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为国家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导致公众严重的心理问题，其造成的心理压力可能会对患者造成长远的影响。COVID-19患者康复后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是我们亟待进行的工作。结合国内外既往重大疫情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经验，我们针对COVID-19患者康复后可能出现的精神、心理问题，提出了COVID-19患者康复后的心理学评估工具，阐述了开展分级、有针对性、三级网络模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的管理理念，并对COVID-19患者康复后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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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造成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为国家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COVID-19作为一种灾难性事件，超出了人们的应对能力和承受能力，可导致公众严重的心理问题，会对患者的心理造成长远的影响[1, 2]。COVID-19患者作为心理危机干预的重点人群[3]，如果不及时加以处理，不仅会导致其神经内分泌系统的紊乱，甚至会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4, 5]。我国COVID-19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不同人群心理状况也随之变化，针对康复后患者如何开展心理评估、疏导和干预等心理健康服务与心理健康管理，COVID-19患者康复后如何维持良好的心理水平、身心状态及社会适应能力等，是我们亟须面对的问题。
目前尚无COVID-19患者康复后精神、心理问题的相关研究。但是我国2003年经历的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疫情与新冠疫情有很多相似之处，故SARS患者康复后出现何种精神、心理问题以及采取的应对方式，将给我们很多借鉴。
研究发现SARS患者康复后存在多种精神、心理问题。SARS患者出院1个月后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8%，焦虑症状检出率为14%[6]；一项应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Zung焦虑自评量表以及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表中创伤后应激障碍分量表评估SARS患者出院3个月后心理问题的研究，发现SARS患者康复12个月后抑郁状态检出率为16.4%，焦虑状态检出率10.1%，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为9.79%[7]；SARS患者出院6个月后23.6%诊断为抑郁症，8.1%诊断为适应障碍以及7.3%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8]；SARS患者康复30个月后精神障碍的患病率高达33.3%，其中25%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15.6%诊断为抑郁症[7]。上述研究提示SARS患者康复后精神、心理问题早期即可出现，主要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焦虑障碍，其时间可持续一年或者更久，甚至在SARS事件的周年或纪念日，患者仍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心理问题[9]。上述研究提示我们COVID-19患者康复后出现持续性精神心理问题的风险极高。
大多数灾后应激反应及症状会随时间而减缓，生活会逐渐恢复正常，但有些个体也会持续存在各种精神、心理问题[11]。COVID-19患者康复后心理健康管理的主要工作，就是发现有明显精神、心理问题的患者，通过个体化的心理干预技术减轻其精神症状，维持心理平衡，恢复社会功能。COVID-19患者康复后心理评估主要是通过了解其心理健康状况，对相关的精神、心理问题进行诊断、评估，采取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技术后进行阶段性随访评估，检验心理干预效果等。另外，不仅要对其精神、心理问题进行评估，同时也需要评估其人格特征、社会支持状况以及控制能力等[11]，以便全面评估COVID-19的后续影响，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管理措施。
依据避免对个体造成2次伤害的原则，不同的人群应选择有针对性、有效的评估技术[4,9]。研究发现肺炎疫情后常见的精神、心理问题为焦虑、抑郁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6, 7, 8,12, 13]。目前临床用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量表（clinician-administered PTSD scale，CAPS）是用来评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严重程度和诊断的一种定式晤谈工具[14]。CAPS包含了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17个核心症状（反复体验、回避、警觉性增高等）的严重程度和频度的评定，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已经成为创伤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标准化诊断测量工具，被称为诊断与评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黄金标准”[15]。目前，灾后抑郁、焦虑症状的评估与抑郁症、焦虑障碍的诊断、评估工具无特别之处，相关评估尽可能采用简洁的量表或工具不要消耗过多的时间[16]，建议使用9项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7项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GAD-7）等。PHQ-9为自评量表，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4）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而制定，是筛查或辅助诊断抑郁障碍的自评工具，该量表包括9个问题，总分为0~27分，PHQ-9≥ 10分为筛查阳性[17]。同样，GAD-7为自评量表，基于DSM-4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因此对焦虑障碍的评估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可用于广泛性焦虑障碍的筛查及症状严重程度的评估，该量表包括7个问题，总分为0~21分，GAD-7≥10分为筛查阳性[18]。PHQ-9、GAD-7的优点为可快速筛选和评估，故可用于COVID-19患者康复后抑郁、焦虑情绪的快速筛查。
COVID-19患者康复后的心理健康管理应根据心理评估结果，运用健康管理学的理念，为其提供科学、个体化的心理干预，使其心理活动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保持良好的社会适应和社会功能[19]。
虽然SARS使社会各界认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但是后续的研究提示，针对SARS患者康复后进行心理健康服务的部门或行业极少，精神卫生防治体系不够健全，缺乏全社会层面的心理健康服务[19, 20]。此外，由于SARS患者的病耻感，超过三分之一存在精神问题的SARS患者康复后从未得获得专业的帮助[7]。上述SARS后心理健康服务的经验提示我们，COVID-19患者康复后的心理健康服务刻不容缓，亟需建立一支专业的心理卫生服务队伍，及时发现COVID-19患者康复后的精神、心理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心理卫生服务队伍可由精神科医生、心理师（包括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和康复师等组成，对COVID-19疫情期间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的患者，定期随访，及时评估与干预[21]，对存在自杀、自伤或伤人风险，自杀未遂史、重性精神障碍、丧亲的患者，可联合精神科专业人员、家属和社区的其他人员进行安全计划，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必要时在精神专科医疗机构就诊，由精神专科医师全面评估后，根据情况制订后续治疗方案。目前针对灾难后精神、心理问题的各种形式的心理干预都有应用报道[14]。针对COVID-19患者康复后的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更注重倾听、共情、正常化、鼓励、积极建议等基本咨询技巧的使用，多采取稳定情绪的心理干预策略[22]。研究发现眼动脱敏再加工治疗、危机事件压力管理、创伤为焦点的认知行为治疗或暴露疗法是有效的心理干预技术[23]，其他的一些非以创伤为焦点的心理治疗几乎不能有效减轻或减少患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对创伤事件发生后2~5个月内出现的心理症状，以创伤为焦点的认知行为治疗、眼动脱敏再加工治疗更有效[4,14,24]。
社区可采取三级网络模式即以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组织网络，向社区提供综合性心理健康保健服务的形式[25]，动员社会工作者、专业志愿者等为社区有心理问题的康复后患者提供心理服务，可通过心理健康教育方式，发动社区居民互相帮助，引导社区正确对待康复后患者，避免歧视，加强人文关怀，帮助康复后患者回归正常生活。在社会层面，通过“互联网+”技术开展心理健康管理，如利用网络平台、心理热线、网络咨询等方式为康复后患者提供心理服务[21,25, 26]。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应以心理健康测评所获取的相关信息为基础，以循证健康心理学为主要依据，对康复后患者的精神、心理问题做出客观、量化的评估与分级，开展针对性地心理健康服务。
目前，针对COVID-19患者康复后相关心理健康管理的研究和实践在国际、国内均为空白，实际工作中可提供心理健康管理的部门或行业较少，缺乏多方协作与资源整合，尤其是合理运用“互联网+”开展全社会范围的心理健康管理实践匮乏。此次COVID-19疫情，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开展相应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为指导各地应对COVID-19患者做好相应的心理干预，编写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心理援助热线工作指南》[26]、《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21]以及《新冠肺炎患者、隔离人员及家属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方案》[22]，使得我国心理危机干预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我国COVID-19患者康复后的心理健康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探索中国特色的COVID-19患者康复后心理健康管理理论、模式、技术，必将促进我国灾后人群心理健康管理事业的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为世界各国开展COVID-19患者康复后心理健康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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