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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中国新生儿科杂志》创刊32周年及更名为《中华新生儿科杂志》之际,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对我国近40年来新生儿医学的发展进行回顾。总结过去,看到了我们所取得的重大成绩;展望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新生儿医学就像新生婴儿一样,永远充满着活力和希望。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少数大城市的个别医院儿科病房内开设了新生儿病室;到了70年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1978年后,多数发达省市开设了新生儿病房。在开创和建设新生儿学科的历程中,我们不会忘记诸多新生儿学科的教授、专家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1]:其中包括金汉珍、冯树模、秦振庭、黄德珉、宋杰、黄中、李助萱、许植之、何馥贞、官希吉、周秦玉、张家骧、洪文澜、藉孝诚、吴圣楣、唐泽媛等,他们为我国新生儿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还有陈自励、刘婉君、樊绍曾、刘义、孙眉月、魏克伦、韩玉昆、冯泽康、陈克正、虞人杰、叶鸿瑁、孙庆懿、张宇鸣、邵肖梅等一大批知名专家、教授,他们在近30年新生儿医学快速发展阶段身体力行,为学科建设也同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新一代的新生儿学科带头人正努力担负起学科发展的重任,在学科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国际化,以及在践行循证医学、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方面做出新的贡献。
近40年来,新生儿学科的学术交流十分活跃。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全国儿科大会中新生儿学科的代表数已超过150人;自1987年举办第一次全国新生儿学术会议,随后共召开10届独立的全国年会;近年来新生儿学组再次与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共同承办新生儿年会活动。上述会议的参会人数均在700人以上。每年各地举办的各类新生儿学习班,无论数量还是参会人数,均处儿科各亚专科的首位。
1982—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与我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卫生部先后签署了P01和P06项目,浙江大学儿童医院在洪文澜教授等组织下,还与美国HOPE基金会合作进行新生儿专业的建设;1985年前后,在沈阳、上海、杭州等地分别建立了具有呼吸支持和心肺监护条件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2]。1985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第9届全国大会期间,组建了包括新生儿学组在内的10个全国儿科专业学组。新生儿学组成立迄今已30年,换届9次。2011年,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专业委员会成立,并组建了各亚专业学组。国内新生儿学科学术成果发表载体除《中华儿科杂志》外,由秦振庭教授创办的《新生儿科杂志》于1986年2月创刊;此外另一展示新生儿科和产科交叉学科刊物《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于1998年5月创刊;1990年金汉珍等教授主编的《实用新生儿学》第1版出版。
在人才培养方面,除早年的新生儿监护项目对新生儿医生进行系统培训外,从2000年开始,我国新生儿医学进入全面发展期,从大城市向地区级和县级医院发展,对专业人才的培训更加迫切。近20年来,各地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项目,培养了大批新生儿专业人才。其中,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与加拿大合作,从2004年起,选拔培养国内新生儿学科骨干,赴加拿大参加新生儿专科医师(fellow)培训,为我国新生儿学科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骨干和带头人;叶鸿瑁、虞人杰等教授组织的新生儿复苏项目,为降低新生儿窒息死亡率做出了贡献;浙江大学儿童医院通过与加拿大国际合作,对危重新生儿的呼吸和急救基本技术(acute care of at-risk newborn,ACORN)进行培训,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3]。近年来,我国全面启动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方案,在不久的将来,新生儿医生的培养将纳入专科医生的培养计划,为新生儿诊疗技术的规范和均质化提供保障。
在本文有限的篇幅内,要全面反映新生儿学科近40年来的临床进展是有困难的,从我国儿童卫生健康指标的数据中可以综合反映新生儿学科的发展及对国家卫生健康指标的贡献。据国家卫计委资料,我国新生儿死亡率已从1991年的33.1‰下降为2012年的6.9‰,在发达省份的城区,其指标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4]。新生儿死亡率的显著降低,为我国提前完成联合国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以下举出一些事例,部分反映临床诊治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NICU的建立,对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DS)采用了以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和机械通气为主的治疗,早产儿存活率显著提高[5]。从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RDS的研究[6,7]到21世纪00年代初期正式从国外引进猪肺磷脂表面活性物质,我国新生儿RDS治疗逐渐进入"肺表面活性物质时代" 。结合保护性肺通气策略、肺表面活性物质应用后的CPAP(INSURE技术),以及近年来推出的最小损伤性的表面活性物质应用(LISA或MIST技术)等[8],无创通气模式被广泛接受,使我国极低和超低体重儿呼吸治疗成功率进一步提高。
随着极低和超低体重儿存活率的增加,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基础研究和临床多中心调查均有较多的开展[9];在低氧性呼吸衰竭和肺动脉高压诊治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氧化氮(NO)吸入治疗低氧性呼吸衰竭和肺动脉高压用于临床[10],学组先后制定了持续肺动脉高压诊治和机械通气常规[11,12]。作为呼吸衰竭治疗的最后手段,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自21世纪00年代中期起在国内有条件的NICU逐渐开展,并取得了经验[13]。国内学者主持的新生儿呼吸衰竭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和多中心干预研究资料多次在国际著名儿科期刊发表[14]。
鉴于汉族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高发人群,学组对此进行了大量的临床研究。2000年进行了高胆红素血症的流行病学调查[15],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干预方案[16],前后3次修订相关专家共识;对胆红素脑病进行了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提出了问题[17,18];组织了多中心干预研究。针对我国人群的黄疸特点,进行了相关的酶和基因研究;近年来国内专家设计基于小时胆红素对胆红素脑病的风险进行预测,在国际著名儿科期刊发表,产生了国际影响[19]。
新生儿感染在临床十分常见,在诊治方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做了大量工作,先后两次组织制定新生儿败血症诊疗常规[20]。在早期诊断方面,除血培养外,国内自主开发的16S-RNA基因扩增及基因芯片技术也开始用于临床[21];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一些非特异性的检查如C反应蛋白(CRP)、前降钙素(PCT)、细胞因子等,因具有在床旁或病区内检查的特点,在败血症的辅助诊断上也显示了重要作用。
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2015年早产已成为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第一原因。早产儿占NICU患儿死亡的比例逐年增高。魏克伦等[22]在2002—2003年对我国77家较大型医院的新生儿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产科出生早产率高达7.8%;我国总体的早产率在2010年已达到7.1% [23]。早产儿疾病诊治方面,2006年制定了"早产儿救治指南"[24],对诸多早产儿问题的诊治,如RDS、动脉导管未闭(PDA)、早产儿视网膜病(ROP)、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等进行了规范。国家卫计委对早产儿问题也十分关注,2012年开始了早产(儿)综合干预研究项目。
诊断与治疗问题一直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25]。关于脑损伤、脑梗死、脑白质损伤的影像诊断,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工作[26]。诊断方面,在以往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诊断标准基础上,2011年《中国循证儿科杂志》组织专家制定了HIE循证指南,使指南的临床可操作性进一步提高[27]。在HIE的治疗方面,近30年来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包括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组织的选择性头部亚低温治疗新生儿HIE的随机对照研究(RCT)、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对HIE的治疗研究等均在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有很大的临床指导意义和影响力[28,29]。
极低体重儿存活率的提高与肠内、外营养支持技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21世纪初,经外周静脉的中心置管(PICC)技术在NICU开展并逐渐普及;正规的肠道内营养、喂养方式的推广,经十二指肠喂养、肠外营养策略的改进和《中国新生儿营养支持临床应用指南》、《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出院后喂养建议》的形成等[30,31],促进了极低体重儿存活率的提高,降低了宫外生长滞缓(EUGR)的发生。母乳库的建立和推进、母乳喂养的大力提倡,对减少极低体重儿的重要并发症,如NEC、感染、神经发育问题等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新生儿个体化发育护理(newborn individualized developmental care and assessment program,NIDCAP)、袋鼠式护理,尤其是近年来研究和实践的以家庭参与式综合管理(family-integrated care,FIcare)等新的理念逐渐在部分单位开展。实践证明,这种新的理念能减少医院感染、降低住院费用和缩短住院时间,更利于极低体重儿的预后改善。
我国新生儿科医务人员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尤其是经过近40年来的快速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发达地区诊治技术已稳步接近世界较先进水平;尤其是在降低我国婴儿和新生儿死亡率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应该看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地区间、城乡间发展极不平衡,最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其中主要是新生儿死亡)相差可达10~20倍之多[32]。故在地区间的医疗资源配置、人员培训、学科发展仍需加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年出生新生儿将有显著增加,其中高龄产妇比例将会增多,可能对早产的发生率、出生新生儿的围产期并发症发生率等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对新生儿学科无论在诊疗还是人员配置方面将是巨大的挑战。
我国新生儿总体死亡率已有显著降低,但在极低或超低体重儿人群,其存活率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仍有较大差距;仅从近年来相对发达地区的资料分析,超低体重儿存活至出院的比例还不高,放弃率较高,系统的随访评估还有待加强[33,34,35]。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近10几年来新生儿的存活质量不断提高,相关的并发症进一步下降,但在此期间临床治疗方法并没有太多的新发明和突破,多数进步是基于现有的临床证据[36];近年来国内也引进了以循证为基础的质量改进(evidence based quality improvement),这种临床质量改进方式将会对新生儿医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临床研究方面,我国虽然临床资源丰富,但高质量的大样本、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不多,尚需全国同道的继续努力。
总之,存在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中华新生儿科杂志》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展示平台,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方向,也将成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