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炎症负荷指数（IBI）与胃癌诊断及预后的关系。
选取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于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180例胃癌患者作为胃癌组，选取同期于本院就诊的180例胃癌前疾病患者作为癌前疾病组，同期于本院体检的180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分析IBI在胃癌诊断中的价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3组IBI值；通过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确定不同指标的最佳截断值，并进一步评估IBI对胃癌的诊断价值。采用R软件包glmnet进行LASSO回归分析筛选变量，对筛选出的变量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进一步确定影响胃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胃癌组、癌前疾病组和对照组患者的IBI水平分别为46.69±8.38、35.53±6.11、21.47±4.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81.45，P<0.001）。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胃癌组高于癌前疾病组和对照组，癌前疾病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4.43，P<0.001；t=34.15，P<0.001；t=25.13，P<0.001）。ROC曲线分析显示，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的最佳截断值为3.15（AUC=0.65，95%CI为0.54~0.73），特异性为92.31%，敏感性为43.97%；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的最佳截断值为137.36（AUC=0.59，95%CI为0.51~0.68），特异性为93.66%，敏感性为34.98%；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的最佳截断值为5.18（AUC=0.69，95%CI为0.58~0.76），特异性为61.29%，敏感性为73.33%；泛免疫炎症值（PIV）的最佳截断值为276.57（AUC=0.73，95%CI为0.65~0.78），特异性为78.41%，敏感性为59.77%；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的最佳截断值为654.37（AUC=0.73，95%CI为0.66~0.78），特异性为86.32%，敏感性为62.11%；IBI的最佳截断值为49.12（AUC=0.82，95%CI为0.79~0.92），特异性为85.36%，敏感性为65.82%。LASSO回归分析显示，共有IBI、T分期、N分期、年龄、癌胚抗原（CEA）、SII、PIV、肿瘤分级8个与预后相关的变量。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IBI（HR=4.57，95%CI为3.82~5.32，P<0.001）、T分期（HR=2.54，95%CI为1.75~3.31，P<0.001）、N分期（HR=1.69，95%CI为1.15~2.21，P=0.032）、CEA（HR=1.38，95%CI为1.06~1.75，P=0.032）、肿瘤分级（HR=1.87，95%CI为1.34~2.59，P=0.026）均为胃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IBI（HR=3.96，95%CI为3.51~4.48，P<0.001）、T分期（HR=2.31，95%CI为1.63~3.02，P=0.023）、肿瘤分级（HR=1.49，95%CI为1.12~1.83，P=0.042）均为影响胃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与低水平IBI胃癌患者相比，高水平IBI患者的死亡风险高达3.96倍。
IBI可能是胃癌诊断及预后预测的重要标志物，对胃癌的诊治具有一定的科研和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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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胃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第6位和第3位，我国是胃癌的高发国家，胃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排第3位，更重要的是，在全球所有胃癌发病和死亡病例数中，我国占到了将近一半，分别占全球的43.94%和48.62%[1,2]，由此可见胃癌早期防治的重要性。许多胃癌患者发现时已进展到晚期，一方面是因为胃癌的早期症状缺乏特异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与胃镜、活组织检查等相比，缺乏一种简单有效的胃癌诊断及预后标志物[3]。有研究显示，炎症负荷指数（inflammatory burden index，IBI）可能是包括胃癌在内多种肿瘤的重要生物标志物，目前的研究初步表明，IBI是肿瘤患者强有力的预后预测指标，但其在胃癌中尚缺乏进一步相关研究分析，且由于不同肿瘤之间的生物学差异，进一步深入探索IBI与胃癌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临床和科研价值[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