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暴发，给我国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反复威胁及其潜在次生危害，建立体系完整、紧密协作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迫在眉睫。健康管理学科需更加专注于健康、亚健康、疾病各类人群的全方位健康管理，着眼健康危险因素的评估和干预，采用人工智能与互联网技术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突发急性传染病采取精准、高效的防治措施，实现健康管理防、治、管工作的整体融合发展，实现健康管理在后疫情时代新的“三个转变”，从而保障人民健康，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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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并迅速蔓延，WHO将其命名为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1]，并于2020年3月11日宣布该病毒性肺炎为“全球性大流行病”。截至2020年3月24日24时，全球涉及152个国家和地区报告COVID-19确诊病例突破41万例，累计死亡超过1.8万例。我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1 218例，累计死亡3 281例。
这是一场保卫人民生命的战争，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各省（区、市）迅速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面加强防疫防控并取得显著效果。COVID-19疫情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对全球经济影响之巨大，几代人都未曾经历。此次疫情严重冲击了我国疾病防控体系，撼动了健康中国基石。面对冠状病毒的反复威胁以及疫后潜在次生危害，建立体系完整、紧密协作、科学精准、运行高效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迫在眉睫。
COVID-19隶属冠状病毒科β冠状病毒属[2]，是继SARS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后出现的又一种引起人严重呼吸道疾病的新型冠状病毒。人群普遍易感，可经飞沫、接触等途径传播，隐性感染者（即无症状感染者）可能成为传染源；潜伏期患者和恢复期患者传染性有待进一步明确；在病毒浓度较高的密闭空间长时间停留可能导致气溶胶传播。病毒潜伏期一般为3~7 d，最长可达24 d，相比SARS病毒毒力弱，但传播性更强；血管紧张素转化酶Ⅱ（ACE2）受体可能是造成COVID-19与SARS病毒能够跨种传播的缘由[3]。
目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COVID-19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照甲类传染病采取预防及控制管理。其临床症状主要为发热，可伴干咳、乏力，少数伴鼻塞、流涕、咽痛、肌痛与腹泻等；部分出现呼吸困难、胸部影像学特点（双肺多发磨玻璃影等），严重者可能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血症休克、难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凝血功能障碍以及多器官衰竭等。目前尚无COVID-19特异性靶向药物。
健康包括2个方面，一是主要脏器无疾病，各系统具有良好的生理功能；二是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较强，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变化、生理刺激以及致病因素对身体的作用。健康管理学科是研究人的健康与影响健康的因素以及健康管理相关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医学学科[4]。既往健康管理学科多关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筛查与防控。COVID-19疫情的暴发警示我们，对于严重影响民众健康的突发性传染病，以及与之相关的健康风险因素的评估、干预和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也亟须引起健康管理的关注。
研究报道，无合并症的单纯COVID-19患者死亡率0.9%，而合并其他慢性病的COVID-19患者死亡率远远高于无合并症者：合并心血管疾病死亡率10.5%，合并糖尿病死亡率7.3%，合并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6.3%，合并高血压死亡率6%，合并癌症死亡率5.6%[5]；中年男性吸烟人群中罹患COVID-19死亡率8%~10%，而同样年龄不吸烟的女性死亡率低于2%[5]。钟南山团队对1 099例COVID-19患者的研究显示，合并基础疾病的老年男性更易感[6]。多项COVID-19相关研究表明，机体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对病毒更易感，更容易导致危重症的发生[7, 8]。笔者团队针对武汉、北京和上海COVID-19确诊患者入院前、后淋巴细胞数进行比较，发现患者死亡率与体内淋巴细胞数呈负相关；D二聚体、C反应蛋白（CRP）和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随疾病进展及恶化程度逐渐升高；CD4和CD8 T淋巴细胞在轻度、重度或危重患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机体细胞免疫力与死亡率密切相关[9]。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多种因素，包括慢性病的管理、戒烟、自身免疫力提升等均可能是抵御传染性疾病的因素。
此外，为切断病毒传播途径，遏制疫情蔓延，我国采用“封城”、假期延长、居家隔离、公共交通管制、延期复工复课等系列强有力举措，此举为全球疫情控制争取了时间，获得了WHO和国际社会舆论广泛认可与赞扬。但因居家隔离而被动改变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对机体也导致了次生伤害。可能造成大量肿瘤、心脑血管、尿毒症等慢性病群体症状的进一步加重。疫情对民众、丧亲家庭及医务人员强烈心理冲击，可能引起一系列心理行为问题。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全球COVID-19未来疫情趋势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面对疫情本身及潜在次生危害，只有通过综合研判多种健康影响因素，包括环境因素、行为生活方式、生物遗传因素、医疗卫生服务等，健全完善健康管理学科服务内涵，才能有效保障民众健康，提高生命健康水平。
免疫力是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是人体识别和抵御外来病毒或细菌侵袭的重要武器；是处理衰老、损伤、死亡、变性的自身细胞以及识别和处理体内突变细胞和病毒感染细胞的能力。免疫力检测是对机体的免疫细胞受体的多样性进行的检测，如免疫球蛋白筛查，包括IgG、IgA、IgM等；淋巴细胞系列筛查，包括B细胞、T细胞等；以及干扰素、补体、免疫复合物、CRP。对健康人、亚健康人、肿瘤患者、慢性病患者进行免疫力的评估，有助于个体化健康干预举措的制定，以及临床疗效、意外风险的正确研判。
每周3次、每次30 min以上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可显著增加机体干扰素分泌，提高机体免疫细胞数量，促进免疫细胞的循环流动并增加抵抗力与心肺耐力，延缓免疫器官衰老[10]。运动过程中血液重新分配，消化系统血液灌注量减少，肠道处于低氧环境，诱导低氧诱导因子（HIF）1α持续表达，并参与肠黏膜免疫稳态调节[11]。现有研究明确肠黏膜免疫系统是机体抵御肠腔内病原微生物入侵的第一道防线[12]。因此，民众居家可采用仰卧起坐、俯卧撑、平板支撑、跳绳、瑜伽操、室内乒乓球、广播体操、韵律操等室内运动。但需警惕运动风险，比如糖尿病患者需持续加强自我血糖监测；综合考虑进食种类和时间，避免因运动造成较大血糖波动而致低血糖休克等风险。
营养素是生物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免疫营养素通过抑制炎症反应、调节免疫功能，促进患者的康复。免疫营养素包括精氨酸、核苷酸、谷氨酰胺、支链氨基酸等。如精氨酸可显著增加机体胸腺重量，增强T细胞免疫功能，促进伤口愈合[13]；另有报道补充精氨酸可显著升高60岁以上老人、肿瘤患者的CRP水平[14]。提高支链氨基酸供给，可显著抑制肌肉分解，增加患者蛋白质需求；还可改善胰岛素抵抗[15]，增强干扰素疗效[16]。与未接受营养干预的患者相比，接受营养干预者临床预后好，并发症少，死亡率低。因此，针对包括COVID-19感染在内的各类病患群体均应权衡利弊，精准实施营养干预。而对于健康与亚健康群体，也建议合理地食用维护人体免疫功能所需要的各种食物成分，包括优质蛋白质、脂类、糖类、维生素和益生菌等。将维护良好营养状况作为健康促进的一项重要手段。
既往健康管理中心的疾病风险评估，主要集中在以代谢性疾病为核心的慢性病，诸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及癌症等方面。本次疫情的发生提示我们在健康管理中开展传染病易感人群的风险分级的评估尤其重要。针对健康管理对象，只有做好科学完善的疾病风险管控与评估，方能提供与非传染性慢病风险分层管理相同的精准干预与管控。因此，研发并开展传染性疾病的风险评估工作迫在眉睫，是完善全程、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的重要内容。
COVID-19这一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有经历人员内心都受到巨大冲击，无论民众抑或医护人员。确诊隔离患者会感到恐惧、焦虑、孤独、委屈；疑似患者则可能心存侥幸、惶恐并害怕被歧视；一线医务人员身心承受巨大考验和压力，出现疲劳过度甚至耗竭崩溃；丧亲家庭因疫情防控要求不能进行各种形式的遗体告别或遗物保留，承受巨大悲痛；普通民众面对大量信息涌入，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慌、害怕等，都是疫情过程中几类主要心理行为问题。在抗疫过程中，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组织心理学组及时推出了一系列线上线下的心理评估及干预活动，提供心理支持、疏导等援助，对缓解一线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以及改善广大普通民众的心理健康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大疫之后，健康管理中心需进一步完善心理评估及干预系统的建设，以全面促进民众的心理健康。
COVID-19疫情防控是对全民健康素养的“大考”，也是一堂生动的健康教育“公开课”。使我们更加体会到提高公众健康素养、开展公共健康教育、加强公共卫生科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前的健康教育主要关注慢性病相关的内容，今后健康管理学科应该增加传染病防控的健康教育，如提倡分餐制、使用公筷、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漱口、感冒戴口罩等。还应改变我们一些不健康的习惯，如动辄一村一镇的数百人、上千人的大聚餐活动以及食用野生动物等陋习。这次疫情的国际流行中，日本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日本没有实施像我们这样严格的隔离、封城，但由于他们日常生活中良好的卫生习惯，所以没有出现欧美那样的暴发流行。健康管理学科需立足全面健康理念，研究环境、卫生、气候多领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从饮食习惯、社会心理、卫生管理体制、公共设施、慢性病与传染病预防控制等多方面提供精准、多样、灵活、长期的全民健康宣教工作。
AI和移动互联诊疗服务在COVID-19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涉及的应用场景有AI测温、智能筛查与诊断、消毒清洁机器人等。在慢性病诊疗和疾病随访领域，AI满足了疫情期间民众在线咨询、求医问药与药品配送。在疫情期间网上求医问药服务数量激增。AI在线协助患者进行自我评估，并做出合理就医安排。着眼未来，健康管理中心要加大力量推动和实施可穿戴设备、AI、手机APP等新技术和手段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在维护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疫情初期的防控应对暴露出我国疾病预防控制应对能力不足，部门与机构之间缺少对关键数据信息的沟通和共享，也缺乏高效的纵向协调和横向协同运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补短板、补漏洞、强弱项”。基于“以人的健康权益为核心”和“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理念，健康管理、预防、医疗必须共建、共治、共享。目前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目标尚未实现，重医轻防、防治分离的局面也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健康管理学科还需主动加强同疾控部门的协同融入、联合攻关，重视人与自然协调共生，改善健康决定因素，推进落实保障措施，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总之，从2003年SARS疫情至今，我国在预防医学与健康管理学科领域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但COVID-19疫情的暴发为健康中国行动的推进带来了新的挑战。健康管理学科发展须从战略谋划、前瞻布局出发，不仅研究慢性病的预防和管理，也关注传染病的防控，主动建立多学科协同机制，着眼于两方面疾病（慢性病与传染病）的健康危险因素的评估、干预、管理，实现健康管理防、治、管工作的整体融合发展。简而言之，在后疫情时代健康管理需要完成新的“三个转变”：①由单纯医疗服务向医疗与公共卫生的综合服务转变；②由单纯慢性疾病防控模式向防病防疫并重模式转变；③由单纯医学指标管理向多维健康影响因素管理转变。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