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角膜塑形镜矫正青少年高度近视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对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在河南省立眼科医院配戴角膜塑形镜并按要求复查12个月且资料完整的青少年高度近视患者60例120眼临床资料进行分析，选择同期配戴单焦点框架眼镜并按要求随访12个月的青少年高度近视患者59例118眼临床资料作为对照。所有患者等效屈光度(SE)为－6.00～9.00 D，2个组间患者和患眼基线特征均匹配。角膜塑形镜组患者按照国家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CFDA)的规定将角膜塑形镜最大矫正幅度设定为6.00 D，首次配戴角膜塑形镜1个月后残余的近视度数则通过白天配戴框架眼镜、夜戴角膜塑形镜的方法进一步矫正，框架眼镜组患者仅配戴框架眼镜。分别于戴镜后1周及1、3、6和12个月复查矫正眼裸眼视力(UCVA)、屈光度、角膜荧光素染色等，于戴镜后6个月、12个月行眼轴长度和角膜内皮细胞检查。
角膜塑形镜组患者戴镜后随着时间延长SE逐渐下降，UCVA逐渐增加，而框架眼镜组患者矫正后随着时间延长SE和UCVA均无明显变化。角膜塑形镜组患者戴镜后1周UCVA明显提高，SE明显下降，戴镜后1、3、6和12个月患者UCVA明显高于戴镜后1周，SE明显低于戴镜后1周，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而框架眼镜组患者戴镜后各时间点UCVA变化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戴镜后12个月SE较戴镜前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角膜塑形镜组患者戴镜后各时间点SE均明显低于框架眼镜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戴镜后12个月，框架眼镜组眼轴增长度为(0.29±0.14)mm，明显长于角膜塑形镜组的(0.08±0.12)mm；框架眼镜组SE增长(0.69±0.27)D，明显高于角膜塑形镜组的(0.19±0.21)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0.024、5.691，均P<0.01)。2个组间患者戴镜后6个月及12个月的角膜内皮细胞密度、六角形细胞百分率及变异系数总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角膜内皮细胞密度：F分组＝0.090，P＝0.769；F时间＝0.133，P＝0.563.六角形细胞百分率：F分组＝0.071，P＝0.836；F时间＝1.091，P＝0.203.变异系数：F分组＝0.107，P＝0.734；F时间＝1.948，P＝0.156)。角膜塑形镜组患者戴镜期间角膜点染率为31.67%，明显高于框架眼镜组的3.5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7.910，P＝0.001)。
与配戴框架眼镜相比，配戴角膜塑形镜配戴可更好地改善青少年高度近视患者UCVA和控制眼轴的增长，但更易发生角膜浅层组织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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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是目前中国发病率最高的屈光不正[1]。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显示高中生近视患病率高达80%，高中毕业生中高度近视者占10%～20%[2]，而且其发病率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3]。研究表明高度近视的常见并发症是玻璃体视网膜病变，尤其是周边视网膜病理性改变，继发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的概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此外与正常人群相比，高度近视患眼出现核性和后囊下白内障的概率明显增高[4,5]，因此预防近视的发生及控制近视的发展尤为重要。角膜塑形镜因其几何设计的平坦基弧对角膜中央区的机械压力和其反转弧下泪液对角膜中周区的负压吸引，改变了角膜中央区和中周区形态，从而对角膜形态进行重塑，起到暂时、可逆地降低近视屈光度的作用。研究表明，角膜塑形镜可有效控制青少年低、中度近视的发展[6]。研究表明，高度近视患者配戴目标降度为4.00 D的角膜塑形镜，残余近视度由框架镜矫正，亦能有效减缓高度近视进展[7]。如果高度近视患者配戴目标降度为6.00 D角膜塑形镜对角膜产生的压力就明显加大，其能否有效控制高度近视的进展，以及其安全性如何鲜有报道。本研究对高度近视配戴目标降度为6.00 D角膜塑形镜者进行随访，对角膜塑形镜矫正高度近视的可行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