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c-Met和c-Src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
2011年4月至2013年1月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88例NSCLC患者组织蜡块标本中c-Met和c-Src的表达水平，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及对预后的影响。
c-Met与c-Src在NSCLC患者肿瘤组织中表达，而在间质及正常肺组织中未见表达。NSCLC中c-Met和c-Src的表达与性别、分化程度、病理类型、T分期及TNM分期相关（P<0.05或<0.01），且c-Met表达与淋巴结转移相关（P<0.01）。c-Met和c-Src表达与年龄无关，c-Src表达与淋巴结转移无关（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肺癌组织中c-Met和c-Src表达呈正相关（r = 0.662，P < 0.01）。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c-Met高表达患者（51例）无病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均明显短于c-Met低表达患者（37例）[（18.08 ± 1.34）个月比（23.76 ± 1.79）个月和（33.63 ± 1.95）个月比（42.24 ± 2.68）个月]，c-Src高表达患者（25例）DFS和OS均明显短于c-Src低表达患者（63例）[（16.96 ± 2.56）个月比（21.86 ± 1.15）个月和（27.84 ± 2.89）个月比（40.98 ± 1.81）个月]，c-Met和c-Src均高表达患者（25例）DFS和OS明显短于c-Met和c-Src均低表达患者（37例）[（16.96 ± 2.56）个月比（23.76 ± 1.79）个月和（27.84 ± 2.89）个月比（42.24 ± 2.68）个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Cox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T分期（RR = 2.174，95% CI 1.354~3.490，P=0.001）及c-Met和c-Src均高表达（RR=1.447，95% CI 1.114~1.880，P=0.006）是影响NSCLC患者DFS的独立危险因素；病理类型（RR = 0.610，95% CI 0.377~0.986，P = 0.044）、T分期（RR = 2.215，95% CI 1.357~3.616，P = 0.001）及c-Met和c-Src均高表达（RR=1.979，95% CI 1.455 ~ 2.692，P = 0.000）是影响NSCLC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
c-Met和c-Src参与NSCLC的发生和发展，影响NSCLC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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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导致全世界男性和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占所有癌症相关死亡的26%[1]。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能占80%以上[1,2]，且超过一半的NSCLC在确诊时已经是局部晚期或已发生远处转移，失去了手术机会。尽管化学治疗、放射治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等方法层出不穷，但目前肺癌总体5年存活率仅为18%，其中晚期肺癌仅为4%[1]。因此，明确影响肺癌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分子机制及寻找与肺癌预后密切相关的重要指标在肺癌的诊治以及提高生存率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c-Met和c-Src通过多种信号转导途径参与肿瘤生长、侵袭和转移，并与肿瘤的靶向耐药有关[3,4]。在NSCLC中，研究发现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growth factor，HGF）和其c-Met受体是继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之后被新发现的一系列驱动基因之一，是NSCLC靶向治疗的重要分子靶点[5]，但是针对c-Met的靶向治疗效果并不理想。目前有关酪氨酸酶抑制剂耐药机制的研究较多，长链非编码RNA的调控作用及自噬效应都可能与其相关[6,7]。研究结果显示，c-Src和c-Met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c-Src在c-Met的下游通路中起到启动肿瘤发生的作用[8]。目前关于c-Met和c-Src作为NSCLC肿瘤细胞重要信号转导因素共同参与NSCLC发生和发展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联合检测了c-Met和c-Src在NSCLC中的表达情况，初步确定二者与NSCLC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为临床治疗研究提供探索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