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
早期上皮性卵巢癌化学治疗现状与思考
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 2020,16(1) : 16-22. DOI: 10.3877/cma.j.issn.1673-5250.2020.01.003
摘要

目前卵巢癌患者的死亡率,高居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患者的首位。卵巢癌的组织病理学类型复杂,其中上皮性卵巢癌(EOC)最为常见。但是,临床诊断的早期上皮性卵巢癌(EEOC)患者,仅占全部被诊断卵巢癌患者的30%。全面分期手术后,对高危EEOC患者的辅助化疗,是EEOC患者的标准治疗策略,但是辅助化疗方面,迄今尚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拟就EEOC患者术后辅助化疗研究现状,如患者化疗获益、化疗方案和化疗最佳时机选择、化疗疗程与淋巴切除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旨在为本病的规范化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引用本文: 龚照林, 李克敏, 尹如铁. 早期上皮性卵巢癌化学治疗现状与思考 [J/OL] . 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 2020, 16(1) : 16-22. DOI: 10.3877/cma.j.issn.1673-5250.2020.01.003.
参考文献导出:   Endnote    NoteExpress    RefWorks    NoteFirst    医学文献王
扫  描  看  全  文

正文
作者信息
基金 0  关键词  0
English Abstract
评论
阅读 0  评论  0
相关资源
引用 | 论文 | 视频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除非特别申明,本刊刊出的所有文章不代表中华医学会和本刊编辑委员会的观点。

本刊为电子杂志,以光盘形式出版。本册应读者需求按需印刷,随光盘免费赠阅。光盘如有质量问题,请向编辑部调换。

早期上皮性卵巢癌(early-stage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EEOC)是指病灶局限于单侧或者双侧卵巢,国际妇产科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FIGO)临床分期为Ⅰ期,或者病灶仅限于真骨盆(true pelvis)的临床分期为ⅡA期的上皮性卵巢癌(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EOC)[1]。由于EEOC患者早期临床症状不典型,在所有被临床诊断的卵巢癌患者中,EEOC患者仅约占30%[2]

根据患者预后,可将EEOC按照FIGO临床分期和病理分级分为低危组与高危组。低危组包括ⅠA或ⅠB期、G1或G2级的患者;高危组包括所有ⅡA期、ⅠC期和G3级患者,以及组织病理学类型为透明细胞癌(clear cell carcinoma,CCC)的患者[3]。文献报道,低危组EEOC患者,全面分期手术后的5年无疾病生存(disease-free survival,DFS)率>90%,无需术后辅助化疗;高危组患者的5年复发率为25%~45%[2]。术后辅助化疗是降低EEOC患者复发率、提高其生存率的重要手段[4,5,6,7]。然而,在化疗适宜人群、时机、疗程等方面,临床迄今尚存在很多困惑[4,5,6,7,8,9,10,11,12,13,14]。对于目前EEOC化疗的相关困惑,笔者通过复习相关文献后,拟就EEOC患者术后辅助化疗研究现状,如化疗获益、化疗方案和化疗最佳时机选择、化疗疗程与淋巴切除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旨在为本病的规范化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1 早期上皮性卵巢癌的化疗研究现状概述

1992—2009年,Dinkelspiel等[15]对术后活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的1 397例EEOC患者,进行中位随访时间为73个月的随访研究结果显示,低危组中,32.9% EEOC患者全面分期手术后接受辅助化疗,该比例从1992年的29.4%增加至2009年的36.0%;而高危组中,接受辅助化疗的EEOC患者比例,则从1992年的62.5%增加至2009年的77.1%。

Chatterjee等[16]对21 758例EEOC患者,按照EEOC的FIGO临床分期与病理分级下,将其分为低风险组[n=4 196(19.3%),为ⅠA/ⅠB期、G1级患者],中等风险组[n=3 777(17.4%),为ⅠA/ⅠB期、G2级患者),高风险组[n=13 785(63.4%),为任何临床分期的G3级及ⅠC期任何病理分级患者],对其进行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63.9个月)的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这3组患者全面分期手术后,接受辅助化疗的比例分别为15.5%、39.5%和69.8%。对低风险组患者的辅助化疗研究结果显示,化疗并不能降低此类患者的死亡风险(HR=1.10,95%CI:0.85~1.42);而高风险组,化疗可降低22%此类患者的死亡风险(HR=0.78,95%CI:0.71~0.85);中等风险组,化疗可降低26%此类患者的死亡风险(HR=0.74,95%CI:0.62~0.8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高风险组中,30.2% EEOC患者未接受辅助化疗;而低风险组中,仅15.5%患者接受辅助化疗。

现有证据支持:高危EEOC患者术后应予以辅助化疗,而低危患者不能从化疗中获益[17]。因此,笔者结合自身临床实践认为,EEOC患者真实世界的化疗实施,与现有临床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偏差[4,5,6,7,8,9],尚有待更多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和大数据研究证实,并规范EEOC的临床治疗。

2 早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术后辅助化疗获益
2.1 术后辅助化疗获益概述

对于EEOC患者全面分期手术后,进行辅助化疗是否获益的问题,迄今尚存在争议。既往研究结果显示,术后辅助化疗不能使EEOC患者获益[8,9]

国际协作性卵巢肿瘤1(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Ovarian Neoplasm 1,ICON1)试验中,对于EEOC患者全面分期手术后,进行辅助化疗的Ⅲ期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结果引起人们关注[4]。该项研究由5个国家的84个研究中心参与,共计纳入477例EEOC患者。所有纳入研究的患者由各个研究中心,按照肿瘤FIGO临床分期和肿瘤分化程度,使用相同的分层因子由计算机随机分组,将其随机分为化疗组(n=241,患者术后接受辅助化疗)和观察组(n=236,患者术后仅接受常规观察),主要依据患者的总体生存(overall survival,OS)率和无复发生存(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率设定研究终点。2003年,该项研究在中位随访时间为4年时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化疗组EEOC患者的5年OS率与RFS率分别为79%与73%,显著高于观察组的70%与62%,2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EEOC患者接受术后辅助化疗是可获益的。该项研究结果与纳入448例EEOC患者的欧洲肿瘤研究与治疗组织-卵巢肿瘤辅助化疗(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Ovarian Neoplasm,EORTC-ACTION)研究结果一致[5]。Lawrie等[6]对纳入1 277例EEOC患者的研究结果进行Meta分析发现,术后接受以铂类药物为基础的辅助化疗(化疗组,n=636),较术后仅接受常规观察(观察组,n=641)EEOC患者的OS率和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率显著增高,并且随着患者生存时间延长,这种优势更加显著,化疗组和观察组患者的10年OS率和PFS率比较的HR值分别为0.72(95%CI:0.57~0.92)和0.67(95%CI:0.53~0.83)。

为进一步筛选术后辅助化疗在EEOC患者中的最佳获益人群,Trimbos等[7]对EORTC-ACTION与ICON1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与比较。上述2项研究共计纳入925例EEOC患者,按照其术后是否接受铂类联合化疗,将其分为化疗组(n=465)与观察组(n=460),2组患者中,来自EORTC-ACTION与ICON1试验的EEOC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59个月与51个月。这2项研究中,共计245例患者死亡或EOC复发,化疗组EEOC患者的5年OS率与5年RFS率分别为82%与76%,均显著高于观察组的74%与6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8、0.001)。2014年,Collinson等[10]报道了ICON1试验10年的随访结果,同样证实化疗组患者的RFS率、OS率均较观察组高,分别增高10%(70%与60%)与9%(73%与64%)。按照EEOC的FIGO临床分期和病理分级,将ICON1试验中477例患者分为低危组[n=62(13%),为ⅠA期、G1级患者],中危组[n=181(38%),为ⅠA期、G2级和ⅠB/ⅠC期、G1级患者],高危组[n=224(47%),为ⅠB /ⅠC期、G2/G3级和任何Ⅰ期、G3级或CCC患者],另外10例(2%)患者因无法进行分类,为了不使组间样本量相差过大,使得研究结果产生偏倚,而将其剔除。将低危/中危组和高危组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高危组患者的术后辅助化疗获益,而较低危/中危组更大(RFS率:23%与2%,OS率:18%与2%),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5)。由此可见,术后辅助化疗,可使EEOC患者显著获益,而高危EEOC患者的化疗获益更大。

结合ICON1和EORTC-ACTION研究的结论,笔者结合自身临床实践认为,化疗可使高危EEOC患者生存获益;而对获益有限的低危与中危患者,是否需要化疗,则尚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2.2 不同组织病理学类型患者的术后辅助化疗获益

既往研究认为,卵巢CCC患者属于EEOC高危组,术后均需给予辅助化疗[3,10]。2017年,Hogen等[18]对60例完成全面分期手术后证实临床分期为Ⅰ期的卵巢CCC患者,进行随访的平均时间为4.96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其总体5年疾病特异性生存(disease-specific survival,DSS)率为84.2%,其中ⅠA期患者5年DSS率为95%,ⅠB期+ⅠC期患者为76%,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6)。11例随访期内死亡患者中,术后未接受辅助化疗的无化疗组患者为7例,术后接受辅助化疗的化疗组为4例。这60例CCC患者中,术后21例腹水细胞学检查结果呈阴性的患者,随访期内均未复发,其5年PFS率为74%。对导致卵巢CCC复发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和调整FIGO分期(ⅠB期+ⅠCvsA期)后的分析结果均显示,术后未接受辅助化疗和腹水细胞学检查结果呈阳性患者的PFS期显著缩短,这2项因素是导致其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Takada等[19]对73例临床分期为Ⅰ期,完成全面分期手术后的卵巢CCC患者进行研究发现,对于临床分期为ⅠA期患者,术后接受辅助化疗不能获益;对于ⅠC期患者,则术后接受辅助化疗可降低复发率。Mizuno等[20]对185例完成全面分期手术后的Ⅰ期卵巢CCC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术后辅助化疗不能改善ⅠA期患者预后。Oseledchyk等[21]对1 995例Ⅰ期卵巢CCC和3 552例Ⅰ期卵巢EEOC患者术后辅助化疗与预后进行分析,1 995例Ⅰ期卵巢CCC患者中,1 346例(67%)术后接受辅助化疗,对其中位随访时间为64个月的研究结果显示,Ⅰ期卵巢CCC患者的5年OS率为84%。其中,ⅠA/ⅠB期患者的OS率为86%,ⅠC期为82%,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5)。术后未接受与接受辅助化疗Ⅰ期卵巢CCC患者的5年OS率分别为83%、85%,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39)。由此表明,Ⅰ期卵巢CCC患者术后是否接受辅助化疗,对OS率无显著影响。3 552例Ⅰ期卵巢EEOC患者中,1 600例术后接受辅助化疗,其5年OS率为90%,而未接受辅助化疗患者的OS率为89%,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07)。对导致卵巢EEOC患者复发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FIGO临床分期为ⅠC期、病理分级为G3级患者(n=282),术后接受辅助化疗的5年OS率为81%,显著高于未接受辅助化疗者的62%,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R=0.583,95%CI:0.359~0.949,P=0.003)。由此可见,临床分期为ⅠC期、病理分级为G3级的EEOC患者,可以从术后辅助化疗中获益。

Timmers等[22]将63例早期卵巢CCC患者,纳入CCC组,156例浆液性卵巢癌(serous adenocarcinoma,SAC)患者,纳入SAC组。然后,再按照术后是否对其进行辅助化疗,将其分别纳入化疗组与观察组。对其进行对比分析的结果显示,观察组中,CCC组与SAC组患者的5年DFS率分别为71%与61%(P=0.2);化疗组中,CCC组与SAC组患者的5年DFS率分别为78%与60%(P=0.1)。由此可见,卵巢CCC与卵巢SAC患者术后接受辅助化疗,其DFS率无显著差异。

Nasioudis等[23]对4 811例Ⅰ期黏液性卵巢癌(mucinous ovarian carcinoma, MOC)患者进行研究。其中,569例患者因不满足研究条件而被剔除,剔除原因包括不清楚术后至化疗开始的时间,或其间隔时间≥6个月,无可靠的化疗相关临床资料及接受过新辅助化疗等。对于其余4 242例MOC患者按照术后是否接受辅助化疗,将其分别纳入化疗组(n=1 322)与观察组(n=2 920)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其5年OS率分别为86.8%与89.7%,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7)。进一步进行亚组分析,ⅠA/ⅠB期观察组(n=2 465)和ⅠA/ⅠB期化疗组(n=618)患者的5年OS率分别为86.8%与89.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6);ⅠC期观察组(n=455)和ⅠC期化疗组(n=704)患者的5年OS率分别为90.5%与88.1%,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11)。由此可见,对Ⅰ期MOC患者术后是否接受辅助化疗,与其生存获益无关。

笔者结合自身临床实践认为,虽然卵巢CCC恶性程度高,但是现有文献证实,ⅠA期患者并不能从术后辅助化疗中获益,故建议临床实践中扩大样本量进一步进行研究、证实。文献研究结果显示,ⅠC期、G3级的EEOC患者可从术后辅助化疗获益,Ⅰ期MOC患者,不能从术后辅助化疗获益。总之,现有研究纳入样本量均较小,如何筛选EEOC最佳化疗获益人群,则尚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3 化疗方案和化疗最佳时机选择
3.1 化疗方案选择

为探索EEOC最佳一线化疗方案,Adams等[11]回顾性研究中,对比分析EEOC患者术后接受单药卡铂和卡铂/紫杉醇(carboplatin/paclitaxel, CP)联合化疗方案的OS率、RFS率和化疗不良反应。该研究共计纳入95例EEOC患者,其中CP方案组和单药卡铂方案组分别纳入60例和35例患者,对2组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38个月,这95例EEOC患者的5年OS率和RFS率分别为70%和56%;单药卡铂方案组及CP方案组患者的5年OS率与RFS率分别为62%及73%,54%及57%,2组OS率与RFS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316、0.661)。由此可见,接受卡铂单药和联合化疗方案EEOC患者的5年OS率和RFS率无差异。但是,CP方案组中,9例患者因化疗导致的严重不良反应而停止化疗,单药卡铂方案组患者则均按照计划完成化疗。化疗后6个月内,CP方案组10例(17%)患者发生紫杉醇相关的1/2级神经系统病变(G1/2);12个月内,发生该化疗相关不良反应患者增加2例(3%)。由此可见,EEOC患者接受CP化疗方案的不良反应,大于单药卡铂化疗方案。

3.2 化疗时机选择

EEOC患者术后何时开始化疗,目前临床上也存在很多困惑[7,12,13,14]。Chan等[24]对美国妇科肿瘤学组(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GOG)95[25]和GOG157[26]项目,共计纳入497例术后EEOC患者,按照化疗开始时距离手术结束时间,将其分为<2周、≥2~4周、>4周组。这3组患者的5年RFS率分别为72.8%、73.9%和79.5%;5年OS率分别为79.4%、81.9%和82.8%,3组5年RFS率、OS率分别总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62、0.51)。该研究对患者化疗时机选择对其预后影响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2~4周组与<2周组、>4周组患者RFS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OR=0.90、0.72,95%CI:0.59~1.37、0.46~1.13,均为P>0.05)。由此可见,EEOC患者术后化疗开始时间,与其预后无显著相关性。

笔者结合自身临床实践认为,EEOC患者复发率相对低,建议临床化疗时机选择在术后肠道功能恢复,无感染、恶病质,无化疗禁忌证情况下择期进行。

4 化疗疗程与淋巴结切除问题的研究

目前,对高危EEOC患者术后辅助化疗的最佳疗程,仍然存在较多争议[5,7]。GOG157项目[26]是一项Ⅲ期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对于评价EEOC患者术后采取CP方案化疗3个与6个疗程的疗效和不良反应的结果显示,3个疗程组中,3~4级神经毒性发生率为2%,而6个疗程组则高达11%,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级粒细胞减少症发生率分别为52%和66%,2组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1);2级或更高级贫血发生率分别为32%和48%,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25.4%和20.1%,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0.761,95%CI:0.512~1.13,P=0.18);5年OS率分别为81%和83%,2组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HR=1.02,95%CI:0.662~1.57,P=0.94)。由此可见,术后采取CP方案化疗3个与6个疗程组EEOC患者的疗效相当;但是接受6个疗程化疗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高于接受3个疗程化疗者。

上述研究结果发表4年后,Chan等[27]对术后EEOC患者,按照术后组织病理学类型,将其分为浆液性EOC亚组与非浆液性EOC亚组,进一步进行随访分析的结果显示,浆液性EOC亚组患者中,接受6个与3个疗程化疗患者的5年RFS率分别为82.7%和60.4%,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而OS率分别为85.6%和73.2%,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191);非浆液性EOC亚组患者中,接受6个与3个疗程化疗患者的RFS率与OS率,分别为78.7%与78.6%,83.0%与84.1%,二者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806、0.791)。由此可见,接受6个疗程化疗,可显著降低浆液性EOC患者的复发率,而对非浆液性EOC患者,6个与3个疗程化疗组比较,患者既无RFS率获益,对5年OS率亦均无改善。

全面分期手术的病理分级,是确诊EEOC的关键,但是对手术的淋巴结切除范围,迄今尚存在不少争议[10]。FIGO建议对EEOC患者的全面分期手术,应进行腹主动脉旁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28]。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关于卵巢癌、输卵管癌和原发性腹膜癌指南》[29]推荐,对EEOC患者进行盆腔淋巴结切除术的范围,应包括切除双侧髂总、髂内、髂外、腹股沟深淋巴结,闭孔淋巴结及骶前淋巴结,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应包括腔静脉双侧淋巴结,切除范围至少达肠系膜下动脉水平,最好至肾血管水平。Kleppe等[30]进行的一项目前纳入样本量最大的EEOC术中淋巴结切除与预后关系研究,纳入3 543例Ⅰ~ⅡA期EEOC患者,仅对其中1 813例患者术中进行淋巴结清扫术的研究结果显示,术中进行淋巴结清扫术患者的5年OS率较术中未进行淋巴结清扫术者更高,二者5年OS率分别为89%和82%,超额相对危险度(relative excess risk,RER)为0.64(95%CI:0.52~0.78)。但是,术后辅助化疗,可改善术中未进行淋巴结清扫术患者的相对生存率(RER=0.60,95%CI:0.44~0.80)。术中淋巴结切除数量,与患者OS率呈正相关关系(RER=0.60,95%CI: 0.41~0.88)。但是淋巴结切除组患者中,淋巴结切除数量≥20~30个者和≥30个者的OS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临床分期为Ⅰ~ⅡA期的EEOC患者中,淋巴结切除数量≥10个的患者中,术后接受辅助化疗组(n=527)与未接受化疗组(n=134) EEOC患者的相对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ER=0.51,95%CI:0.15~1.64,P>0.05)。术后未接受辅助化疗者,若淋巴结切除数量≥10个,则其相对生存率显著优于未切除淋巴结患者(RER=0.46, 95%CI:0.34~0.63,P<0.05)。由此可见,EEOC全面分期手术中切除淋巴结,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相对生存率,切除数量≥10个者术后无需进行辅助化疗,辅助化疗可改善未切除淋巴结患者的相对生存率。

笔者结合自身临床实践认为,能否对EEOC患者进行准确诊断是关键,真实世界诊疗过程中,约30%未实现全面分期手术病理分级的患者,并非EEOC患者。故笔者建议参考患者的影像学检查结果进行术中淋巴结清扫,从而更好地指导患者术后是否需要进一步进行辅助化疗。

5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早期卵巢癌患者预后好,最能体现手术与术后化疗的治疗价值[31,32,33,34]。规范EEOC的初始治疗和术后辅助化疗,是改善其预后的关键。但是,真实世界中的临床诊疗模式与现有临床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偏差。笔者建议,对EEOC患者进行全面分期手术,根据其影像学检查结果决定淋巴结切除范围,根据EEOC临床病理分级决定术后是否实施辅助化疗。对于EEOC患者的术后辅助化疗,如何筛选最佳获益人群、化疗疗程与方案及化疗时机等,均尚存在争议,何为最佳,仍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国际、国内多中心、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研究、证实,需进行分子分型下的诊治策略探索性研究,最大限度治愈EEOC患者。

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De VitaV, HellmanS, RosenbergSA. Cance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oncology[J]. J Am Med Association, 2001, 286: 1904-1905. DOI: 10.1001/jama.286.15.1904.
[2]
YoungRC, WaltonLA, EllenbergSS, et al. Adjuvant therapy in stageⅠ and stage Ⅱ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results of two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s[J]. NEJM, 1990, 322(15): 1021-1027. DOI: 10.1056/NEJM199004123221501.
[3]
ChanJK, TianC, MonkBJ, et al. Prognostic factors for high-risk early-stage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a 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study[J]. Cancer, 2008, 112(10): 2202-2210. DOI: 10.1002/cncr.23390.
[4]
ColomboN, GuthrieD, ChiariS, et al.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Ovarian Neoplasm trial 1: a randomized trial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women with early-stage ovarian cancer[J]. J Natl Cancer Inst, 2003, 95(2): 125-132. DOI: 10.1093/jnci/95.2.125.
[5]
TrimbosJB, VergoteI, BolisG, et al. Impact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surgical staging in early-stage ovarian carcinoma: European Organis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Ovarian Neoplasm trial[J]. J Natl Cancer Inst, 2003, 95(2): 113-125. DOI: 10.1093/jnci/95.2.113.
[6]
LawrieTA, Winter-RoachBA, HeusP, et al. Adjuvant (post-surgery) chemotherapy for early stage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5, (12): CD004706. DOI: 10.1002/14651858.CD004706.pub5.
[7]
TrimbosJB, ParmarM, VergoteI, et al.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Ovarian Neoplasm trial 1 and 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Ovarian Neoplasm trial: two parallel randomized phase Ⅲ trials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ovarian carcinoma[J]. J Natl Cancer Inst, 2003, 95(2): 105-112. DOI:10.1093/jnci/95.2.105.
[8]
TropéC, KaernJ, HogbergT, et al. Randomized study on 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stage Ⅰhigh-risk ovarian cancer with evaluation of DNA-ploidy as prognostic instrument[J]. Ann Oncol, 2000, 11(3): 281-288. DOI: 10.1023/a:1008399414923.
[9]
BolisG, ColomboN, PecorelliS, et al. Adjuvant treatment for early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results of two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s comparing cisplatin to no further treatment or chromic phosphate (32P)[J]. Ann Oncol, 1995, 6(9): 887-893. DOI: 10.1093/oxfordjournals.annonc.a059355.
[10]
CollinsonF, QianW, FossatiR, et al. Optimal treatment of early-stage ovarian cancer[J]. Ann Oncol, 2014, 25(6): 1165-1171. DOI: 10.1093/annonc/mdu116.
[11]
AdamsG, ZekriJ, WongH, et al. Platinum-based 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early-stage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single or combination chemotherapy?[J]. BJOG, 2010, 117(12): 1459-1467. DOI: 10.1111/j.1471-0528.2010.02635.x.
[12]
KolbBA, BullerRE, ConnorJP, et al. Effects of early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on wound healing[J]. Obstet Gynecol, 1992, 79(6): 988-992.
[13]
WrightJ, DoanT, McBrideR, et al. Variability in chemotherapy delivery for elderly women with advanced stage ovarian cancer and its impact on survival[J]. Br J Cancer, 2008, 98(7): 1197-1203. DOI: 10.1038/sj.bjc.6604298.
[14]
TewariKS, JavaJJ, EskanderRN, et al. Early initiation of chemotherapy following complete resection of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survival: NRG Oncology/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study[J]. Ann Oncol, 2016, 27(1): 114-121. DOI: 10.1093/annonc/mdv500.
[15]
DinkelspielHE, TergasAI, ZimmermanLA, et al. Use and duration of chemotherapy and its impact on survival in early-stage ovarian cancer[J]. Gynecol Oncol, 2015, 137(2): 203-209. DOI: 10.1016/j.ygyno.2015.02.013.
[16]
ChatterjeeS, ChenL, TergasAI, et al. Utilization and outcomes of chemotherapy in women with intermediate-risk, early-stage ovarian cancer[J]. Obste Gynecol, 2016, 127(6): 992-1002. DOI: 10.1097/AOG.0000000000001404.
[17]
Winter-RoachBA, KitchenerHC, LawrieTA. Adjuvant (post-surgery) chemotherapy for early stage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2, (3): CD004706. DOI: 10.1002/14651858.CD004706.pub4.
[18]
HogenL, BrarH, CovensA, et al. Is adjuvant chemotherapy beneficial for surgical stage Ⅰ ovarian clear cell carcinoma?[J]. Gynecol Oncol, 2017, 147(1): 54-60. DOI: 10.1016/j.ygyno.2017.07.128.
[19]
TakadaT, IwaseH, IitsukaC, et al. 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stage Ⅰ clear cell carcinoma of the ovary an analysis of fully staged patients[J]. Int J Gynecol Cancer, 2012, 22(4): 573-578. DOI: 10.1097/IGC.0b013e31823fd413.
[20]
MizunoM, KajiyamaH, ShibataK, et al. 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stage Ⅰ ovarian clear cell carcinoma is it necessary for stage ⅠA?[J]. Int J Gynecol Cancer, 2012, 22(7): 1143-1149. DOI: 10.1097/IGC.0b013e31825c7cbe.
[21]
OseledchykA, LeitaoMM, KonnerJ, et al. 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stage Ⅰ endometrioid or clear cell ovarian cancer in the platinum era: a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cohort study, 2000-2013[J]. Ann Oncol2017, 28(12): 2985-2993. DOI: 10.1093/annonc/mdx525.
[22]
TimmersPJ, ZwindermanAH, TeodorovicI, et al. Clear cell carcinoma compared to serous carcinoma in early ovarian cancer: same prognosis in a large randomized trial[J]. Int J Gynecol Cancer, 2009, 19(1): 88-93. DOI: 10.1111/IGC.0b013e3181991546.
[23]
NasioudisD, HaggertyAF, GiuntoliRL, et al. Adjuvant chemotherapy is not associated with a survival benefit for patients with early stage mucinous ovarian carcinoma[J]. Gynecol Oncol, 2019, 154(2): 302-307. DOI: 10.1016/j.ygyno.2019.05.009.
[24]
ChanJK, JavaJJ, FuhK,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iming of initiation of adjuvant therapy and the survival of early stage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an analysis of NRG Oncology/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trials[J]. Gynecol Oncol, 2016, 143(3): 490-495. DOI: 10.1016/j.ygyno.2016.09.015.
[25]
YoungRC, BradyMF, NiebergRK, et al. Adjuvant treatment for early ovarian cancer: a randomized phase Ⅲ trial of intraperitoneal 32P or intravenous cyclophosphamide and cisplatin--a 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study[J]. J Clin Oncol, 2003, 21(23): 4350-4355. DOI: 10.1200/JCO.2003.02.154.
[26]
BellJ, BradyMF, YoungRC, et al. Randomized phase Ⅲ trial of three versus six cycles of adjuvant carboplatin and paclitaxel in early stage epithelial ovarian carcinoma: a 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study[J]. Gynecol Oncol, 2006, 102(3): 432-439. DOI: 10.1016/j.ygyno.2006.06.013.
[27]
ChanJK, TianC, FlemingGF, et al. The potential benefit of 6 vs 3 cycles of chemotherapy in subsets of women with early-stage high-risk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a 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study[J]. Gynecol Oncol, 2010, 116(3): 301-306. DOI: 10.1016/j.ygyno.2009.10.073.
[28]
FIGO Committee on Gynecologic Oncology, PratJ. FIGO′s staging classification for cancer of the ovary, fallopian tube, and peritoneum: abridged republication[J]. J Gynecol Oncol, 2015, 26(2): 87-89. DOI: 10.3802/jgo.2015.26.2.87.
[29]
DeborahK, RonaldD, JamieN, et al. Ovarian cancer including fallopian tube cancer and primary peritoneal cancer (version 3. 2019)[EB/OL]. (2019-11-26) [2020-01-04]. http://guide.medlive.cn/guideline/19407.
[30]
KleppeM, van der AaMA, Van GorpT, et al. The impact of lymph node dissection and adjuvant chemotherapy on survival: a nationwide cohort study of patients with clinical early-stage ovarian cancer[J]. Eur J Cancer, 2016, 66: 83-90. DOI: 10.1016/j.ejca.2016.07.015.
[31]
MatulonisUA, SoodAK, FallowfieldL, et al. Ovarian cancer[J]. Nat Rev Dis Primers, 2016, 2: 16061. DOI: 10.1038/nrdp.2016.61.
[32]
DesantisCE, SiegelRL, SauerAG, et al. Cancer statistics for African Americans, 2016: progress and opportunities in reducing racial disparities[J]. CA Cancer J Clin, 2016, 66(4): 290-308. DOI: 10.3322/caac.21340.
[33]
ZsirosE, TanyiJ, BalintK, et al. Immunotherapy for ovarian cancer: recent advances and perspectives[J]. Curr Opin Oncol, 2014, 26(5): 492-500. DOI: 10.1097/CCO.0000000000000111,PMID: 25036883.
[34]
唐英李均徐凡. 单核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及其与上皮性卵巢癌患者预后的关系 [J/CD] . 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201713(5): 532-538. DOI: 10.3877/cma.j.issn.1673-5250.2017.05.006.
TangY, LiJ, XuF,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monocyte-to-lymphocyte ratio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J/CD].Chin J Obstet Gynecol Pediatr (Electron Ed), 201713(5): 532-538. DOI: 10.3877/cma.j.issn.1673-5250.2017.05.006.
 
 
展开/关闭提纲
查看图表详情
回到顶部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标签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