颅咽管瘤与周围结构的粘连受以下几种因素影响：肿瘤的发生部位、形态、质地、大小、生长速度及肿瘤周围的炎性反应和胶质增生等。肿瘤的形态是预测粘连类型的最佳指标，肿瘤大小和质地是有争议的影响因素^[4]。钙化通常被认为是颅咽管瘤紧密粘连的病理标志^[5]。肿瘤的血液供应与粘连的位置有关。例如，第三脑室内的颅咽管瘤具有蒂状附着的特征，该纤维血管蒂是唯一的血液供应来源。此外，脚间池的颅咽管瘤与邻近脑干之间通常缺乏粘连，这与基底动脉和大脑后动脉几乎从不供应颅咽管瘤有关。颅咽管瘤与下丘脑接触部位最初的反应主要是胶质增生。脑内胶质纤维酸性蛋白免疫染色为阴性为该结论提供了支持，因为胶质纤维酸性蛋白源于易于剥离的颅咽管瘤的播散^[6]。邻近脑组织的炎症反应也可导致颅咽管瘤粘连。组织学研究表明，周围脑组织存在慢性炎症和局灶性异体巨细胞反应。颅咽管瘤囊性成分中含有具有高度刺激性的油脂成分，炎性反应可能是由于上皮细胞脱落导致囊液慢性外渗^[7]。实验表明，皮质内注射来自人颅咽管瘤的囊液可引起炎性反应和反应性胶质增生^[8]。

对于成人颅咽管瘤，约40%的乳头型颅咽管瘤位于漏斗-灰结节区，此种类型肿瘤与下丘脑有明显的粘连，可能的原因是肿瘤组织在微观层面以手指状浸润的方式嵌入到广泛的反应性神经胶质组织中^[9]。

基因表达方面，造釉细胞型颅咽管瘤受CTNNB1基因(编码β-连环蛋白)突变影响，该突变影响β-连环蛋白的稳定性^{[10, 11]}；而乳头状颅咽管瘤常有BRAFV600E突变^[10]。2021年1月，Moreno-Torres等^[12]通过对52 例颅咽管瘤患者的长期分子学随访，发现两种类型的颅咽管瘤都对p63表现出明显的核染色，且具有弥漫性和基底分布的特点。绝大部分的肿瘤细胞都有表达PD-L1，但在每个类型中PD-L1均具有独特的表达空间分布。鉴于乳头型与造釉细胞型颅咽管瘤有不同的基因表达，是否会影响肿瘤与周围脑组织的粘连尚需进一步研究。

2016年12月，Prieto等^[13]通过对500名颅咽管瘤病例的队列研究，将颅咽管瘤与脑组织粘连的位置、形态学分型等进行了系统划分。该研究结果显示，粘连的解剖位置主要发生在第三脑室底部(54%)，侧壁(23%)和垂体柄(19%)，其中，视交叉粘连的发生率为56%。粘连的形态学类型有6种：纤维血管蒂、广基底或片状、帽状(颅咽管瘤顶部)、盆状(围绕肿瘤底部)、环形及边缘型(覆盖整个肿瘤)。术后结果最差的粘连类型是环形、盆状和边缘型伴第三脑室底融合或替代。

2018年11月，Liu等^[14]基于肿瘤起源和垂体柄周围蛛网膜包膜的情况，建立了颅咽管瘤QST分型系统。Q型肿瘤起源于鞍隔下，易累及垂体，MRI呈类似字母Q的形状。S型肿瘤起源于垂体柄袖套外及袖套间，更容易累及垂体柄，垂体和第三脑室底无受累或轻微移位。垂体柄经常被肿瘤扭曲，形似字母S。T型肿瘤起源于结节-漏斗部。此类肿瘤位于蛛网膜下腔、软脑膜外，通常占据第三脑室，累及第三脑室底和垂体柄近端，垂体柄远端和垂体通常正常，因为该型肿瘤起源于结节-漏斗部且常占据第三脑室，所以用字母T来表示。QST分型系统最重要的特点是阐述了肿瘤和邻近结构之间粘连平面的关系，以及通过这种粘连进行安全手术切除的可能性。

术前常规MRI检查是判断颅咽管瘤对周围结构粘连程度的可靠方法，并分为3个不同的类型：所粘附的结构、粘附的形态及粘附的长度^[15]。但术前传统MRI使用T1WI和T2WI会过高估计下丘脑损伤的程度。为更准确评估第三脑室底部和下丘脑的情况，术前MRI检查尚需T1WI和T2WI以外的其他序列，如重T2WI和稳态采集快速成像(fast-imaging employing steady-state acquisition，FIESTA)。另外，高分辨率的MRI序列有助于精确显示肿瘤与第三脑室底部的关系。在MRI上测量乳头体角度是显示颅咽管瘤与下丘脑关系的可靠方法，该角度是指在正中矢状位MRI上，乳头体基底部的切面和第四脑室底部的夹角。利用该方法对109例颅咽管瘤进行的研究表明，该测量值对颅咽管瘤累及脑室的判断率高达83%；当该角度＞90°时，提示肿瘤源自鞍上^[16]。另外，第三脑室壁和视束显示T2WI高信号，提示下丘脑水肿，进而说明肿瘤与下丘脑有粘连^[17]。再者，肿块蔓延至第三脑室内、增强图像示第三脑室壁有强化，也有类似的提示作用。

2018年2月，Prieto等^[5]认为颅咽管瘤粘连的严重程度有3个影像学指标：下丘脑与肿瘤的相对位置关系、垂体柄扭曲的类型和肿瘤形状。对于近90%的颅咽管瘤，这3个指标能正确判断粘连的最严重程度。另外，该研究将粘连严重程度分为5个等级。每加一个等级，手术风险相应增加且患者预后越差。这5个等级分别是：Ⅰ级，颅咽管瘤与鞍区(包括垂体与垂体柄)交界处出现松散或紧密粘连；Ⅱ级，颅咽管瘤在第三脑室内生长，第三脑室内壁有蒂状(纤维血管干)或无柄附着；Ⅲ级，颅咽管瘤与垂体柄和/或漏斗外部紧密粘连或融合，这种附着可能具有无柄或帽状形态；Ⅳ级，颅咽管瘤与第三脑室底或同时与相邻第三脑室壁紧密附着、融合或取代脑室壁。这种附着可能是盆状、环形或边缘形；Ⅴ级，颅咽管瘤粘连包括鞍区-第三脑室垂直轴的所有结构；在这个亚组中，最严重的粘连发生在第三脑室底，该结构通常被肿瘤组织侵犯和取代，表现出生物侵袭性行为。该研究利用上述粘连分级对200例颅咽管瘤手术病例的分析显示，所有Ⅰ级患者手术预后良好，而Ⅱ-Ⅴ级粘连患者手术后下丘脑损伤导致的各种并发症包括死亡率分别为7%、9%、26%和40%。

总之，颅咽管瘤与脑组织的粘连是介于单纯的物理性挤压和病理性侵袭之间的过渡状态，如何在影像学上精确界定并准确展示肿瘤引起的粘连是当前影像学面临的挑战之一。我们认为，未来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随着对颅咽管瘤粘连脑组织的病理生理机制、病理解剖等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会相应地调整和改进当前既有的影像学检查手段和成像模式，从而更好地在影像学上呈现颅咽管瘤与脑组织的粘连情况；二是随着影像学这一学科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会对现有的成像模式进行改良和升级，同时会涌现新的成像模式，从而提升颅咽管瘤与脑组织粘连的影像学检查水平。

颅咽管瘤侵袭的机制非常复杂，不同的研究层面揭示的病理机制也不尽相同。较早开展的是免疫组织化学层面的研究。2013年12月，Ebrahimi等^[22]使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研究43例颅咽管瘤中骨粘连蛋白的表达模式，结果显示颅咽管瘤上皮肿瘤细胞周围基质中骨粘连蛋白的表达与中枢神经系统浸润程度和复发率呈正相关，说明骨粘连蛋白是肿瘤侵袭和侵袭行为的标志物。2014年1月，Stache等^[23]采用免疫组化方法，对66例造釉细胞型颅咽管瘤、21例乳头型颅咽管瘤和24例Rathke's cleft囊肿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1的分布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乳头型颅咽管瘤和Rathke's cleft囊肿表现出明显的同源性和膜性表达模式，而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1免疫反应在造釉细胞型颅咽管瘤中表达更弱、更具异质性。更进一步的mRNA分析表明，与乳头型颅咽管瘤相比，造釉细胞型颅咽管瘤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1表达水平降低。而无论颅咽管瘤病理类型如何，与非侵袭性相比，侵袭性颅咽管瘤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1表达显著降低。由此推断，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1表达水平与侵袭性颅咽管瘤生长模式相关，可作为预后标志物。2015年1月，Zhu等^[24]通过光学和电子显微镜及免疫组织化学发现，与乳头型颅咽管瘤相比，造釉细胞型颅咽管瘤survivin 的表达水平更高，更易侵袭邻近健康组织。血管外皮生长因子在造釉细胞型颅咽管瘤局部脑组织侵袭中的作用较明显^[25]。

近年来，也开展了基因蛋白及信号通路层面的研究。2017年6月，Nie等^[26]在RNA和蛋白质层面测量了P2X7R和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结果表明，P2X7R可能促进IL-6、IL-8和MCP-1的产生和分泌，并有助于颅咽管瘤对周围组织的侵袭和粘附。2019年6月，Yin等^[27]的研究表明，CXCL12/CXCR4通过PI3K/AKT信号通路促进造釉细胞型颅咽管瘤增殖、迁移和侵袭。另外，对于不同的病理类型，颅咽管瘤侵袭性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