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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糖尿病联盟(IDF)最新糖尿病地图显示:成年患者已达到惊人的4.15亿,即每11人中就有1人患糖尿病;其中2型糖尿病(T2DM)占糖尿病发病总数的90%~95%[1]。2013年我国成人调查[2]中: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分别达到11.6%和50.1%,预测到2030年我国糖尿病患者将增长至3.66亿,可见糖尿病防控工作任重道远,亟待重视。生活习惯作为可控因素,在T2DM防控和治疗中起关键作用。然而由于不同民族/种族遗传背景、文化、宗教信仰的不同,生活习惯存在客观差异,各民族基于生活习惯的T2DM主要风险因素不同,传统的普适性教育和干预策略不一定适用于各少数民族,以至于各国少数民族的糖尿病控制不佳,实现不同民族T2DM的精准干预刻不容缓,而生活习惯的种族特异性研究是前提和关键。
亚洲是T2DM全球集中分布区,其高发率使欧洲移民区包括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的亚裔人群,同样在当地糖尿病患者中占有较高的比例,文化因素可能是影响本地少数民族群体干预效果的主要因素[3]。南亚人、中国人和非洲人T2DM患病率较高,且发病较早[4]。美国非西班牙裔黑人和西班牙裔是非西班牙裔白人患病率的将近两倍,居住在美国的成年白人糖尿病患病率约7.6%,亚裔印度人是18.3%,而印第安人高达38%[5]。同时,美国疾病防治中心数据显示:西班牙人、黑人、亚洲人、印第安人比白种人糖尿病患病率高,只有中国人和阿拉斯加州土著人糖尿病患病率较低[6]。至2050年,美国可诊断的白人糖尿病患者将增加约99%,黑人糖尿病患者将增加200%,西班牙人糖尿病患者将增加500%[7]。加拿大南亚人、黑人和菲律宾人与英国人相比糖尿病发病更早,且南亚人、中国人、菲律宾人、黑人、东南亚及阿拉伯人的男性比英国男性发病早,同时证实糖尿病发病风险存在种族差异,且不同种族糖尿病患病率有显著性别差异[8]。
我国关于不同民族糖尿病患病率的研究与国际相比开始较晚,近几年随着我国糖尿病及糖调节受损(IGR)发生率的迅速增高,对汉族以外其他民族的研究也逐渐增加。甘肃省裕固族35岁以上人群糖尿病患病率(3.3%)低于当地同年龄汉族人群糖尿病的患病率(6.9%),而此人群IGR患病率(10.0%)高于当地同年龄汉族(8.8%),可见裕固族较汉族不易患糖尿病[9]。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成人糖尿病患病率均低于全国水平,而哈萨克族患病率高于维吾尔族,且女性为哈萨克族保护因素[10]。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糖尿病患病率显著高于汉族,而新疆蒙古族与维吾尔族糖尿病患病率无明显差异[11,12]。另外,西北农村回、汉族对比研究显示:回族患者糖尿病标准化患病率高于汉族[13]。由此可见,我国不同民族之间糖尿病患病风险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与各民族因文化背景、风俗、宗教信仰不同带来的生活习惯差异有关[14]。
印度自从1991年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农村糖尿病患病率增长约10倍,分析原因除遗传易感性外,与高碳水化合物、精制米面、富含高糖和高脂肪食品使用量增加、体育运动减少等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因此加强对印度人群生活方式干预、削弱种族易感性,对印度糖尿病防控异常重要[15]。加拿大黑人和少数民族与当地主流人群相比糖尿病发病更早,与其运动极少,饮食富含脂肪、肉类、再加工食品和盐的使用量多等生活习惯相关[16]。为此,加拿大研究者呼吁政府加强对移民和少数民族合适的生活习惯干预,同时解决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缩小收入差距,发展以社区为单位的健康教育促进项目,以迎合少数民族或移民的需求[8]。
国内湘西地区侗族高脂高蛋白食物、吃饭口味偏重、每日主食量大与糖尿病发病相关,而经常吃蔬菜和水果是糖尿病保护因素,高脂高蛋白食物是侗族糖尿病和IGR的主要危险因素[17]。裕固族与汉族人群糖尿病患病率都有随奶制品摄入量增加而增高的趋势,且两族每日吃蔬菜水果在8两以上的人群,糖尿病患病率均较低;而吸烟对裕固族糖尿病患病率没有影响,当地汉族吸烟者糖尿病患病率明显高于不吸烟者;饮酒、喝茶对裕固族糖尿病患者有保护作用,对当地汉族糖尿病患病没有明显影响,可能与裕固族人喜欢食肉后非空腹饮酒相关;与两族生活习惯相关的糖尿病患病差异可能与他们的体质和遗传背景相关,因此在甘肃省糖尿病防控工作中,也要将此种族的特殊性考虑在内[9]。
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糖尿病患病率显著高于汉族,与哈萨克族吸烟、饮酒率较高,且更喜荤食、喜咸、喜油、喜饮奶茶有关[11]。新疆地区蒙古族、维吾尔族[12]平均每日静态行为时间为4.89、4.24 h,每日累计睡眠时间为7.03、7.15 h,中等以上强度运动达到率为41.9%、67.4%(均P<0.05),吸烟、饮酒率两族无显著差异,结果发现两族糖尿病发生率并无明显差异,说明同一地区蒙古族和维吾尔族存在多处生活习惯的显著差异,而糖尿病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中心性肥胖、内脏脂肪等。
西北农村回族患者糖尿病标准化患病率高于汉族[13],不同民族的糖尿病及IFG患病情况在性别、年龄分布上有显著差异,且生活习惯不同可能为主要因素,分析其原因可能与回族人群在吸烟量、饮酒量、油盐和甜食摄入量等方面均显著高于汉族有关,而回族的文化差异也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患者自我行为的改善[18],如每年斋月期间,回族人白天禁食禁饮,夜间暴饮暴食,持续时间较长,扰乱了正常的膳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使回民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精神寄托,就医率较低,导致复诊依从性也较低。
WHO发表声明:不健康饮食、久坐、吸烟、酗酒是T2DM主要危险因素[19]。以上国内外研究均有发现:高脂肪、高盐、高糖饮食是T2DM主要饮食相关危险因素,而蔬菜水果、低糖饮食成为一些民族T2DM保护因素。另外,我国裕固族糖尿病患病率增高也与奶制品摄入量增多有关,而喝茶习惯成为其特殊保护因素;哈萨克族喜饮奶茶、回族的斋月禁食习惯等也分别成为哈萨克族和回族T2DM特异性风险因素。
丹麦队列研究显示:饮酒频率与糖尿病发病风险相关,且平均每周饮酒3~4次糖尿病发病风险最低[20];而日本[21]和韩国[22]研究显示饮酒频率与降低糖尿病风险无关,关注饮酒量更为重要。另外,智利研究指出:久坐和肥胖是智利人糖尿病重要的发病风险因素,减少久坐是智利人促进健康的重要举措[23]。而日本糖尿病患病率到2030年有望增加10%,但肥胖发生率并不高,可见以减重为主的预防干预策略在日本并不像西方国家人群那样有效[24];此外日本人吸烟率高,这部分人群约18.8%的男性和5.4%的女性最终成为T2DM患者,因此控烟计划成为日本T2DM防控倡导的关键策略。
Meta分析[25]显示:(1)体力活动与T2DM相关性存在种族差异:非西班牙裔白人、美籍印度人和西班牙裔人体力活动和T2DM发生有显著相似的相关性,而非西班牙裔黑人体力活动和T2DM无显著相关性。(2)防御T2DM的运动量存在种族差异:亚洲男性每周须轻中度有氧运动266 min,非西班牙裔白人男性仅需要每周运动150 min即可达到相同血糖代谢指标。(3)较高的运动强度和运动量才会对不同种族产生相似的T2DM防御作用:中等强度的运动只对非西班牙裔白人有保护作用,对夏威夷土著居民和日裔美国人无效。
不同民族T2DM生活习惯风险因素有所不同,与种族特异性生活方式相关,表现为:(1)不同民族T2DM饮食习惯相关风险因素有相同之处也有其特异性,与种族特殊文化、信仰关系密切。(2)适度饮酒对大多数人群是有利的,但饮酒频率和饮酒量的影响存在种族差异。(3)久坐肥胖是智利人的主要风险因素,但在日本控烟更为重要。(4)体育锻炼确实可增强抵御T2DM发生的能力,但有效的运动形式须根据种族的遗传特性来制定,如亚洲人群存在基因易感性,可能要2倍轻、中度的体育运动量才能达到白人T2DM防治效果,而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可能对于各民族均有效。这些研究结果可能受其他混杂因素(包括饮食、体重等)干扰,但不同种族生活习惯差异性亟须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强重视,以增强对T2DM不同种族高风险生活习惯的识别能力,从而实现对T2DM有效预防和精准干预。
近几年对南亚人群干预方案的有效性、普适性和持久性随机对照试验逐渐成为研究重点,旨在确保早期对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战略性的、适应人群文化的有效干预[26]。而瑞典随机对照试验[27]显示:对当地伊朗移民实施文化适应型(适应传统习俗和信仰)糖尿病生活习惯干预比普适性干预更有效,接受度更高。可见,寻求适合不同种族的"糖尿病-保护型"生活方式是实现人群良好干预效果的理论基础。在我国这样的多民族大国,人群基数大,更应该探索适合不同种族人群的糖尿病防控策略,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信仰,重视人文关怀,以求达到最佳的干预效果。
大庆研究、美国糖尿病预防计划、芬兰糖尿病预防研究等已经证实生活方式干预有助于预防糖尿病,然而针对整体人群如何改变不良生活方式,缺少有效的行为干预策略。我国湘西贫困地区对于糖尿病的认知整体欠佳,在生活习惯的调查分析中发现,该类人群患糖尿病前喜欢自己酿制米酒,饮酒的人也多;喜抽自制卷烟,而这种卷烟仅经过粗略加工,对人体影响大;运动锻炼不受重视,患病后经过专业指导,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患者饮酒、饮食、锻炼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8]。可见,在湘西地区对糖尿病防治可根据其特殊的生活习惯和健康信念合理制定防治计划,开展符合当地认知水平的健康知识讲座,对提高湘西贫困地区人群的健康意识,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良好的疾病就医态度有科学的指导意义。
糖尿病高致残、致死率为世界各国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成为当今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之后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三位重大疾病,其防治和管理成为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只有通过有效的行为干预和健康生活习惯的转变,方可防止糖尿病前期向糖尿病转化,更大程度降低糖尿病发生率,减少相关医疗花费及间接费用(交通费、误工费等),为国家及个人减轻经济负担,实现各民族卫生事业均衡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梦"。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目前关于生活习惯的研究局限于少数几个民族的小区域性研究,全国范围内的多中心、多民族研究缺乏。而基于不同民族生活习惯的T2DM发病风险相关性对比研究是实现少数民族精准干预的基础,亟须加强和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