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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肿瘤的认识较早。殷周时代，甲骨文上已记有"瘤"的病名。《黄帝内经》也有关于肿瘤的记述；晋代《鬼遗方》、隋代《诸病源候论》已有较丰富的肿瘤病名，唐代《千金方》已对瘤进行了初步分类。宋代关于肿瘤的记述更加丰富，认识也更为深刻，尤其对恶性肿瘤的认识超越前代，出现了恶性肿瘤专有名词"癌"。目前，关于宋代对肿瘤认识的专题研究尚不多，本文整理了宋代重要医籍中关于肿瘤的记述，希望为肿瘤学科史的研究提供资料。通过研读宋代中医典籍发现，记载肿瘤疾病的古籍数量很多，经筛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9本古籍进行分析，分别是《济生方》《三因极一病症方论》《卫济宝书》《圣济总录》《苏沈良方》《疮疡经验全书》《妇人良方》《仁斋直指》《小儿卫生总微论》。
古代医家对肿瘤的认识是一个渐进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肿瘤症状的描述愈来愈细，对预后、病因病理、辨证治疗也有了较详细记载。宋代医籍对于肿瘤疾病的记述虽较唐代丰富细致，但当时对于肿瘤和感染性疾病、炎性肿痛，恶性肿瘤与良性肿瘤仍无严格区分，涉及的疾病名称与疮疡等外科疾病混在一起。与肿瘤相关的疾病名称涉及很广，如瘤、瘿、痈、疽、疔疮、疣、瘭、痼、癌、岩，恶核、结核、痰核，癥、瘕、积聚等，在这些病名下均可见类似肿瘤症状的描述。在瘿、瘤、疽等名称下，根据发病部位具体命名，如喉瘤、脑疽、颊疽、项疽、骨疽；肺疽、心疽、肝疽、肾疽、脾疽、胃疽、大肠疽等；又根据肿物特征，如软硬程度，分为石疽、石痈、石瘿等，以此区分病变程度。
宋代医籍沿袭了前代的分类，如《济生方》记载："医经所谓瘿有五种，瘤有六证，五瘿者石瘿、肉瘿、筋瘿、血瘿、气瘿是也；六瘤者，骨瘤、脂瘤、脓瘤、血瘤、石瘤、肉瘤是也"[1]188。根据症状性质分别对"瘿瘤"进行分类。《三因极一病症方论》对瘿瘤的分类："五瘿者不可妄决破，决破则脓血崩溃，多致夭枉。瘤则有六，骨瘤、脂瘤、肉瘤、脓瘤、血瘤，亦不可决破。肉瘤尤不可治，治则杀人。唯脂瘤破而去其脂粉则愈"[2]206。这是从肿瘤疾病预后的情况对肿瘤进行分类。《疮疡经验全书》指出不同瘤证的恶性程度，如"粉瘤可治，筋瘤不治，乳瘤不治，肘背瘤治，血瘤不治，发背瘤治，爽瘤不治"[3]。对肿瘤进行"不治"与"治"的区别，已具有良恶性肿瘤分类的思想。可见，当时已能根据病变部位、发病症状、预后效果等对肿瘤进行分类。
"癌"字作为描述恶性疾病第1次出现于宋医籍《卫济宝书》中："有五发痈疽之患也……五发各有五色起因，瘭、癌、疽、痼之四发各有颜色，惟小者为痈，所治颇为易耳"[4]20。此处认为五发中"痈"较为好治，其他比较难治。《仁斋直指•发癌方论》记载："癌者，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裂如瞽眼，其中带青，由是簇头各露一舌，毒根深藏，穿孔透里，男则多发于腹，女则多发于乳，或项或肩或臂"[5]579。指出癌多发于男性腹部及女性乳房，曰："俗以癌、痼、瘰附于痈疽之列，以是为五，岂知瘰与痼、癌不过痈疽之一物，古书所载，仅有所谓瘰、疽，则瘰亦同出而异名也"[5]546。可见"癌"是宋代新出现的病名，作者认为与痈疽应归为一类性质的疾病。
癌又作岩，宋代医籍最早描述了乳岩，即乳癌。《疮疡经验全书》描述了乳癌肿块坚硬如岩石的特征。《妇人良方》的记载较详细："若初起内结小核，或如鳖棋子，不赤不痛，积之岁月渐大，巉岩崩破，如熟榴，或内溃深洞，血水滴沥。此属肝脾郁怒，气血亏损，名曰乳岩，为难疗"[6]36。突出了乳腺癌"初起内结小核""不赤不痛"，破溃后"如熟榴"的临床症状[7]。
从宋代记载看，出现了噎、嗝、呃逆、反胃，并将这些相似症状的疾病联系在一起。《圣济总录》膈气门中载有"气膈""寒膈""热膈"3种病的症状特征，热膈之病，起初"肉烂生疮，骨烦"，后发展为"腰背疼痛，赢瘦少气"。此外，《圣济总录》还有关于反胃的记载，"暮食朝吐，寒热时作""心下痞结，状如覆杯"等。从《严氏济生方》的记载可看出，翻胃是机体内外因素导致脾胃不能消磨谷食而成的。《仁斋直指》"夫喜怒忧郁，内伤脾肺，肝气愈盛，痰火上升，血液俱耗，胃院干槅，其槅在上，近咽之下，水饮可行，食物难入，间或可入，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槅在下，与胃为近，食虽可入，难尽入胃，良久复出，名之曰膈，又曰翻胃"[5]264。可见噎、膈、反胃的症状描述与胃癌相似，为古代胃癌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隋《诸病源候论》谓："反花疮者……初生如饭粒。其头破则血出，便生恶肉，渐大有根，脓汁出，肉反散如花状，因名反花疮。凡诸恶疮，久不瘥者，亦恶肉反出，如反花形"[8]118。反花疮又称翻花疮。《圣济总录》记载："疮生恶肉，久则反出疮外，故名曰反花疮。其初如饭粟，破之血出，余毒尚炽，恶肉随生，根深而脓溃，皆风热毒气所作"[9]264。从这些描述可看出，根深脓溃，恶肉相生，久则外翻，是由风热毒气所致，其与皮肤癌、癌性溃疡、黑色素细胞瘤极为相似[10]。
早在隋朝就有对石疽的记载，《诸病源候论•卷三十三》记载："此由寒气客于经络，与血气相搏，血涩结而成疽也。其寒毒偏多，则气结聚而皮厚，状如痤疖，硬如石，故谓之石疽也"[8]108。宋代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认识，《疮疡经验全书》记载："石疽虽与石痈同，惟石疽深寒客于经络，血气结聚不散，隐于皮内肿，按之如石，此毒连颈项之间，内先溃烂，方出皮肤，恐髓出颈项者即死"[3]。极像颈部的淋巴结转移癌或恶性淋巴瘤[11]，这些结于皮、颈项的症状描述类似肿瘤的症状。
《疮疡经验全书》记载"此症生于嘴唇也，其形似蚕茧故名之，内经云脾气开于口。又云：脾之荣在唇，但燥则干裂、风裂，风则瞷，塞则揭若肿起，白皮皲裂如蚕茧，故定名曰茧唇也，始起一小瘤如豆大，或再生之渐渐肿大，合而为一，约有寸厚，或翻花如杨梅、如疙瘩，如灵芝、如菌，形状不一"[3]。综合历代医家对茧唇描述的症状，"起一小瘤如豆大""或翻花如杨梅"等，符合唇癌的症状，是茧唇的最早记载。
机体受到内外因素的刺激，使原本正常的气血运行状态发生改变。气滞可加重血瘀，血瘀又可加重气滞，两者形成恶性循环，使气血不通、不通则痛。瘀血积聚，发为肿块，而成癌瘤[12]。《济生方》曰："夫瘿瘤者，多由喜怒不节忧思过度而成，斯疾焉大抵人之气血循环，一身常欲无滞留之患，调摄失宜，气凝血滞为瘿为瘤。瘿者多结于颈项之间，瘤者随气凝结于皮肉之中，忽然肿起，状如梅李子久则滋长"[1]188。指情志变化可影响机体正常的气血运行。《仁斋直指》云"气血凝滞结为瘿瘤。瘿则忧恚所生，多着于肩项，皮宽不急，槌槌而垂是也"[5]591等。可见情绪变化在肿物的发生发展中影响很大，其他因素也可引起机体气血阻滞产生疾病。
从宋代典籍记载看，古人在治疗肿瘤疾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以下从外治、内治、内外兼治3方面进行叙述。
《苏沈良方》记载了系瘤法："上取稻上花蜘蛛十余个，置桃李枝上，候垂丝下，取东边者捻为线子，系定瘤子，七日候换，瘤子自落。沈兴宗待制家姥，病瘤如掌拳，用此法系之，至三换，瘤子遂干，一夜忽失所在，天明于枕边得之，如一干栗。（袁当时方：瘤落后，以白花蛇头烧灰，和轻粉敷之）"[13]。《疮疡经验全书》载有"药线系瘤法"，这些方法能及时有效的去除瘤物。《仁斋直指》记载了针灸法："灸法痈疽初发小点，一二日间，急以大蒜头横切如钱，贴其中心，顿小艾柱灸之，五壮而止。若形状稍大，以黄秆纸蘸酒全贴，认先干处为筋脚，于先于处灸之，或两处先干皆灸，但五七壮而止"[5]549。《卫济宝书》中也记载治痈疽发背、疖毒、一切恶疮并妇人妳痈的针灸方法，且治疗效果明显。《卫济宝书》记载了外洗法以清洗癌疮的方法，曰"黄芩散，洗疮肿烂处，化恶血脓汁，活血调荣卫"[4]40。黄芩散、猪蹄汤、麝香膏贴，可起到杀菌、消炎、止痛等效果。
宋代治疗肿瘤还是以内服药物为主，以治疗瘿瘤为例，《圣济总录》《小儿卫生总微论》《三因极》《济生方》《仁斋直指》《疮疡经验全书》6部古籍中有治疗瘿瘤的方剂25种，分别为海藻散方、昆布丸、破结散、茯苓丸方、消瘤方、治小瘤方、南星膏等，其中破结散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济生方》《仁斋直指》中均有出现；昆布丸在《济生方》、《小儿卫生总微论》《仁斋直指》均有记载；海藻丸及海藻散方分别在《圣济总录》《仁斋直指》相继出现。《仁斋直指》所载"破结散，治五瘿。海藻（洗）、龙胆草、海蛤、通草、昆布、明矾（枯）、松萝（各三分）、麦曲（四分）、半夏、贝母（各二分），上为末，酒调服，日三食。忌甘草、鲫鱼、猪肉、五辛、生菜、毒物"[5]593。当时应用较广，被后人用作治疗诸瘿、瘰疬的方剂。《圣济总录》《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济生方》《仁斋直指》《疮疡经验全书》中治疗噎嗝的共31个方剂，其中五膈丸、五膈圆及五膈散分别出现在《圣济总录》《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济生方》中；五噎散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济生方》均有出现；瓜蒌实丸在《济生方》和《仁斋直指》中相继出现。表明这些方剂在当时使用较多。东晋时期，五膈丸就在《肘后备急方》中出现。宋代五膈丸的药物配伍与之不同，《圣济总录》"五膈丸，治五中膈气，噎塞，胸中满闷，不下食"[9]242。之所以海藻散方、昆布丸、破结散、五噎散、五嗝散在治疗瘿瘤和噎嗝中多次出现，可能与其治疗方法、效果等有关，这些方剂为近现代中医治疗疾病提供了宝贵经验。
《卫济宝书》记载："癌疾初发，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渐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只是不破宜，下大车螯散取之，然后服排脓败毒、托里内补等散，破后用麝香膏贴之，五积丸散疏风和气，次服余药方见后"[4]21。即内服排毒散、外用麝香膏贴，再配合艾灸治疗，多种疗法同时应用，手段多样。
宋代医家综合了历代医家学术之长，在对各类肿瘤的诊治形成较为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资料，是中医肿瘤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研读水平有限，对宋代医籍中相关肿瘤研究的内容理解得还不够透彻，有待于继续深入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