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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疾病。2017年全球约4.25亿成年人患糖尿病，到2045年这一数字将增长至6.29亿[1]。糖尿病所致的急慢性并发症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现有的治疗策略无法阻止疾病的进展和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因代谢记忆的存在，在诊疗中早期识别并发症高风险人群并及时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对糖尿病病因及预后认识的加深，糖尿病分型方法也在逐步改进。WHO在1980年将糖尿病分为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insulin dependent diabetes mellitus，IDDM）及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non-insulin dependent diabetes mellitus，NIDDM），并与Ⅰ型糖尿病及Ⅱ型糖尿病名称相互通用；1985年WHO删去Ⅰ型和Ⅱ型糖尿病称谓保留IDDM和NIDDM名称，并增加营养不良相关糖尿病类型。直到1999年WHO提出了统一的病因学糖尿病分型标准，即：1型糖尿病（T1DM）、2型糖尿病（T2DM）、妊娠期糖尿病及特殊类型糖尿病。该分型沿用至今，并被世界各国采用。
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生物技术如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的发展，许多新的糖尿病亚型正在逐步被发现，如混合型糖尿病、暴发性1型糖尿病（fulminant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FT1DM），这些亚型的提出使得目前糖尿病的分型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此外，目前的糖尿病分型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但在指导治疗及评估预后方面存在缺陷，例如特殊类型糖尿病，这一分型概念宽泛，不能有效预测患者的临床转归、并发症发生情况及药物治疗的倾向性等，随着人们对糖尿病病因学及其预后认识的加深，特殊类型糖尿病已经细化为不同的遗传学和病因学亚型，如单基因糖尿病、3c型糖尿病等。为了适应临床需要，内分泌领域呼吁新的糖尿病分型，近年来学者们正在积极尝试，如拓扑分析及聚类分析探索新的糖尿病分型等。本文就糖尿病新亚型及新分型作以下介绍。
混合型糖尿病是1991年由Teupe和Bergis[2]首次提出，既往曾被划分为1C型糖尿病，是指T1DM患者同时合并肥胖、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T2DM相关临床表现。众所周知，T1DM的治疗主要着眼于应用胰岛素进行血糖控制，而胰岛素的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体重的增加；增加的脂肪与许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和标志物关系密切，包括脂肪因子、脂肪肝、脂肪异位存储、氧化应激等，继而导致代谢异常和胰岛素抵抗，混合型糖尿病由此产生，该亚型根据现有分型标准无法归类，但其发病率并不低，1991年的研究发现大约4%的T1DM可诊断为混合型糖尿病[2]，而2016年Merger等[3]在一项包含31 119例自身免疫性T1DM患者的研究中报道，约25.5%的T1DM患者可诊断为混合型糖尿病。
体重较轻的T1DM患者通过平稳的血糖控制，可使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而混合型糖尿病患者因同时存在高血糖和代谢谱的紊乱，其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升高。大型的有关T1DM死亡率的前瞻性研究（FinnDiane研究）发现：T1DM患者血糖控制不佳和脂代谢异常与死亡率增加相关；当脂代谢异常与高糖毒性同时存在时，会加速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和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使得死亡风险大大增加[4]。大型横断面研究发现，相比于T1DM，混合型糖尿病患者大血管、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病率均显著增加，混合型糖尿病与T1DM患者出现冠心病的比例分别为8.0%和3.0%，卒中发病率分别为3.6%和1.6%，糖尿病足发病率分别为5.5%和2.1%，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病率分别为32.4%和21.7%，糖尿病肾病发病率分别为28.3%和17.8%，而且这些并发症的发生独立于血糖水平[3]，因此从T1DM患者中鉴别出混合型糖尿病对于降糖方案的制定及预后的评估具有重要意义。T1DM患者若出现以下特征需考虑混合型糖尿病：（1）为控制血糖达标，每日所需胰岛素剂量相对较高（70~120 U/d）[2]；（2）具有T2DM家族史[2]；（3）在接受胰岛素治疗的同时出现进行性的体重增加，特别是出现中心性肥胖[5]；（4）出现高血压[5]；（5）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等[6]。
对于混合型糖尿病的治疗，首先应加强生活方式的干预。T1DM患者通过加强运动可显著改善胰岛素敏感性[7]。药物治疗方面：二甲双胍对于混合型糖尿病患者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既往一项系统综述报道，T1DM患者经二甲双胍治疗后可使得胰岛素剂量减少5~10 U/d，糖化血红蛋白（HbA1c）降低0.6%~0.9%，体重减少1.7~6.0 kg，总胆固醇下降0.30~0.41 mmol/L[8]。也有研究发现胰岛素增敏剂对于具有严重胰岛素抵抗的T1DM患者具有减少胰岛素用量和降低血压的作用[9]。其他降糖药物如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胰高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二肽基肽酶Ⅳ（DPP-4）抑制剂、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等在混合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仍缺乏大样本的纵向研究依据[7]。另外，对于混合型糖尿病患者应综合考虑多种心血管疾病风险，包括肥胖、胰岛素抵抗标志物、血脂、血压等，以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如生活方式改进、他汀类药物和降压药的应用、平衡胰岛素用量与体重增长间的关系等。
FT1DM的概念在2000年由Imagawa等[10]首次提出，因缺乏糖尿病相关抗体，被归入1B型糖尿病范畴。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胰岛β细胞的自身免疫性破坏参与FT1DM的发生发展，但其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认为与遗传易感性、自身免疫、病毒感染和妊娠等相关。因其临床表现、疾病进展及发病规律等与T1DM存在明显差异，故也应纳入新的糖尿病分型考虑范围。该病在日本人群中发病率最高，占以糖尿病酮症起病的T1DM患者的19.4%[11]，我国发病率稍低（约占T1DM的1.5%~5.4%）[12,13]。该病在每年5和6月份发病率最高，妊娠是该病的危险因素，常于分娩后3个月内发病。与1A型糖尿病相比，FT1DM发病时胰岛功能即完全破坏且极少恢复，需终身依赖胰岛素治疗。该疾病的临床特点包括：（1）高血糖症状出现后迅速（7 d内）出现糖尿病酮症或糖尿病酮症酸中毒；（2）首诊时血糖显著升高（≥16.0 mmol/L）且HbA1c相对较低（<8.5%）；（3）起病时空腹C肽极低（<0.3 ng/ml），且静脉胰高糖素或进餐负荷后C肽水平仍低（<0.5 ng/ml）；（4）还包括其他临床表现如：T1DM相关抗体阴性、胰酶水平升高、上呼吸道感染或胃肠道不适等前驱症状等。
日本学者比较FT1DM和自身免疫型1A型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情况，发现随访5年后，FT1DM和1A型糖尿病患者微血管病变的发病率分别为24.4%和2.6%，其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分别为9.8%和0，糖尿病肾病分别为12.2%和2.6%，糖尿病神经病变分别为12.2%和1.3%，均有显著差异，提示FT1DM患者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率更高，预后更差[14]，在临床诊疗中应迅速鉴别并积极治疗。
随着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单基因糖尿病新亚型正被逐步发掘。单基因糖尿病与T1DM和T2DM在临床表型上存在一定的交叉，使得许多单基因糖尿病患者未能得到正确诊断[15]。另外，不同单基因糖尿病亚型的治疗方案及临床预后存在很大差异。根据目前的分型标准，将所有单基因糖尿病归为一类，对指导治疗并无裨益。因此将单基因糖尿病进行更为细致的亚型分析，是目前待解决的问题。单基因糖尿病中以青少年的成人起病型糖尿病（MODY）最为常见。MODY是由胰岛β细胞发育、功能或胰岛素信号通路中起关键作用的单个基因突变造成胰岛β细胞缺失或功能丧失导致，临床表现为：（1）连续三代或以上的糖尿病家族史，呈现常染色体显性遗传；（2）家族中至少一人发病年龄<25岁；（3）至少5年不依赖胰岛素治疗，无酮症倾向[16]。迄今已发现14种MODY亚型，具体突变基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推荐治疗方法见表1。
MODY亚型
MODY亚型
| 疾病 | 基因 | 机制 | 比例 | 临床特点 | 治疗 |
|---|---|---|---|---|---|
| MODY1 | HNF4A | 转录因子，胰岛素分泌异常 | 5% | 低甘油三酯水平，微血管并发症倾向 | 磺脲类药物敏感 |
| MODY2 | GCK | 磷酸化缺陷，葡萄糖敏感性降低 | 30%~50% | 空腹血糖升高，并发症风险低 | 饮食、运动 |
| MODY3 | HNF1A | 转录因子，胰岛素分泌减少，β 细胞进行性受损 | 30%~50% | 遗传外显率高，尿糖阳性，超敏C反应蛋白及载脂蛋白M水平下降，微血管并发症发病率高 | 磺脲类药物敏感 |
| MODY4 | PDX1/IPF1 | 胰腺发育不全 | 1% | 平均35岁发病，常合并胰腺外分泌功能障碍 | 早期胰岛素治疗，需补充消化酶治疗 |
| MODY5 | HNF1B | 转录因子，胰岛素分泌受损 | 5% | 合并胰腺外表现，包括肾囊肿或肾发育不良、女性生殖器异常、男性精子缺乏等；表型多变，糖尿病肾病发病率高 | 早期胰岛素治疗 |
| MODY6 | NEUROD1 | β 细胞功能障碍 | <1% | 多为成人起病，部分患者可合并听力、视力等神经系统发育不全表现 | 同2型糖尿病 |
| MODY7 | KLF11 | 抑癌基因，β 细胞葡萄糖敏感性降低 | <1% | 类似于2型糖尿病 | 磺脲类药物较为敏感 |
| MODY8 | CEL | 胰岛内外分泌功能障碍 | <1% | 常合并胰腺外分泌功能障碍 | 胰岛素 |
| MODY9 | PAX4 | 转录因子，影响β细胞增殖和凋亡 | <1% | 临床表现多样 | 同2型糖尿病 |
| MODY10 | INS | 胰岛素合成异常 | <1% | 发病早，临床表现多样 | 饮食、运动 |
| MODY11 | BLK | 胰岛素分泌异常 | <1% | 肥胖人群发病率高 | 同2型糖尿病 |
| MODY12 | ABCC8 | 编码ATP敏感的钾通道，胰岛素分泌异常 | <1% | 类似于MODY1/3 | 磺脲类药物敏感 |
| MODY13 | KCNJ11 | 编码ATP敏感的钾通道，胰岛素分泌异常 | <1% | 临床表型多样 | 磺脲类药物敏感 |
| MODY14 | APPL1 | 胰岛素分泌异常 | <1% | 中年发病，临床表现多样 | 同2型糖尿病 |
注：MODY：青少年的成人起病型糖尿病
另一种常见的单基因糖尿病为新生儿糖尿病（neonatal diabetes mellitus，NDM），NDM患者常在出生后6个月内发病，发生率约为1/1 000 000[17,18]，可进一步细分为永久性NDM（permanent NDM，PNDM，45%）、暂时性NDM（transient NDM，TNDM，45%）和以NDM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综合征（10%），如Wolcott-Rallison综合征等[19]。其中，TNDM最常见的致病原因是6q24区印迹异常，该类患儿常在出生后1周内发病，12周左右可缓解。但TNDM复发率高（约50%~60%在青春期前后复发），复发患者临床表现及治疗类似于T2DM。PNDM最常见的病因为编码ATP敏感性钾离子通道（KATP）Kir6.2亚单位的KCNJ11基因和磺脲类受体1亚单位的ABCC8基因激活突变，该激活突变可阻止钾离子通道关闭，抑制胰岛素分泌导致高血糖。约90%的KATP通道基因突变患者可应用高剂量磺脲类药物治疗。目前已发现NDM致病基因23种[20]。具体突变基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推荐治疗方法见表2。单基因糖尿病的准确诊断和个体化的治疗是目前精准医疗的典型范例。
NDM亚型
NDM亚型
| 疾病 | 基因 | 机制 | 临床特点 | 治疗 |
|---|---|---|---|---|
| PNDM/TNDM | KCNJ11 | 编码ATP敏感的钾通道，胰岛素分泌异常 | 低出生体重，DEND综合征（发育迟缓、癫痫和新生儿糖尿病），其他神经系统异常 | 胰岛素、磺脲类 |
| PNDM/TNDM | ABCC8 | 编码ATP敏感的钾通道，胰岛素分泌异常 | 低出生体重 | 胰岛素、磺脲类 |
| TNDM | 6q24 | 6q24印迹区域父源基因过表达（父源单亲二体、父源印迹区域重复、母源印迹区域低甲基化） | 低出生体重，宫内生长受限，发病更早（出生后立即），复发患者磺脲类药物可能有效 | 胰岛素 |
| PNDM/TNDM | INS | β 细胞破坏 | 低出生体重 | 胰岛素 |
| PNDM | GATA6 | 胰腺发育异常 | 胰腺发育不全，胰腺内外分泌功能障碍、心脏缺陷 | 胰岛素 |
| PNDM | EIF2AK3 | β 细胞破坏 | Wolcott⁃Rallison综合征(新生儿期1型糖尿病、多发性骨骺发育不良、生长发育迟缓、肝肾功能损害)，胰腺外分泌功能障碍 | 胰岛素 |
| PNDM | GCK | β 细胞功能异常 | 低出生体重 | 胰岛素 |
| PNDM | PTF1A | 胰腺发育异常 | 神经系统异常，胰腺内外分泌功能障碍，肾脏受累 | 胰岛素 |
| PNDM | FOXP3 | β 细胞破坏 | IPEX综合征(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肠病，剥脱性皮炎) | 胰岛素 |
| TNDM | ZFP57 | 胰腺发育异常 | 表型多变；低出生体重，巨舌，发育迟缓 | 胰岛素 |
| PNDM | GLIS3 | 胰腺发育异常 | 甲状腺功能减退，肾囊肿，青光眼，肝纤维化 | 胰岛素 |
| PNDM | PDX1 | 胰腺发育异常 | 胰腺发育不全，胰腺内外分泌功能障碍 | 胰岛素 |
| PNDM/TNDM | SLC2A2 | β 细胞功能异常 | Fanconi-Bickel综合征(肝肿大、肾小管酸中毒等) | 胰岛素 |
| PNDM | SLC19A2 | β 细胞功能异常 | 神经系统异常(卒中、癫痫等)，视力障碍，心脏缺陷 | 胰岛素、维生素B1 |
| PNDM | GATA4 | 胰腺发育异常 | 胰腺发育不全，胰腺内外分泌功能障碍、心脏缺陷 | 胰岛素 |
| PNDM | NEUROD1 | 胰腺发育异常 | 神经系统异常，学习困难，感音神经性耳聋 | 胰岛素 |
| PNDM | NEUROG3 | 胰腺发育异常 | 腹泻 | 胰岛素 |
| PNDM | NKX2⁃2 | 胰腺发育异常 | 神经系统异常，低出生体重 | 胰岛素 |
| PNDM | RFX6 | 胰腺发育异常 | 低出生体重，肠道闭锁，胆囊发育不全，腹泻 | 胰岛素 |
| PNDM | IER3IP1 | β 细胞破坏 | 小头畸型，小儿癫痫脑病 | 胰岛素 |
| PNDM | MNX1 | 胰腺发育异常 | 神经系统异常 | 胰岛素 |
| TNDM | HNF1B | 胰腺发育异常 | 胰腺萎缩，肾脏及生殖器发育异常 | 胰岛素 |
| PNDM | STAT3 | β 细胞破坏 | 自身免疫性疾病（甲状腺疾病、肠病等） | 胰岛素 |
注：NDM：新生儿糖尿病；PNDM：永久性新生儿糖尿病；TNDM：暂时性新生儿糖尿病
3c型糖尿病也叫胰源性糖尿病，该命名于2014年由美国糖尿病学会提出[21]。相较于T1DM和T2DM，首先，3c型糖尿病具有不同的病理生理学特征；其次，该病在治疗药物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倾向性，故而应被纳入新的糖尿病分型考虑之列。3c型糖尿病由胰腺疾病所致，其病因包括慢性胰腺炎（76%）、胰腺肿瘤（9%）、血色素沉着症（8%）、囊性纤维化（4%）和胰腺术后（3%）等[22]。其流行情况尚不清楚，根据胰腺疾病的患病率估算，美国大约有150 000例3c型糖尿病患者，约占所有糖尿病患者的0.5%~1%。小样本研究报道3c型糖尿病的患病率大约占所有糖尿病患者的4%~5%[23]；然而约半数3c型糖尿病患者被误诊为T2DM[24]，只有约2.7%的患者得到了准确诊断[24]。目前尚无统一的3c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Ewald和Bretzel[25]提出以下诊断标准：同时存在以下3项主要标准，包括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影像学提示胰腺形态异常，缺乏T1DM相关抗体；次要标准包括：β细胞功能受损，无胰岛素抵抗，肠促胰岛素分泌受损，血清脂溶性维生素A、D、E和K水平较低等。
目前关于3c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如低血糖症和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等相关数据有限，在一项包含36例3c型糖尿病患者的小样本研究发现，应用胰岛素患者中，78%出现低血糖，其中17%为严重低血糖[26]。其他关于3c型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研究发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病率为37%，糖尿病肾病为29%，周围血管病变为26%，但这些数据都相对较早[27,28]，参考价值有限。该类患者胰岛素生成受损，5年内胰岛素使用率比T2DM高出5~10倍[24]。二甲双胍和胰岛素是该病的一线治疗药物，其他降糖药物如GLP-1受体激动剂和DPP-4抑制剂因具有潜在的增加急性胰腺炎和胰腺导管腺癌的风险应予以避免。此外，该类患者消化酶的分泌受损，治疗糖尿病的同时还需补充消化酶等相关治疗。该病的准确诊断对于指导药物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T2DM是一种由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复杂性疾病，单纯考虑某一种因素不足以准确评价T2DM的全貌。拓扑研究[29]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表型相似性网络及拓扑学方法建立患者-患者相似性网络来定义T2DM亚组。该研究对2 551例T2DM患者的表型和基因型进行拓扑分析，发现T2DM存在3种亚型。亚型1（30%）常合并T2DM慢性并发症[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RR）]1.50，包括糖尿病肾病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该亚型患者年龄最小[（59.76±0.45）岁]，血糖[（10.76±0.64）mmol/L]、HbA1c（7.68%±1.75%）、体质指数（BMI）[（33.07±0.29）kg/m2]和体重[（92.26±1.08）kg]最高，提示良好的血糖控制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该亚型慢性并发症的出现。亚型2（24%）与恶性肿瘤[肺癌（RR=3.76）、定位不明恶性肿瘤（RR=3.46）]、肺结核（RR=2.93）、心血管疾病（RR=1.28）相关，该亚型患者体重最轻[（85.17±1.14）kg]，提示T2DM患者与恶性肿瘤及感染性疾病相关。亚型3（43%）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RR=1.92）、动脉栓塞（RR=1.79）、高血压（RR=1.66）、冠心病（RR=1.41）、过敏（RR=1.42）及精神心理疾病（RR=1.30）等相关，该亚型患者血压最高[（135.7±0.7）mmHg]（1 mmHg=0.133 kPa），应用抗精神病药物比例最高，提示T2DM与精神心理疾病及心血管疾病关系密切。该研究同时采用超几何富集法分析基因与表型的关系，发现亚型1、2、3分别富集425、322和437种基因，并进一步通过这些富集的基因寻找不同的糖尿病亚型在基因水平的信号通路。亚型1富集5种信号通路，包括脂肪酸β氧化Ⅲ、乙酸转化乙酰辅酶A（参与碳水化合物新陈代谢）、环磷酸腺苷及两种与糖尿病并发症有关的信号通路，包括神经生长因子信号通路（参与糖尿病肾病发生发展）和γ-氨基丁酸受体信号通路（参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发展），这也解释了亚型1患者糖尿病慢性并发症风险增高的原因。亚型2富集2种信号通路，包括细菌和病毒识别信号通路及血栓形成信号通路，这也解释了亚型2患者肺结核及冠心病患病率增加的原因。亚型3富集6种信号通路，包括α-肾上腺能信号通路（参与心血管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发生发展）、突触抑制信号通路、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信号通路（参与神经元的可塑性和记忆形成）、谷氨酸受体信号通路（参与神经系统疾病发生发展）、肝纤维化和肝星状细胞活化信号通路及精子活动性信号通路，这也解释了亚型3患者精神心理疾病风险增高的原因。利用拓扑分析进行T2DM分型，从表型上提供了T2DM慢性并发症及合并症的早期识别信息，从基因水平上帮助解释了相关机制，是目前提倡的通过综合性视角进行糖尿病分型的一次积极尝试，为T2DM的精准治疗提供依据。但该分析方法依赖于高维电子医疗记录，而目前尚无法达到全国乃至全球医疗记录的统一，故而此分型存在一定的偏倚和不准确性；另外，此方法所得T2DM各亚型虽在表型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在临床诊疗中快速识别此微小差异并指导治疗仍存在一定困难。
为了更好地指导治疗和评估预后，最近Ahlqvist等[30]依据6项临床指标[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A）、诊断年龄、BMI、HbA1c、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稳态模型评估β细胞功能指数（HOMA-β）]将8 980例新诊断的成人糖尿病患者进行分级聚类来评估疾病进展及并发症风险，并分析已知糖尿病相关风险基因位点与新亚组的相关性。该研究确定5种糖尿病亚型，包括1种GADA阳性，4种GADA阴性分型。5种糖尿病亚型分别为：（1）严重自身免疫型（6.4%）：该亚型GADA阳性，与经典T1DM大体相同，特征包括发病年龄早、BMI水平低、代谢紊乱、胰岛素缺乏等。（2）严重胰岛素缺乏型（17.5%）：GADA阴性，余下特征与严重自身免疫型类似；4年随访期间，与其他GADA阴性组相比，该亚型患者HbA1c水平更高、使用胰岛素比例更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率更高（1.3倍）。（3）严重胰岛素抵抗型（15.3%）：以HOMA-IR及BMI水平高为特征；该亚型糖尿病肾病发生风险最高，随访11年期间，该亚型发生慢性肾病的风险增加2倍，发生终末期肾病的风险增加5倍。（4）肥胖相关型（21.6%）：该亚型患者肥胖但无明显胰岛素抵抗，表现为轻度代谢紊乱。（5）年龄相关型（39.1%）：该亚型年龄较大，病情相对较轻。本研究未发现与各亚型显著相关的糖尿病基因风险位点。
亚型1（严重自身免疫型）和亚型2（严重胰岛素缺乏型）患者HbA1c明显高于其他亚型，出现酮症酸中毒最为频繁；使用胰岛素比例分别42%和29%（其他亚型使用胰岛素比例<4%）。亚型2二甲双胍的使用比例最高，亚型1最低；而最应该使用二甲双胍治疗的亚型3（严重胰岛素抵抗型）使用率也很低，这表明传统的分类在指导治疗方案的制定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这种新型糖尿病分型能识别出糖尿病并发症的高危人群，且采用临床上易获得的变量来反映糖尿病并发症的关键信息；该方法简单方便、易开展、易监测，且具有指导治疗的重要作用。如亚型1和2与T1DM类似，但依据之前的诊断方法容易被误诊为T2DM，这类患者一旦被识别，应积极地进行预防糖尿病并发症治疗。亚型3患者存在严重的胰岛素抵抗且出现糖尿病肾病的风险大大增加，而这类患者HbA1c水平并不高，表明该亚型在治疗上应更关注糖尿病肾病的预防而非仅仅关注于血糖控制。亚型2患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风险最高，说明胰岛素缺乏及高血糖可能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重要诱因，该类患者需积极控制血糖。该研究进一步细化糖尿病分型，有助于推进糖尿病个体化治疗，并有可能降低糖尿病慢性并发症风险。但该方法主要关注于临床表型，对病因学的指导方面存在一定的欠缺。
现阶段，人们对于糖尿病新亚型和新分型的探索和不断发掘，推动了糖尿病精准治疗的进程，也为糖尿病并发症及合并症的早期预防提供依据，但尚未形成被广泛认可的切实可行的糖尿病分型标准。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组学等研究的不断进展，人们对糖尿病的认识在不断深入，精准医疗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糖尿病分型应从更加综合性的视角进行。未来，只有将病因学、疾病进展、并发症发生情况、药物治疗反应、遗传学背景等综合纳入分型体系，方能形成具有指导糖尿病精准治疗并被大众所接受的糖尿病分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