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视是全球范围内主要的致盲疾病之一，目前对近视眼结构的研究多集中于角膜曲率（CC）、中央角膜厚度（CCT）、前房深度（ACD）、眼轴长度（AL）、视网膜及脉络膜改变等方面，而对于近视眼眼前节结构，如前房角形态、睫状体形态等改变的研究少见报道。
测量并分析近视眼房角及相关结构形态的改变。
纳入2008年5月至2010年5月在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确诊为正视或近视者149人，年龄18～40岁。受检者根据屈光度的不同分为正视组30人30眼、低度近视组46例46眼、中度近视组35例35眼和高度近视组38例38眼，平均屈光度分别为（0.02±0.18）、（-1.64±0.69）、（-4.56±0.66）和（-7.04±1.02）D；受检眼分别接受眼压、CC、AL测量及超声生物显微镜（UBM）和扩瞳验光等检查，观察各组间传统测量项目，如眼压、CCT、CC、AL、ACD及UBM测量指标，如房角开放距离（AOD）、虹膜厚度（IT1、IT2、IT3）、睫状体位置[A角、B角、小梁-睫状突距离（TCPD）、虹膜-睫状体距离（ICPD）]、睫状体厚度（CBT1、CBT2、CBT3）的差异。
正视组、低度近视组、中度近视组和高度近视组间眼压、CC、CCT值出现轻微变化，但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AL随着近视程度的加深而伸长，ACD随着近视程度的增加而加深，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各组间虹膜厚度（IT1、IT2、IT3）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房角开放程度指标（TIA与AOD500）、睫状体位置（A角、B角、TCPD、ICPD）、CBT（CBT1、CBT2、CBT3）测量值均随着近视程度的增加而升高，各组间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AOD500与ACD、睫状体位置（A角）、CBT（CBT1、CBT2）、AL均呈正相关，与屈光度呈负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r＝0.573、0.513、0.325、0.398、0.542、-0.435，均P<0.01）；TIA与ACD、睫状体位置（A角）、CBT（CBT1、CBT2）、AL均呈正相关，与屈光度呈负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r＝0.573、0.464、0.276、0.410、0.539、-0.435，均P<0.01。
在一定程度上，随着近视屈光度的增加，近视眼ACD加深，房角开放程度增宽，CBT增加，睫状体位置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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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是全球范围内的主要致盲眼病之一，预计到2020年约有25亿人罹患近视。在美国约有25%的成年人存在近视[1]，中国小学生近视患病率约为13.7%，初中生约为42.9%，高中生约为69.7%[2]。近视不仅引起视力的下降，同时还可能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如玻璃体混浊、晶状体异常、青光眼、视网膜脱离、高度近视性眼底病变等，这些并发症的发生均与眼轴的延长密切相关。近年的研究证实，近视眼随着眼轴的延长会导致前房加深、晶状体后移、玻璃体容积增加、后巩膜葡萄肿等眼组织结构的改变。目前关于近视眼前房角和睫状体位置和形态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利用超声生物显微镜（ultrasound biomicroscope，UBM）对正视眼和近视眼的房角及相关结构进行了测量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