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讨孕妇孕期体重增长情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
选择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在江苏省扬州市苏北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孕妇中,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的458例孕妇为研究对象。采用本研究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孕期体重增长情况调查表》,对孕妇孕期体重增长情况进行调查。对孕前体重过低、正常体重、超重及肥胖孕妇孕期体重增长情况进行统计学比较,并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法,对孕妇孕期体重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①458例孕妇孕期平均体重增长(15.6±4.5) kg,孕期体重增长过多(EGWG)发生率为41.5%(190/458);孕前体重过低、正常体重、超重及肥胖孕妇的分娩孕龄及孕期体重增长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这4种不同孕前人体质量指数(BMI)孕妇孕期体重增长情况构成比比较,差异却有统计学意义(χ2= 61.436,P<0.001),孕前体重过低及正常体重孕妇,孕期以符合体重增长为主(分别占53.3%及54.2%),而孕前超重及肥胖孕妇,孕期则以EGWG为主(分别占72.2%及83.3%)。②孕妇孕期体重增长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孕期体重增长值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孕次、孕前BMI、产次、家庭月收入、居住地、学历及年龄;随孕妇居住地在城市、孕次增加及年龄增大,孕期体重增长值越大;而随学历、家庭月收入、孕前BMI及产次增高或增加,孕期体重增长值越小(均为P<0.001)。包含这7个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R2=0.909,建立的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F=7 582,P<0.001)。
孕妇孕期体重增长受孕次、孕前BMI、产次、家庭月收入、居住地、学历及年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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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孕妇孕期体重增长过多(excessive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EGWG)成为现今发达及发展中国家共同存在的健康问题[1,2,3]。EGWG可影响围生期结局,如增加巨大儿分娩率、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剖宫产分娩率及产后出血率等[4,5,6]。Zhang等[7]通过对14 196例单胎足月妊娠孕妇孕期人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及EGWG对妊娠结局的不良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EGWG者发生妊娠期糖尿病及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风险更高,产后出血率、剖宫产分娩率及巨大儿分娩率也较高。我国目前尚缺乏对全国孕妇孕期体重增长的大样本流行病学调查的相关数据[8]。本研究对江苏省扬州市苏北人民医院458例孕妇孕期体重增长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孕妇孕期体重增长现状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为临床工作中进行孕妇体重管理提供依据。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选择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于江苏省扬州市苏北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458例孕妇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受试者纳入标准:①足月妊娠;②年龄≥18岁;③单胎妊娠;④无心脏病、原发性高血压、糖尿病及肝、肾疾病等内科合并症。排除标准:双胎或多胎妊娠者,有其他合并症者。
采用本研究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孕期体重增长情况调查表》,对本研究受试者的孕期体重增长情况进行调查。本调查表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年龄、民族、居住地、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孕次及产次、孕龄、孕前体重、分娩前体重及身高。采用本研究调查问卷进行预调查的结果显示,其Cronbach α系数为0.834,各维度Cronbach α系数为0.808~0.908,分半信度相关系数为0.813,验证性因子分析χ2值为336.062,P值为0.148,其他拟合指数适配良好,这说明该调查问卷的信度、效度良好,可用于调查孕妇孕期体重增长情况。
孕期体重增长值计算公式为:孕期体重增长值(kg)=分娩前体重(kg)-孕前体重(kg)。①孕期体重增长标准值:根据《中国营养师培训教材》的推荐,对孕前体重过低(BMI<19.8 kg/m2)孕妇,孕期体重适宜增加值为12.5~18.0 kg;对孕前正常体重(BMI为19.8~26.6 kg/m2)孕妇,孕期体重适宜增加值为11.5~16.0 kg;对孕前超重(BMI为26.6~29.0 kg/m2)孕妇,孕期体重适宜增加值为7.0~11.5 kg;对孕前肥胖(BMI>29.0 kg/m2)孕妇,孕期体重适宜增加值为6.0~6.8 kg[9]。②本研究孕期体重增长判定标准:将本研究孕妇孕期体重增长值<推荐的体重适宜增加值者,判定为低于孕期体重增长;孕妇孕期体重增长值=推荐的体重适宜增加值者,判定为符合孕期体重增长;孕妇孕期体重增长值>推荐的体重适宜增加值者,则判定为超出孕期体重增长,即EGWG。
本研究数据资料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Ssize软件计算满足本研究统计检验的最小样本量。对孕前平均BMI、年龄、孕龄、孕次等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对低于、符合及超出体重增长者所占比例等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对孕期体重增长影响因素,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并采用方差分析对多重线性回归方程进行假设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458例孕妇孕前平均BMI为(21.6±2.8) kg/m2,平均年龄为(28.5±4.0)岁,平均入院孕龄为(38.7±0.4)孕周,平均孕次为(1.6±0.9)次,平均产次为(0.3±0.5)次;城市居民占60.3%(276/458),农村居民占39.7%(182/458);学历小学及以下者为0,中专或高中占17.9%(82/458),大专及本科占76.6%(351/458),硕士及以上占5.5%(25/458);家庭月收入<3 000元占20.7%(95/458),≥3 000~5 000元占34.9%(160/458),≥5 000~10 000元占31.1%(142/458),≥10 000~30 000元占9.8%(45/458),≥30 000元占3.5%(16/458)。
本研究458例孕妇平均分娩孕龄为(39.3±1.6)孕周;孕期平均体重增长值为(15.6±4.5) kg;低于体重增长者占10.7%(48/458),符合体重增长者占49.1%(220/458),超出体重增长者占41.5%(190/458)。孕前体重过低、正常体重、超重及肥胖孕妇的分娩孕龄及孕期体重增长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这4种不同孕前BMI孕妇的孕期体重增长情况构成比比较,差异却有统计学意义(χ2= 61.436,P<0.001),孕前体重过低及正常体重孕妇,孕期以符合体重增长为主(分别占53.3%及54.2%),而孕前超重及肥胖孕妇,孕期以EGWG为主(分别占72.2%及83.3%)。不同孕前BMI孕妇的孕期体重增长情况,见表1。

不同孕前BMI孕妇分娩孕龄及孕期体重增长情况
不同孕前BMI孕妇分娩孕龄及孕期体重增长情况
| 孕前BMI | 例数 | 分娩孕龄(周, ±s) | 孕期体重增长值(kg, ±s) | 孕期体重增长情况构成比[例数(%)] | ||
|---|---|---|---|---|---|---|
| 低于体重增长 | 符合体重增长 | 超出体重增长 | ||||
| 体重过低 | 60 | 40.2±1.6 | 15.0±3.3 | 16(26.7) | 32(53.3) | 12(20.0) |
| 正常体重 | 314 | 38.7±1.6 | 15.8±4.2 | 28(8.9) | 170(54.2) | 116(36.9) |
| 超重 | 72 | 39.4±1.6 | 15.0±6.0 | 4(5.6) | 16(22.2) | 52(72.2) |
| 肥胖 | 12 | 39.9±1.6 | 16.8±5.2 | 0(0) | 2(16.7) | 10(83.3) |
| 检验值 | F=0.895 | F=0.619 | χ2=61.436 | |||
| P值 | 0.451 | 0.603 | <0.001 | |||
注:体重过低指BMI<19.8 kg/m2,正常体重指BMI为19.8~26.6 kg/m2,超重指BMI为26.6~29.0 kg/m2,肥胖指BMI>29.0 kg/m2。BMI为人体质量指数
将孕妇的居住地、学历、孕次、年龄、家庭月收入、孕前BMI及产次作为自变量,将孕期体重增长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其变量含义及赋值情况,见表2。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对孕期体重增长值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孕次、孕前BMI、产次、家庭月收入、居住地、学历及年龄;随孕妇居住地在城市、孕次增加及年龄增大,孕期体重增长值越大;而随学历、家庭月收入、孕前BMI及产次增高或增加,孕期体重增长值越小(均为P<0.001)。本研究多重线性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R2=0.909,对回归方程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建立的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F=7 582,P<0.001)。孕期体重增长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见表3。

孕期体重增长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变量含义及赋值情况
孕期体重增长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变量含义及赋值情况
| 自变量/因变量 | 变量名 | 赋值 |
|---|---|---|
| 孕期体重增长 | y | y表示孕期体重增长值 |
| 居住地 | x1 | x1=1表示农村,x1=2表示城市 |
| 学历 | x2 | x2=1表示小学及以下,x2=2表示中专或高中,x2=3表示大专及本科,x2=4表示硕士及以上 |
| 孕次 | x3 | 按照实际孕次填写 |
| 年龄 | x4 | 按照实际年龄填写 |
| 家庭月收入 | x5 | x5=1表示<3 000元,x5=2表示≥3 000~5 000元,x5=3表示≥5 000~<10 000元,x5=4表示≥10 000~30 000元,x5=5表示≥30 000元 |
| 孕前BMI | x6 | 按照实际孕前BMI填写 |
| 产次 | x7 | 按照实际产次填写 |
注:BMI为人体质量指数

孕期体重增长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孕期体重增长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 变量 | 偏回归系数 | 偏回归系数标准误 |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 t值 | P值 |
|---|---|---|---|---|---|
| 常数项 | 378.041 | 4.975 | -a | 75.994 | <0.001 |
| 居住地 | 9.146 | 0.131 | 0.884 | 69.701 | <0.001 |
| 学历 | -7.517 | 0.112 | -0.794 | -67.366 | <0.001 |
| 孕次 | 21.903 | 0.269 | 2.337 | 81.338 | <0.001 |
| 年龄 | 0.877 | 0.025 | 0.585 | 34.622 | <0.001 |
| 家庭月收入 | -8.527 | 0.094 | -1.077 | -90.897 | <0.001 |
| 孕前BMI | -13.836 | 0.199 | -1.577 | -69.437 | <0.001 |
| 产次 | -23.117 | 0.386 | -1.535 | -59.839 | <0.001 |
注:a表示统计分析结果中无该项数据。BMI为人体质量指数
EGWG在孕妇中较常见。Johnson等[10]于2009年,对8 293例美国单胎妊娠初产妇进行孕期体重增长调查,发现超出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Medicine)推荐体重增长标准的初产妇达73%。McIntyre等[11]调查结果显示,澳大利亚孕妇EGWG发生率为33%。Heslehurst等[12]调查结果显示,英国孕妇EGWG发生率为40%。中国目前尚缺乏关于全国孕妇EGWG的相关统计数据,对河北、沈阳等北方地区孕妇孕期体重情况的研究结果显示,上述地区孕妇EGWG发生率为48.7%~50.9%[8,13,14]。本研究结果显示,江苏省扬州市苏北人民医院孕妇孕期平均体重增长值为(15.6±4.5) kg,EGWG发生率达41.5%(190/458),EGWG发生率处于较高水平,医护人员须加强对孕妇体重增长的管理。
本研究多重线性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R2=0.909,这说明用包含孕妇居住地、学历、孕次、年龄、家庭月收入、孕前BMI及产次这7个变量的回归方程,可以解释孕期体重增长值变异性的90.9%。本研究结果显示,孕前BMI越大,孕期体重增长值越小(P<0.001),但孕前超重及肥胖孕妇却以EGWG为主。究其原因可能为,由于门诊医护人员及孕妇学校老师对孕妇孕期体重管理的健康教育,孕妇认识到EGWG的危害,孕前超重及肥胖孕妇可能更注意控制孕期体重,因此孕期体重增长值较孕前体重过低及正常体重孕妇小,但超重和肥胖孕妇孕期体重增长的标准范围更小[9],因此虽然超重及肥胖孕妇更注意控制孕期体重,仍然可能超出体重增长的标准范围,而表现为EGWG。Chen等[15]及Liu等[16]研究孕前BMI与EGWG的关系,亦发现超重或肥胖孕妇孕期更容易发生EGWG,并导致不良妊娠结局风险增加。因此,育龄妇女从备孕阶段开始控制体重,是防止发生EGWG的有效措施。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孕次对孕期体重增长影响最大,随孕次增加,孕期体重增长值越大;随产次增加,孕期体重增长值越小。陈蔚等[17]研究结果显示,孕次为6次是EGWG及分娩巨大儿的高危因素。这提示,加强对育龄妇女孕期体重管理的宣教,告知其孕次对EGWG发生的影响,是减少EGWG发生的重要举措。Bandura[18]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行为的直接经验,会使行为的自我效能增高,从而使行为能力得到提高。因此,通过建立经产妇与初产妇的同伴交流会、交流论坛及一对一互助会等,可增加初产妇控制孕期体重的经验,增加孕妇自我效能,减少EGWG的发生。
本研究结果亦显示,学历及家庭月收入越高,孕期体重增长值越低;而年龄越大或居住在城市的孕妇,孕期体重增长值越高。Bandura[6]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人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可以提高其行为能力,并且其行为能力会受到家庭环境及社会环境的影响。袁静等[19]研究结果亦显示,随着年龄增加,孕期BMI增长快,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增加。因此,医务人员在工作中可加强对低学历、低收入,以及居住地在城市的孕妇及其家人的孕期体重管理知识及技能进行培训,增加孕妇控制孕期体重的能力,同时须提高对高龄孕妇孕期体重管理的关注度。
综上所述,我国孕妇EGWG情况依然严峻,需要医务人员进行干预与管理。针对孕期体重增长的影响因素,医务人员需增强对育龄妇女孕期体重管理的宣教,加强备孕阶段体重控制,加强对低收入、低学历、高龄及居地在城市的孕妇孕期体重管理,以减少孕妇EGWG发生率及改善孕妇围生期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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