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患者由于免疫功能低下，常合并各种机会性感染，其中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是艾滋病患者最常见的机会性感染之一^[1,2]。HIV感染者一旦感染了结核分枝杆菌，会大大缩短病毒感染的潜伏期，迅速发展为艾滋病，病情迅速恶化甚至死亡^[3]。因此，及时诊断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对HIV感染者的临床诊治和降低病死率有着重要的意义^[4,5]。然而HIV感染者并发结核病的临床表现多不典型，结核菌素试验(PPD)阴性率较高，其中艾滋病患者PPD阴性率可达90%，胸部X线表现亦多不典型，易被漏诊和误诊^[6]。近年来，在艾滋病研究领域，炎性反应逐渐被重视，研究人员猜测炎性反应细胞因子的迅速上升和病原特异性免疫应答(以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为特点)是引起艾滋病患者早期死亡的原因，对于有机会性感染的患者来说尤其如此，如结核与进展型HIV^[7]。既往研究表明，持续的免疫活化导致HIV感染恶化，而炎症反应在机体免疫激活过程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等被看作免疫功能紊乱的标志物^[8,9]。同时，感染HIV后可引起机体炎性反应，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使得血液纤溶系统被激活，血浆中D–二聚体含量显著增加^[10,11]。γ–干扰素释放试验(TB–interferon gamma release assay，TB–IGRA)技术作为一种体外特异性T淋巴细胞免疫应答检测技术，应用细胞免疫应答原理，与PPD相比无需回访且结果判读更为客观，被广泛应用于结核病的临床辅助诊断和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检测^[12]。研究显示，IGRA在HIV感染人群中筛查结核潜伏感染的敏感度优于PPD试验，但患有免疫缺陷综合征的肺结核病患者机体免疫应答能力较低，可能会出现假阴性结果^[13,14]，只能作为诊断上的参考。本研究对2013年1月至2014年10月浙江省青春医院艾滋病病房收治的艾滋病患者进行CRP、D–二聚体和TB–IGRA检测，分析这些检测结果诊断艾滋病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价值。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是HIV感染者最常见的并发症及死亡原因之一。我国的结核病疫情相当严重，但由于艾滋病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者的症状常不典型，肺外结核常见，不易取得病原学证据。虽然根据中华医学会《临床诊疗指南(结核病分册)》，在无禁忌证的情况下，必要时可采用抗结核药物诊断性治疗，但诊断性抗结核治疗的疗程较长，不良反应明显，患者多不愿接受。目前，艾滋病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诊断仍主要根据临床症状、体征、痰细菌学及影像学检查，结合诊断性抗结核治疗效果综合判断，有一定的主观性，且难以早期确诊。本研究通过分析艾滋病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患者的感染相关炎症反应特征，以期为艾滋病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早期诊断提供参考。

既往研究表明，艾滋病合并结核病患者对血清CRP检测较为敏感，其水平升高非常显著，对于临床诊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16]。本研究结果也显示，相对于未合并结核病的患者，艾滋病合并结核病的患者CRP显著升高(P<0.01)，与相关研究报道一致。

有研究报道，肺结核患者D–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水平相对于健康人群显著增高，提示体内为高凝状态^[17]，且血浆D–二聚体水平与病情相关，可作为肺结核患者诊断、监测疗效和预后的辅助指标^[18]。本研究结果显示，艾滋病合并结核病患者体内D–二聚体值明显高于未合并结核病组，提示D–二聚体可作为艾滋病合并结核病诊断的辅助指标。

TB–IGRA诊断结核病的依据是机体只要感染过结核分枝杆菌，体内均存在结核分枝杆菌特异的记忆T淋巴细胞，当机体再次受到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抗原的刺激时，均会释放分泌γ–干扰素，其在HIV感染人群中筛查潜伏结核的敏感度优于PPD试验^[19,20]。本研究发现，合并感染组TB–IGRA检测γ–干扰素水平显著升高，TB–IGRA诊断艾滋病合并结核病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59。但考虑到我国是结核病高发国家，IGRA用于结核病诊断时，假阳性率较高^[21]。其次，由于IGRA是基于患者特异性细胞免疫的一种试验方法，理论上凡是影响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因素，均会对试验结果产生影响^[22]，而参与抗原特异γ–干扰素分泌的效应T淋巴细胞主要是CD4^＋T淋巴细胞，因此，外周血淋巴细胞的绝对值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23]，CD4^＋T淋巴细胞低者，易出现假阴性。因此，虽然本研究结果显示TB–IGRA诊断艾滋病合并结核病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与其他两项比较略高，但单纯依靠TB–IGRA仍不能避免艾滋病合并结核感染的漏诊误诊等问题。

综上所述，CRP、D–二聚体与TB–IGRA可作为艾滋病合并结核病诊断的辅助指标，但诊断的敏感性均不理想。因此，艾滋病合并结核病的早期诊断仍需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痰抗酸杆菌涂片和培养结果、影像学检查及诊断性抗结核治疗效果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