接诊医生用“妻子”一词称呼其伴侣,问诊时才发现其伴侣为男性。
关于案例2的思考:起初医生错误地认为该案例为异性恋,造成医患互动的尴尬。医生在引导患者表达性取向、性别认同、性生活史以及评估为人父母的准备方面遇到的困难较大。为促进文化敏感度和以患者为中心的照顾,为营造LGBT+友好的诊疗模式,医生不应先入为主假设患者的性取向。应让患者自己表达性取向[9],以实际行动表达医疗照顾的重要信念——尊重每个人(包括LGBT+)的就医感受。
目前我国同性恋育儿尚未合法化,且缺乏对LGBT+医疗照顾的正规培训。在英国,允许同性伴侣共同收养儿童[10],且有针对LGBT+的医疗照顾培训。研究显示医疗保健环境中LGBT+文化能力不足与此类人群的健康结果不佳有关[11]。相关指南中指出提供保密、安全、肯定且非批判性的医疗照顾是促进LGBT+健康的第一步[12],指南还敦促美国学院为LGBT+创造更适宜的医疗环境。笔者认为为来访者(包括LGBT+)创造适宜的医疗环境,能够接纳任何出身、种族、文化、性别认同或性取向的个体无比重要。
案例3 “男性”,32岁。主因“右侧腹部疼痛数小时”来我院全科医学科就诊。伴食欲减退,不伴发热、尿痛。患者既往体健。生命体征正常。体格检查,腹软,右下腹局部反跳痛。血常规示中性粒细胞轻度升高和C反应蛋白升高。尿常规示白细胞酯酶阳性,镜检白细胞阳性。怀疑急性阑尾炎,转至急诊进一步诊疗。腹部增强CT提示急性阑尾炎,同时发现患者有子宫。患者拒绝住院、手术,抗生素治疗5 d后症状消失。
关于案例3的思考:跨性别包括男性变女性、女性变男性以及性别不一致[8]。研究显示目前我国跨性别人口是一个不引人注目但在不断增长的少数群体[13, 14, 15]。只有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中的少数私立医院为跨性别者提供特殊的医疗保健服务,如激素治疗和变性手术等[16]。西方一些国家有针对家庭医生和培训生的跨性别者标准化指导方针和培训计划[16, 17]。家庭医生在治疗跨性别患者方面可能处于领先地位[18]。我国尚缺乏类似的指导方针和培训计划。
如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医生可能会错配跨性别者的性别,增加医疗决策的风险。对于腹痛患者而言,错误识别性别可能会影响相关检查[19]。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腹痛患者,需快速识别危及生命的疾病,包括性别特异性疾病,如异位妊娠、卵巢扭转、盆腔炎等。两性之间解剖、生理和疾病状态的差异很大,卫生保健工作者对患者性别识别的失误可能会对医疗结局产生不利影响。
本例患者具有男性外表和行为,医务人员因为错误的假设错配了患者的性别,所幸未影响医疗决策。笔者推测该患者拒绝住院和手术,可能与其感知到医疗环境的不适应性有关。
1997年我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删除了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2001年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在第3版中国精神病分类目录(CCMD-3)中将“同性恋”“双性恋”归为“性指向障碍”,并指出“从性爱本身来说不一定异常”“但某些人的性发育和性取向可伴发心理障碍”,相较于既往诊断,其发生了重大改变[20, 21]。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LGBT+仍可能面临歧视、不公正的待遇或其他一些负面体验,包括在医疗照顾方面[22, 23, 24]。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LGBT+逐渐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和接纳,但社会和医疗环境中的障碍仍较大。LGBT+遭受的歧视、虐待和负面经历或可导致其在接受医疗服务时不愿意透露自己的性取向、性别认同或真实性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接受医疗照顾的质量。
目前亟需加强医务人员的相关教育与培训。医生应以开放的、非评判的、支持的方式对待LGBT+。医生需要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并克服可能的偏见,包括同性恋恐惧症、刻板印象、偏见及社会和自我期望等。
笔者认为应提高对LGBT+社会和健康问题的认识。具体到LGBT+的医疗照顾,相关机构和组织应给予非歧视、支持性的政策,相关的医疗教育机构应设置对应的课程,应加强LGBT+医疗照顾的研究,医师应提高LGBT+医疗照顾的能力。
叶莎莎, 李绍柏, 黄琳, 等. 性少数群体医疗照顾3例经验分享[J].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24, 23(6): 672-674. DOI: 10.3760/cma.j.cn114798-20240404-00210.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