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口腔颌面创伤专业在不同的社会与经济背景下，经历了初创期、徘徊期、开拓期和发展期4个不同的阶段，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口腔颌面外科的重要分支专业。本文回顾性总结了不同发展时期我国口腔颌面创伤专业的重要事件、代表人物和同时期的研究动态与技术特征，对现状优势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今后的发展做了预期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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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口腔颌面创伤专业的发展自建国伊始至今，还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回顾总结，对于我国口腔颌面创伤专业初创时期老一代的艰苦创业史，由于老专家的相继离去，记忆也逐渐模糊，我们只能通过老专家的回忆录、与在世老专家交谈中的语言片段，以及屈指可数的记录重要事件的文献了解这段历史，整个口腔颌面创伤专业的发展过程尚无一个明晰的脉络，而承前启后的发展工作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对一个专业整体的发展而言，如果缺少对历史的完整归纳和总结，将会留下巨大的遗憾！
张益教授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他出于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在查阅文献、整理回忆录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梳理了历史进程，耗费心血做了一项比写论文还难做的工作，他撰写的这篇回顾与展望层次清晰、前后呼应，对口腔颌面创伤学科发展中大的事件、重要的工作没有遗漏，读后可以逐渐明晰我国口腔颌面创伤专业从初创发展到现在的历史状况，张益教授将建国以后我国口腔颌面创伤专业的发展分为初创、徘徊、开拓、发展4个时期；从中可以了解我国口腔颌面创伤专业从发展初期到现在的来龙去脉，体会到创业的艰辛，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年轻的口腔颌面外科医师而言，通过阅读本文可以了解我国口腔颌面创伤事业的艰苦创业史，确立并坚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本文对我国口腔颌面创伤专业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历史需要归纳总结，发展需要承上启下。
创伤是一种"古老"的疾病，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出现创伤[1]。随着社会、科学和医学的进步，许多疾病（如某些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创伤却始终存在。Walt曾经指出："如果死亡和缴税是人生逃脱不了的两件事，那么第三件事就是创伤了"[1]。
西方医学对创伤（包括口腔颌面创伤）及其发展史的记载较全面。我国医学历史悠久，但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却不多，即使有，也仅仅是片段性描述。创伤医学呈阶梯式发展，每上一个台阶似乎都与战争、自然灾害、经济转型、科学技术突破有关。建国以后，我国口腔颌面创伤的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时期：即建国初期的创业（初创期）；3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期间的停滞与徘徊（徘徊期）；改革开放后的引进、吸收与开拓（开拓期），以及近20年来的快速进步、与国际接轨（发展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西南军区和南京军区受命于军委卫生部，从1950年末至1952年先后组建了西南援朝手术队（即国际医疗援朝手术队第五队，由10人组成，宋儒耀任队长，王翰章是队员之一）、上海志愿医疗队（张涤生任副大队长兼颌面外科中队长）和南京抗美援朝医疗队（郭传兴、杨宜任队长，周树夏是10名队员之一，并再次受命赴朝鲜战场担任后勤医疗工作服务队副队长），医疗队在抗美援朝期间救治了大量颌面战创伤伤员，也由此开启了我国口腔颌面创伤外科事业。
当时前线战地医疗采用"阶梯治疗"模式实施战创伤救治。首先，由卫生兵将伤员撤离现场，置于隐蔽、平坦处；再由急救员行战地急救和伤口包扎；之后由运输员将伤员运至接收站进行伤情判断、生命抢救和清创止血；最后转至野战医院行手术治疗。医疗队主要在沈阳和长春的战地医院开展工作。
当时的颌面部创伤多为枪弹伤、爆片伤和烧伤，经常造成大面积复合组织缺损和面部损毁。战地医疗以控制感染、消灭创面为主，因此大量采用植皮和皮管转移技术。经常会面对因严重毁容导致严重心理损害的伤员。王翰章教授曾在回忆文章中描述：颌面部的伤员常常被毁了容，病房中经常弥漫着伤痛和绝望的气氛。病房里面不能有镜子。曾经有个重伤员严重毁容，开始他还挺乐观，憧憬着回家后的好日子。一天，已经恢复较好的他撇开护理人员自行去了卫生间，他从玻璃里看到自己的样子，他呆住了，他从楼上纵身跳下。一名勇敢的战士，经历了枪林弹雨，经历了伤痛，与死神擦肩而过，却最终倒在了希望的破灭中[2]。
1953年，解放军总后勤部在辽阳201医院组织战伤培训班，对战伤救治进行总结，使国内颌面创伤治疗得到理论性提高。也正是源自创伤救治实践，使一批原来从事口腔外科和成形外科的医师练就了娴熟技能、积累了经验、掌握了复杂的头颈部解剖知识，为此后兴起的口腔颌面外科学造就了一批专业人才，这些前辈后来都成为口腔颌面外科或整形外科的权威专家。
1955年，苏联专家柯绥赫接受教育部邀请在当时的北京医学院举办两期高级师资培训班，第一期培训对象为来自各院校口腔系的口腔外科高年资医师，第二期培训对象多为临床医院的口腔科医师。受训学员有丁鸿才、周树夏、张涤生、洪民、王能安、王翰章、雷荀灌等。培训期间，苏联专家系统介绍了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颌面外伤治疗经验，这是颌面创伤理论的又一次系统性提高。
1959年，我国首次出版了《口腔颌面外科学》，其中将口腔颌面损伤学与修复外科学列为主要章节。此后口腔颌面外科领域产生了口腔颌面创伤学分支专业。
20世纪60和70年代，受特殊历史原因的影响，整个科学技术几乎停滞不前，医学领域也处于混乱、停滞和徘徊状态。
章魁华教授曾在采访中回忆到：文革期间，医院开设了"626诊室" ，相当于"全科" ，拔、补、镶都做，医生和护士轮换接诊、治疗，轮流刷器具、消毒。这样的混乱情况持续到1974年才恢复口腔颌面外科病房。当时患者很多，却找不到医生做手术，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很多都被下放了。文革期间临床、科研、教学几乎都处于停滞状态，而与此同时国际上产生了许多新技术和新理念。
笔者试图查阅文革期间有关口腔颌面外科和口腔颌面创伤的文献史料，未果，即使当时的病历也无从查找，只能从一些前辈老师的回忆中了解情况。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年，临床收治的创伤患者多为陈旧性骨折、创伤后畸形或颌间瘢痕（关节外强直）。文革时期开始出现新鲜创伤，伤因多为武斗，也有工伤。临床上对闭合性骨折一律采用医生自己弯制的铝丝牙弓夹板行颌间固定治疗，开放性骨折使用钢丝或克式针固定，且都在局麻下完成，术后经常出现严重、经久不愈的伤口感染和骨髓炎，通过使用少量抗生素和局部搔刮，最终也能愈合；也经常可以见到枪伤（鸟枪散弹）、大动物（熊、狼）咬伤和雷管爆炸伤，主要采用植皮的方法消灭清创处理后的创面；还有一些是面部切割伤，仅做清创缝合，即使有面神经断裂，也很少做面神经吻合。那时，遇到面中部骨折病例时很少想到要开放复位，当然也不懂如何进行手术复位。颧骨骨折畸形愈合后基本上都不再治疗，上颌骨骨折后继发错
畸形的较多，主要通过拔除后牙和镶牙的方法间接矫正。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造成了大量以火器伤、金属异物和粉碎性骨折为损伤类型的颌面部战伤。第四军医大学周树夏教授和刘宝林教授先后在云南昆明、湖南衡阳开办了为期半年的全军颌面战伤救治技术培训班，并在云南前线指导颌面战创伤救治，积累了战创伤急救经验，但对骨折的处理仍以牙弓夹板为主，当时昆明军区总医院还专门为此研制生产了一大批铝丝牙弓夹板，后来曾在国内许多单位使用，一些厂家也以此为产品模板进行生产开发。当时国内尚无颌骨骨折内固定接骨板产品。
此时期的临床及科研工作几乎完全停滞，更谈不上任何形式的学术交流，信息是封闭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美创伤外科，包括颌面创伤，却处于快速发展期，以国际内固定学会（AO）为代表的骨折治疗理论和内固定技术正在欧洲兴起。
改革开放后，大批沉寂多年的医生和学者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出国学习。学成归国后，不仅带回新理念和新技术，而且焕发了事业激情。正是他们重新规划出我国口腔颌面外科的大格局，为后来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头影测量、模型外科和截骨矫治为代表的正颌外科、以关节造影和关节镜技术为代表的关节外科、以唇腭裂序列治疗和语音治疗为代表的唇腭裂外科、以显微外科技术和游离组织移植为代表的修复重建外科等，都作为口腔颌面外科的分支学科相继建立，学术氛围浓厚，新的诊疗技术层出，吸引了大批优秀毕业生选择以口腔颌面外科作为其终身事业，他们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支撑口腔颌面外科的"大梁" 。
与新兴的分支专业相比，古老而经典的创伤外科反而被淡忘了。丁鸿才、周树夏、邹兆菊、章魁华、王翰章等老一辈专家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现象，经他们提议，由《中华口腔医学杂志》编委会主持，于1987年9月21至23日，在江西九江召开了全国口腔颌面创伤专题座谈会[3]。会议总结了以往在战创伤救治与修复、下颌骨和髁突骨折手术、上颌骨和颧骨骨折处理、陈旧性骨折治疗等方面的临床经验。一些观点如今看来并不完全正确，如"囊内出血和生发层破坏是关节强直的主要原因"等，而另一些提法则具有前瞻性，如"骨折复位应坚持功能与形态的统一"等。另外，会上还报告了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经头皮冠状切口复位固定面中部复杂骨折""采用正颌截骨方法矫治陈旧性骨折继发的错
"等技术方法。会议的总体格调是检讨性的，也是建设性的。会议纪要这样总结到："颌面创伤是一个普通而又复杂的课题，有许多难题尚待解决，而在此之前未引起足够重视，未投入适当的人力物力，今后必须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当时极其难能可贵，正是这种态度为后续坚持不懈的探索与开拓奠定了基础。
九江会议是建国后首次全国性口腔颌面创伤专题学术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后称为"第一届全国口腔颌面创伤会议" 。13年后，在西安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口腔颌面创伤研讨会" ，再次对我国口腔颌面创伤外科专业的发展进行全面总结[4]。会议期间成立了创伤专业学组（是当时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委员会第3个正式学组），顾晓明任组长，周树夏、章魁华、王翰章、邱蔚六、东耀俊被聘为第一届顾问，学组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在这一重要领域进入有组织、有系统的新的发展时期。
从九江会议到西安会议的13年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伴随而来的是大量道路交通事故。至20世纪90年代末，道路交通事故伤已跃居各类外伤的首位，在颌面部接近60%。然而，救治状况却令人担忧，90%的伤员首诊于基层，而90%的专科医师又都集中在各大城市的专科医院，结果造成至少30%的复杂骨折延迟为陈旧性，治疗费用增高，伤残并发症增多。大量外伤的集中产生，对社会、家庭和个人都是一种灾难，但迅速增长的医疗需求却推动了创伤专业的发展。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委员会的一项学科问卷调查显示，全国2/3以上口腔颌面外科的创伤业务量增长居同期各类疾病之首[5]。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方面，至少有三方面的工作对口腔颌面创伤学科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一是谭颖徽、周树夏等开展的火器伤损伤机制的系列研究，其主要研究结论即"爆炸伤是一种'破−冲复合伤’，存在'瞬时空腔’效应，致伤机制是数毫秒瞬间内的撕裂、挤压、震荡和污染的交互作用" ，具有明显的理论创新性，在当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该研究为临床火器伤的清创和早期修复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于1996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二是邹兆菊通过对100例髁突骨折非手术治疗的长期疗效观察得出的主要结论："儿童髁突骨折随着年龄增长髁突改型效果好，而成人髁突骨折内弯及前脱臼者则应作切开复位为宜" ，为髁突骨折治疗提出了具体适应证和理论指导，也成为后来工作的基础；三是王永海、刘彦普、张益等开始自主研发国产内固定接骨板和配套固定器材，并尝试应用于临床，国内学者采用正颌技术矫治陈旧性骨折、联合使用小切口和冠状切口复位固定骨折，采用可吸收板治疗骨折等，都为后来骨折坚固内固定的普及应用做了有益的铺垫。
这是关键的13年，既有社会机遇，更有专注于创伤专业的口腔颌面外科人的开拓和不懈努力，使口腔颌面创伤专业的发展逐渐摆脱了长期滞后的被动局面[6,7]。
21世纪，我国口腔颌面创伤进入了全面、有序的发展阶段。2003年第三届会议在成都召开，邀请眼科、神经外科专家进行多学科交流，基础研究受到重视；2005年第四届会议再次在成都召开，大量新概念和新技术密集出现，丰富了创伤外科的专业内涵；2007年第五届会议在武汉召开，学组开始策划颌面交通事故伤协作流调和网络数据库的建立；2012年第六届会议在海口召开，数字医学受到关注，创伤外科从此走入精确医学时代；2014年创伤与正颌外科（以及关节外科）在山西省晋中召开共同会议，对专业学术联合做了有益的尝试[8]。
创伤研究在21世纪初十分活跃，仅2000年之后的3年内，国内学者发表的与口腔颌面部创伤相关的论文即达467篇，占1987至1999年同类文章总数的2/3，其中基础研究论文约占28%，较第一届时增加了2倍[9]。2003年我国首部关于颌骨坚固内固定的专著出版，2008年著名创伤专家Ellis教授的《颅颌面骨骼手术入路精要》译著出版，2011年《口腔颌面创伤学》全国研究生统编教材出版。创伤研究一改以往的岑寂，逐渐步入科技成果奖行列，继刘彦普、李祖兵、张益等课题组分别获得军队和不同类别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后，2012年由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赵铱民教授领衔、多位专家共同完成的"严重颜面战创伤缺损与畸形的形态修复和功能重建"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这是至今我国口腔界获得的唯一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损伤严重度评分是创伤宏观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第四军医大学和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创伤课题组分别于2000和2006年提出适用于颌面创伤的损伤严重度改良评分法（revised facial injury severity score，RFISS）和颌面部损伤严重度评分法（maxillofacial injury severity score，MFISS）的专科评分方法。该项研究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后续开展颌面创伤注册数据库的建立提供了关键技术，也为创伤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创伤救治质量评估、政策性防范和流行病学调查提供了便利。有关MFISS的研究论文作为Leading Paper发表于Int J Oral Maxillofac Surg[10]，引起同行的关注。
AO教育2003年进入中国，在杭州举办了首届培训班，之后连续14年每年在国内举办5~7次教育培训活动，内容涉及颌面骨折与眼眶重建、正颌技术与骨牵引、显微外科与骨缺损修复等，受众医师达2 300人次，覆盖除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对国内口腔颌面外科、尤其是创伤外科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11]。AO教育不仅使国际口腔颌面外科业界认识了中国，也使中国口腔颌面外科融入世界，近些年在AO教育平台每年都有一批中青年骨干被邀请到亚太和欧美授课，张益、张陈平、沈国芳、蔡志刚等专家多次受邀在国际和洲际大会上做专题发言，介绍我国在颌面创伤骨折、缺损重建、正颌外科等领域的治疗经验，说明中国的口腔颌面外科已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
在过去16年创伤专业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围绕颌面部骨折治疗的技术进步最为突出。功能和外形并重的治疗原则被普遍接受，解剖复位和坚固内固定得到普及，依据生物力学原则的张力带和拉力螺钉固定、微型钛板沿力柱结构固定、小型钛板分载固定、重建板全负载固定、儿童颌骨可吸收板固定等在临床广泛应用，使骨折治疗理念发生了系统性改变、治疗技术完成了新旧更替，治疗水平得以全面提升；新概念、新材料和新技术不断出现，如全面部骨折顺序复位、鼻眶筛骨折手术整复、眼眶骨折解剖重建等，又如锁定接骨板、三维眶底板、穿颊拉钩、内镜辅助技术等，再如颌后穿腮腺入路、髁突矢状骨折侧向螺钉固定、锚固定内眦韧带悬吊、额窦骨折颅腔化等，使骨折手术技术系列形成明确的技术层级,显著提升了颌面创伤专业的技术水准；以图像融合、虚拟设计、三维打印、实时导航、效果动态显示等为主要内容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在深部异物取出、眼眶骨折解剖重建、陈旧性颧骨骨折复位、创伤性关节强直成形、功能区骨缺损重建等手术中显示出传统方法难以实现的优势，显著提高了手术的精确性和安全性，也标志着创伤外科已进入精确医学和数字外科时代。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我国颌面创伤外科经历了上述4个时期的发展，已基本形成具有自身特点，问题与挑战并存的专业格局，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格局将成为常态，其中也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旧问题和新问题。
除非发生战争、社会动荡或自然灾害，创伤的致伤原因和损伤特点在今后若干年内将呈现类似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至90年代和平时期的特征。随着5年前我国最严限酒令的最严实施，使酒后驾车的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高达2.9亿辆的机动车保有量、持续6.5%以上GDP增长率和8 500~9 000美元人均GDP的经济发展水平,加之即将铺开的大规模农村城镇化改造，都预示着道路交通事故及道路交通事故伤将继续处于相对较高的发生态势。
老年性骨折将伴随老龄化社会的来临逐渐增多，与生活质量改善和户外活动增加伴随出现的运动性骨折也将增加，伴随医疗方案的改进陆续出现一些以前不曾有过的病理性骨折（如双膦酸盐骨髓炎继发的骨折），酗酒、药物滥用和免疫抑制使骨折后并发症上升15%，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2014年昆明暴恐事件提醒我们应如何正确应对突发性群伤，这些都是需要正视的新问题。10多年前，国内创伤专家就积极倡导开展全国颌面交通事故伤协作流调，并试图建立以主要院校为支撑点的全国性网络数据库，遗憾的是这一愿望尚未实现，成为历史欠账。
随着新武器的出现，颌面战创伤发生率持续居高不下，致伤类型也出现了以爆炸伤为主的伤情变化，这种伤情的致伤机制研究对有效处理伤口有重要意义。2010年，谭颖徽、赵铱民等引入数字化技术模拟投射物和爆炸损伤研究，对精确模拟和理解武器伤的损伤机制有很大帮助，但结果尚未成系列。此外，在战场救护等方面，智能颌面创伤专家诊断系统、智能化高仿真战创伤模拟训练系统也为有效救治颌面战创伤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中华口腔医学会编制专科医师需求量测算显示，外伤发生率为92/10万，仅次于口腔颌面肿瘤（200/10万）和唇腭裂（160/10万），居第3位；在住院疾病构成中，外伤占9.6%，低于囊肿/良性肿瘤（27.3%）、恶性肿瘤（19.6%）、面部畸形（18.0%）和唇颚裂（15.6%）；手术类型构成中，外伤占10.6%，排在囊肿/良性肿瘤（37.2%）、唇腭裂（20.4%）、恶性肿瘤（17.4%）及颌骨畸形（12.5%）之后。这项统计数据与北京大学2008至2013年住院疾病构成比的数据类似，主要代表我国中心城市大医院的状况，说明颌面创伤是口腔颌面外科需要住院治疗的5个主要疾病之一。
恶性肿瘤与颌骨畸形的诊疗需要较高的技术条件，基层医院难以常规开展，这两类疾病的患者多被转诊至专科医院或三甲综合医院。而外伤的突发性、偶发性和随地性决定了伤员救治以就近医疗为特点，90%以上首诊于基层医院。创伤患者群的主体在基层。
在我国多数中心城市，颌面创伤的救治无论装备、材料和技术，目前均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陈旧性骨折的处理和伤后畸形的矫治方面可能比发达国家更有经验。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经验来自一个需要反省的事实，即我国颌面创伤疾病谱中，陈旧性外伤的比例高达10%~20%。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90%以上的伤员首诊于基层，而90%以上的专科医师却集中在中心城市大医院，伤医间的"距离"是原因之一；创伤救治模式应是多学科协作的同期顺序治疗，目前救治模式是分期分段治疗，不合理的救治模式是原因之二；承担首诊的医师多为口腔科医师，不足以胜任复杂的创伤治疗，是为原因之三[12]。另外，还有一个需特别指出的原因是，现行医疗管理制度中夹杂了太多的经济管理成分，导致一些医师"盲目"扩大手术适应证，增加高质耗材的使用，一些医院和科室抢收、滞留患者，这些问题造成了更多的并发症和陈旧性骨折。经济创收导致不良竞争，不仅对颌面创伤，乃至对整个口腔颌面外科的发展都产生了负面影响，正如中华口腔医学会前任会长王兴教授指出的那样：医疗市场化导向、医改过程中的逐利机制以及学科间的无序竞争使曾经辉煌的口腔颌面外科面临困境[13]。这种情况已存在多年，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会影响口腔医学的整体格局。
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医政管理、行业协会和各级专家的共识和共同努力。去除创伤管理目标，理顺医疗管理补偿机制，尊重临床医学的本质规律，让医生能静心医疗、纯粹医疗；建立分级诊疗，畅通转诊渠道，在基层推广适宜技术，将三维打印、手术导航、缺损修复和复杂骨折处理等高端技术集中于区域医疗中心；专家走入基层，强化基础教育、规范基本操作，培育医疗团队，直至收到真实成效，而不是去演示复杂病例，展示新技术、新疗法。事实上，有些工作已经开展，如卫计委要求的医药分开、绩效与创收脱钩等，中华口腔医学会组织实施的西部行公益活动、口腔分级诊疗项目、在中国连续推行了14年的AO教育等。类似的工作如能科学细化、持续到底、务求实效，改变不合理的医疗现状还是很有希望的，口腔颌面创伤专业的发展也必将从中受益，我国口腔颌面创伤救治水平将因补齐基层短板而实现真正的整体提升。
口腔颌面外科是口腔医学和外科学的分支，虽然专业设置在口腔医学，但从学科本质上讲更接近于外科，这是由于其实践的基本内容是血管、神经、肌肉、骨骼，使用的基本器械是手术刀、手术剪和缝针、缝线，工作的基本操作是切开、止血、分离和缝合，最常遇到的风险是伤残和危及生命的抢救，明显区别于口腔医学的其他专业。然而，现行的本科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严重弱化了临床外科学的内容，以北京大学医学部课程为例，曾经的五年制和六年制课程中，包括内外妇儿在内的临床医学的学时为12个月，而现在八年制口腔医学课程中临床医学的学时仅为8个月，且不论目前医学生的实践机会严重不足。这种情况造成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在知识结构方面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毕业后教育也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的不合理设置而无法弥补先天不足。一个阶段的规培时间是33个月，而作为口腔颌面外科专业的住院医师在病房的轮转时间却只有7个月，仅占规培时间的21%。这是脱离口腔颌面外科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的，极不利于口腔颌面外科医师的成长。每一个关心和致力于口腔颌面外科前途与发展的专家、学者及管理人员都应尽其所能努力改变这种局面。
专长于颌面创伤的医师首先应该是合格的口腔颌面外科医师，不仅能熟练应用清创、复位和固定三大创伤专科技术，还应掌握口腔颌面外科的多种特色技术，这是由颌面创伤疾病治疗需求决定的。陈旧性骨折的治疗经常用到模型外科、骨牵引和正颌截骨技术，因此必须轮转正颌外科；大面积软硬组织缺损的重建经常采用血管化游离皮瓣修复，因此必须学习显微重建技术，后期功能重建还需了解颌面种植技术；创伤继发的软组织畸形和器官畸形的矫治涉及各种邻位皮瓣以及隆鼻、充脂、扩张器技术，因此需掌握一些整形和美容外科的常规技术；颌面创伤常出现危及生命的情况，因此需掌握出血控制、心肺复苏及呼吸道急救。优秀的颌面创伤医师应成为口腔颌面外科的全才。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黄秀玲医师对本文文献收集和史料汇总工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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