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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人公陈德昌,北京协和医院危重病医学教授,协和医院ICU创建者。浙江舟山定海人,师从曾宪九教授。《1972年西藏阿里的故事》这一系列文章中,陈德昌教授讲述了他文革期间在西藏插队的故事。医者天涯路,让我们跟随着文字,倾听那个时空这位医学家的心灵之声。
离开北京城,一路西行,此去路途坎坷,千里迢迢,像是换了人间。最初一段时间,思家心切,人之常情。父母双亲己是古稀老人,圈在一间小小的陋室里,抚养着我四岁的女儿。夫人在上海,天各一方,爱莫能助。这次专程赶来。妈妈对我说:"你要去西藏,我把家管好,把你的女几带好。"我懂得妈妈在想着什么。我懂得她承诺的分量。临行,两老一小站在小屋门前,面无表情,要说的话都说了。我和夫人用一木棍,肩扛着两只行李包,一前一后,动身上路,头也不回。到达阿里两个月后才接到妈妈第一封来信,说她一个人悄悄地跟着,直等我们上了电车,见不到人影,在马路对面站了一会,才回家转,独自流着泪。古人有句话:"游子天涯路,高堂万里心。"
没有想到家书邮递竟如此困难。1956年火车到了张掖,就算是终点站。从张掖到乌鲁木齐,要坐大客车,走上半个月。铁路能延伸到乌鲁木齐,已经进了一大步。邮件由此转发喀什,至叶城,装上卡车走公路。然后,换车过界山大坂,平均海拔5000米,绕过好几道弯,进入西藏,路况很差,车辆稀少。尽管信封贴上蓝色航空标签,一封信走上一、两个月是平常事。夫人来信说,我离家两个月,杳无音讯。着急,写了封航空信,投寄"西藏阿里狮泉河"。上海邮局职员说,地图上没有标出"阿里",也没有"狮泉河",无法邮递。夫人不甘心,去新华书店查找地图,也一无所获。终于在一张供红卫兵大串联参阅的地图上发现明确的标志。最后说服了邮局。那是1972年的故事。
过了嘉峪关,但见落日余辉下的古城建筑,几分凄凉和悲壮。古诗曰:"西出阳关无故人"。此地离阳关还有一长段距离。新疆军区和南疆军分区分别给我们开出介绍信。我们将沿着天山山脉西行。前进方向的右边有绵延起伏的高山峻岭,左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去阿克苏的路上,坐车很颠簸。有几次,把人从座位上抛起来,行李跟眚翻筋斗。这就是出了名的"搓板路"。过了阿克苏,但见大风飞扬,满天沙尘。一个上午下车来,发现大家头发眉毛,一层灰白色。彼此顾盼,放肆地大笑一通。传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间把头发都急白了。也许古人有意突出戏剧性效应,其实伍子胥何尝不受沙尘暴袭击之苦。
喀什是新疆第二大城市。正在赶市集,街上挤满了人。我们拐进小巷逛了一圈,摩肩接踵,毛驴也会挤进来,从背后顶着我们,好生热闹。有买四楞小花帽的,有买短刀配刀鞘,修饰多样化。漂亮的马鞍子,前所未见。周围全是大胡子维尔吾族人。在这里,我们是少数民族。往后有一段路程将沿着火焰山走。山的石头是红色的,阳光照射下,红得灼热。远处望去,一派红光,冒火似的。迎面吹来的风热辣辣的刺脸。山凹里腾起一团云雾。顿时想起《西游记》中火焰山出妖怪的故事。今日身临其境,感受真有其事似的。
到达叶城,一片开阔的空旷地带横在眼前。极目远眺,一座山脉拔地而起,矗立着,牢牢地扎根在这块大地上,凝聚着巨大的力量、不可动摇。这就是界山大坂,介于新疆与西藏之间的大山脉。猛一瞥,视觉的冲击,震慑人心。我们终于要向西藏进发了。那辆卡车改装的长途大巴,搭乘十来个人,加上全部行李。驱动马达不堪重负,上路伊始,就哼哼着、摇晃着。车到山前自有路。大坂慢慢地掀起面纱的一角。峰峦起伏,白雪皑皑。盘山公路婉延而上,托起一片凉爽之气,淡淡的稀薄。苍天在上,穆穆皇皇。
翻越黑卡大坂,发生了第一次故障。过了红柳滩,在奇台大坂,卡车正在向自己的极限发起冲刺。一阵痉挛,再次瘫痪。大家下来推车,轮子转动了。我从车后转出来,突然,似乎有一只大手掐住喉咙、喘不上气来,脚被钉在冻土上。时间凝固了。就这么几分钟,也许只几秒钟,没有喊叫。稀薄的空气冲进我的肺腑,我走向车门,把住扶手,费牛劲,迈上踏板,爬进车厢。从此,我对卡车没有怨言,因为卡车正在做力所不能及的事。理性的选择是返回三十里营房(兵站),休息壹天,让司机把车修好了,继续上路。最高的大坂海拔6000米,一下子过来了。再向前进,走着下坡的路,降到5000米高度,在路旁第一次见到一顶藏族的帐蓬,孤单的、没有邻居。医疗队笫一次进到帐蓬里去访问老乡,简直无法理解他们怎么过生活。
大坂寒气袭人。因为疲劳,车厢内恢复安静。眷念缠绵无穷时,千里似梦幻。我的思念很快飞向遥远的北京。那间阴暗的、潮湿的小屋里住着我爸妈和女儿。还有那位两地分居九年的夫人。我曾一度困惑,陷于绝望。是这个家支撑着我。其他的往事、人间的恩恩怨怨、经过时间的洗炼,统统将在界山大坂的博大和宽容中,分解净化。但愿人长久。凝视窗外,万里净空,天高云淡。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认识真实的世界,先决的前提是要行万里路。从河西走廊,经新疆,到阿里,这段丝绸之路颠簸而修远。所说河西走廊,是指甘肃走廊,因在黄河以西而得名。与北京相比,社会经济,老百姓生活水平,有着一段落差。此地却有着北京所短缺的东西,底蕴丰富的古代文化和历史。武威,酒泉,张掖,昔日行商繁荣富庶的风光,消逝无踪无影,留下的是说不完的令人神往的传奇故事。出张掖,进入新疆以及更遥远的地方,统称"西域"。张掖和嘉峪关仍然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隐隐约约闪烁着诱人的遐想和憧憬。


在乌鲁木齐多逗留了几天。往后整个旅程将搭乘长途客车。医疗队专用的大巴是第一代解放牌卡车改装的,正在捡修。卫生局接待很热情。我们一行住八层楼高的旅馆,称得上星级旅馆了。算是向西进发前的一次休整。卫生局特意安排我们去观看新疆地区的出土出文物。古代丝绸之路经吐鲁番而西出,我们从焉耆折拐。出土文物中有公元25年的丝织品,做工精致,花色图案很美。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千二百多年前一个孩子叫卜天寿,12岁抄写的论语手稿,书法很有魄力,难以相信出自孩童手笔。卷末注明年月,有孩子自已的签名,并写上年龄。在古代,这个地区民族文化交流如此发达,见者莫不惊叹。我们也曾观看新疆歌舞演出。新疆居住着多个少数民族,他们的歌舞所表达的激情,自然而奔放,没有汉族宫廷舞蹈的矫作姿态,没有汉族艺人在皇上和权贵面前的那分卑屈。在喀什,我很少有时间去逛街,没有见到过花砖的墙,花砖的地。我无缘接触当地的老乡,擦肩而过,也没有打个招呼,不无遗憾。
作为匆匆的过客,我第一次认识到新疆是通往西藏的必经之路,可惜道路交通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进入新疆,既费时又耗力,何况更僻远的西藏。那个年代,缺乏整体的有效的交通网络,新疆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瓶颈。界山大坂又把新疆与西藏相隔离。好有一比"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实际上,"藏道"比"蜀道"更难,高寒、缺氧、海拔更高。然而,西藏的前途和新疆攸切相关。西藏的改革和建设,需要一个发达而稳定的新疆,更需要一个发达而稳定的祖国给予援助和支持。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悬殊,不成比例。当年诸多情况都不利于我国广大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资源开发和民族团结。六十年后的追思往往不可靠,浮光掠影,储存的记忆碎片,多半是贫穷和落后。新疆是个大孩子,他的发育成长期在明天。
翻越界山大坂,当我把脚踩在阿里高原的土地上的时候,发现周围的景象,自然的,或者人文的,全变了。西藏不是新疆。平均海拔很高,周边绵连的山峦反而不显得突出,山上的白雪更贴近地平线。这里没有树木,不见花草。没有住房,没有街道,见不到人群,没有现代社会的迹象,顿觉与世隔绝。视野开阔,一片蛮荒之地。耳朵似乎聋了,万籁俱寂。浑身上下,不可抗拒的窘迫感,不仅是呼吸,也是心理上的。我像是一位不速之客降落到一个梦幻般的神话世界。
如果不是医院党委书记通知我将参加第二批赴阿里医疗队,我真不知道阿里是何方神仙,座落在西藏哪个地方。我所认识的世界只是上海、北京、苏州、杭州,还有广州,如此而巳。这样的生活环境限定着我对外周事物的感知能力。阿里之行扩展了我生存的境域。当我第一次骑马出诊,第一次在牧民的帐蓬中过夜,当我生活安顿下来以后,我的思想慢慢地发生了改变。
1959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西藏百万农奴喜庆翻身解放。然而,西藏长期在封建奴隶制度的残暴统治下,社会不可能得到发展。今后改革和建设将是艰巨的历史任务。当初恐怕很少有人预先知道文革这场灾难会突然爆发。要想在这十几年里,取得跨越性进展是不现实的。阿里藏民翻身解放后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穿什么,吃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阿里缺医少药究竟是怎么会事。此刻,书本上找不到答案。面对现实,我将茫然不知所措。接下来要为阿里藏族老乡们服务,将会发生什么困难,或者碰上意外的突发事件,根本无法预测。我深感困惑。
1972年6月25日离开北京,7月29日到达阿里狮泉河。不知觉间,整整壹个月过去了。除了在乌鲁木齐稍事耽搁外,不顾路途险阻,不停顿地奔波着。丢掉太多的时间了吗?不。从长远来看,在丝绸之路的历史长河中徜徉,壹个月显得短促。我想寻找我自己。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今后我该怎么生活?如果说阿里是我的另一所大学,丝绸之路就是必修的预备班。如果我突然空降到狮泉河,我很可能把阿里的藏族老乡当作外星人,或者他们把我当作外星人。
阿里地太大,人太少。所谓居民点最多也不过5或6顶帐蓬。各居民点相距很远,经常因牧场更替而迁移。老乡们对医学观念淡漠,缺乏卫生常识。需要委派外省市的医疗队,采用巡诊的方式,让医生走到藏民的帐蓬里去。高原雪山,吉普车的用途有限,汽油供应是个问题。此外,途中发生故障,或者遭遇风暴袭击,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外出巡诊必须骑马。阿里的马矮小,能吃苦耐劳,单骑走千里。马成为我们可靠的合作伙伴。然而,从地理条件和人文因素来看,要依靠分批派出短期的、行医能力有限的医疗队,来缓解阿里地区的缺医少药,杯水车薪,难以取得实效。姑且作为文革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我如是理解。
按阿里地区医疗编制,各县及其管辖下的各个区都有医务所,分配有专职的大夫。但是,花名册上那些在编的大夫却不在岗,他们到哪里去了呢?据说,在山下休病假。当我掀起医务所的门帘时,室内空荡荡,没有大夫,也没有病人。在有的小区,竟能发现各种手术专用的器械箱(包括腹部手术、骨科手术)、麻醉机,未经组装的X光机等。几只大木箱尘封多年。我们医疗队是首次启封者。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里的大夫失职,不作为。在有困难的地方,需要有人去改变现状。逃离,不应该。
问题也有令人费解的一面。如果个别医生旷于职守可能是个人因素。多数医务所,没有医生甘心留下来,这是为什么?来阿里日子久了,我试着去观察周围的人。也许我不能以自己学医和从业的经历,来责怪当年那些在编却不在职的年轻大夫们。他们很可能是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住院医生培训,刚出校门,就懵懵懂懂被投放在医务所,独当一面。即便检查发现白内障、骨关节病、先天性心脏病或者其他常见病等,他们该怎么办?他们不是专科医生,也不是全科医生。孤军作战,没有老师指教和带领。没有护士。有成套手术器械而没有消毒锅。有X光机而没有胶片供应。要求他们独立读片,实在难为他们了。他们感到阿里似乎不需要他们这样的大夫,专业发展的空间很窄,看不到自已的前途。


向上级申诉吗?上级在哪里?在文革那段混乱喧嚣的年代里,谁能认真倾听年轻人的呼声。卫生行政部门制订了计划,按编制分配了大夫,按指标下拨了各项装备,大家好好干吧。从此再无人过问。换个位置想一想,如果我在阿里大夫们的那个年龄段,只身来到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我将到哪里去寻找那些为缺医少药而苦恼的患病的人们呢?困守医务所,等待病人上门就医,实际上是置之不顾。要改变现状,我应该做些什么呢?这就是1972年,我发现的阿里。
我作为长期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来到一个贫穷地区,缺医少药简直难以想象。现实迫使我考虑过去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此番我有机会走进阿里老乡们的生活,做一丁点实际的服务,尽管苍海一粟,总比在批斗没完没了的城市里,心里要好受得多。我相信文革的灾难终将过去,西藏必然要改革,将建设得更好。 阿里高原上的雪山,庄严肃穆。雪山上的雪,洁白,永恒,真正的美。雪山上的雪是慷概的,给大地提供水的资源,给万物带来生机。阿里静静的,雪山静静的,我听到了她们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