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Caprini研究团队根据当时已知的20项VTE危险因素，基于对外科手术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及临床经验，制定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1991年，该模型开始应用于临床。随着对VTE研究的不断深入，于2005年及2010年，Caprini研究团队对该模型中的危险因素进行更新后，制定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2005年版)与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2010年版)，共计涵盖40余项VTE危险因素^[8,9]。其中，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2010年版)较2005版新增既往浅表静脉血栓病史等危险因素，并更改了部分危险因素的权重，如更改高危患者的人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及手术时间与癌症病史、中心静脉置管史等的权重^[9]。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2010年版)主要根据患者罹患VTE的危险程度不同，对40余项危险因素赋值1～5分，按照Caprini评估模型评估总分，将患者分为：低危组(0～1分)、中危组(2分)、高危组(3～4分)和极高危组(≥5分)，并分别针对个体得分情况，采取相应预防措施(针对不同危险分层采取相应预防措施)^[9]。后续验证性临床试验结果显示，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2010年版)在骨科、胸外科、整形外科及重症科中，对评估VTE高危患者具有相对可靠的预测和预防价值^[10,11,12]。

Stroud等^[13]纳入1 123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回顾性验证性临床试验结果显示，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2010年版)可准确地将后续发生VTE的37例患者识别为VTE极高危患者。该团队认为，该版风险模型可以准确预测VTE极高危患者，而推荐对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前使用该版模型评估VTE风险，并根据患者得分制定围术期预防措施。尽管大量研究表明，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2010年版)是预测VTE的有效工具，但是从Stroud等^[13]回顾性研究可见，92%被纳入VTE极高危组的患者，在未采取干预措施情况下，其并未发生VTE。针对该问题，上海市同济医院研究人员通过相关研究指出，VTE极高危组应根据危险因素赋值，被进一步细分为2个亚组：极高危亚组(5～7分)、超高危亚组(≥7分)，由此可提高该版模型对VTE患者的预测准确性^[14]。Barber与Clarke-Pearson^[15]纳入17 713例患者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VTE的发生与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2010年版)评分分组无相关关系，在高危组患者中，VTE发生率为2.5%，而在极高危组中却仅为1.7%。因此，对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2010年版)可否准确预测妇科肿瘤患者发生VTE的风险程度提出质疑^[15]。尽管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2010年版)纳入的VTE危险因素更多，预测VTE发生风险的准确性疑似更高，但是有学者研究发现，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2005年版)反而对VTE患者具有更好的分层和预测效力。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由于起步早、外部验证性临床试验多，具有集预测和预防于一体等特点，而获得相对较高的国际认可度，但是其在妇科领域的应用，仍需通过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对各项VTE危险因素及其权重，进一步研究、完善^[16]。

目前，国际上应用的VTE风险评估模型，均基于西方国家的多学科综合数据制定。由于存在东西方人种与妇科疾病特点和医疗水平等差异，在借鉴国际上对VTE风险评估模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基于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制定G-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即通过回顾性分析确定6项与我国妇科手术后DVT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患者年龄≥50岁、罹患原发性高血压疾病、发生静脉曲张、手术时间≥3 h、患者术后卧床时间≥48 h、开腹手术，并且对其各赋值为1分，将患者分为VTE低危(0分)、中危(1分)、高危(2分)和极高危(≥3分) 4类^[17]。2017年，我国发布的《妇科手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及肺栓塞预防专家共识》中提出，推荐使用G-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对妇科手术患者进行DVT及肺栓塞风险分级，并根据患者被评估的风险等级，对其采取相应预防干预措施^[18]。尽管该风险评估模型针对我国妇科手术患者特征而制定，但是目前尚缺乏相关验证性试验对其临床效果进行研究、证实。

2002—2004年，Rogers等^[19]对183 069例血管和普通外科手术患者开展术后随访前瞻性研究的结果显示，1 162例发生VTE。该团队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对纳入研究的VTE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最终制定包含手术类型、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患者性别与工作单位等15项VTE危险因素及其评分细则的Rogers风险评估模型^[19]。该团队对该模型中的每项VTE危险因素赋值为1～9分，按照15项VTE危险因素的评估总分，将患者分为VTE低危组(<7分)、中危组(7～10分)和高危组(>10分)^[19]。2012年，美国胸科医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发布的《抗栓治疗与血栓预防临床实践指南(第9版)》中推荐，对接受腹部及盆腔手术的患者，使用Rogers和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可提高鉴别诊断VTE高危患者的准确性，但是该项指南也指出，Rogers风险评估模型的VTE危险因素评分细则存在不够简易的问题，而使该模型在大规模推广使用方面存在局限性^[20]。另一方面，Rogers风险评估模型未将VTE高危患者的个人或家族疾病史等因素考虑在内^[19]，这也是该模型可能存在的潜在不足。尽管Rogers和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联合使用，可提高对胸外科手术患者VTE高危因素筛选准确性，但是通过对Baber风险评估模型中纳入研究VTE危险因素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指出，该模型在妇科肿瘤患者中，对预测VTE高危患者作用有限^[15]。Heft等^[21]研究团队尝试将Rogers风险评估模型用于接受盆腔手术治疗的泌尿科和妇科手术患者的VTE高危因素分析，按照该模型对患者进行VTE高危因素评分后发现，VTE高危组中，最终发生VTE的患者仅占0.1%，而实际VTE患者，多数被错误评估为VTE低危或中危患者。由此可见，Rogers风险评估模型难以有效地对VTE高危患者进行充分的危险分层，应限制该模型应用于此类患者，以免造成误判。

Khorana等^[22]通过对2 701例妇科肿瘤患者的前瞻性观察，根据肿瘤化疗患者特点，建立包含肿瘤类型、化疗前血小板计数、血红蛋白水平、化疗前白细胞计数和BMI等5项VTE危险因素的Khorana风险评估模型。该模型将肿瘤类型，按照VTE风险程度分为"极高风险"组，包括胃癌和胰腺癌，赋值为2分；"高风险"组，包括肺癌、淋巴瘤、妇科肿瘤、膀胱癌和睾丸癌，赋值均为1分。将肿瘤患者基于VTE危险因素评估总分，分为VTE低危组(0分)、中危组(1～2分)和高危组(≥3分)。美国、欧洲肿瘤相关临床实践指南^[23,24]及我国《肿瘤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与治疗指南(2019版)》^[25]中，均推荐临床医师在肿瘤患者接受化疗前，使用Khorana风险评估模型评估患者治疗期发生VTE的风险等级，进而指导治疗团队对其提前制定VTE预防措施。

Mulder等^[26]对2008—2018年53项关于Khorana风险评估模型，预测肿瘤患者发生VTE的历史数据，进行系统回顾和Meta分析发现，虽然该模型可在肿瘤患者中识别绝大部分VTE高危患者，但是在VTE中、低危组患者中，亦有发生VTE者。该团队认为，这可能与肿瘤类型有关，虽然该模型对总体肿瘤患者具有良好的VTE预测作用，但是不同部位肿瘤患者发生VTE的风险存在差异，该模型对某些类型肿瘤患者不能准确预测，而造成上述漏诊结果。文献报道，Khorana风险评估模型在胰腺癌、肺癌、乳腺癌、卵巢癌等患者中，对于预测VTE高危患者的作用有限^{[27,28,29,30]}，但是其在妇科肿瘤领域对VTE高危患者预测的可靠性尚不明确^[26]，因此无法简单参照肿瘤领域成功经验，而在妇科肿瘤患者中使用该模型预测其VTE发生风险。由此可见，在妇科肿瘤患者中使用该模型预测VTE的发生，仍有待更多相关研究进行验证^[31]。

与Khorana风险评估模型只能在肿瘤患者化疗前评估VTE发生风险不同，Compass-CAT风险评估模型可用于化疗的任何时期，对患者进行VTE发生风险评估^[30]。2017年，Grigoris等^[30]考虑Khorana风险评估模型在卵巢癌、肺癌等实体肿瘤患者中预测VTE发生的准确性较低，通过多中心、前瞻性随访1 023例肿瘤化疗患者治疗期的多项VTE危险因素，制定Compass-CAT风险评估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患者近3个月住院病史、罹患心血管疾病、肿瘤分期、乳腺癌抗激素疗法或含蒽环类化学疗法、深静脉置管及VTE病史等8项VTE危险因素，分别赋值为1～6分，根据该模型评估总分，将患者分为VTE低/中危组(<7分)、高危组(≥7分)，从而优化对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和卵巢癌4种常见肿瘤患者的VTE发生风险预测准确性。尽管Compass-CAT风险评估模型建立过程中，纳入研究的乳腺癌患者占60%，但是该团队后期将该模型用于对卵巢癌、肺癌或结肠癌患者的VTE发生风险进行预测时，预测作用未发生显著偏倚。Rupa-Matysek等^[32]通过回顾性分析118例肺癌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发现，Compass-CAT风险评估模型可识别所有VTE高危患者，因此该研究直接肯定该模型对肺癌患者VTE发生风险的预测价值。Spyropoulos等^[33]对3 814例积极接受治疗的卵巢癌、乳腺癌、肺癌和结肠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外部验证的结果发现，该模型对于高危VTE患者的预测能力仅为中等水平，但是其对无VTE风险患者的预测价值较高。由于Compass-CAT风险评估模型建立至今仅2年，尚缺少单纯针对妇科肿瘤患者发生VTE的验证性研究。该模型应用于临床实践之前，仍需要完善与验证，提高其预测高危VTE患者的准确性和实用性。笔者认为，该模型通过妇科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有望成为预测妇科肿瘤化疗患者发生VTE风险的有力工具。

DVT常发生于术后长期卧床患者中，起病隐匿，一旦发病，则病情严重、治疗效果差，而血栓形成后综合征、慢性血栓性肺动脉高压等后遗症，更可能极大影响患者健康状况、加重患者及家属身心与经济负担，因此尽早识别和预防，对该病患者的术后康复具有重要意义^[34]。1996年，英格兰护理学专家Autar基于骨科患者术后护理，制定包括患者年龄、关节活动度、BMI、手术方式、创伤风险、高危疾病和特殊风险7个模块的Autar风险评估模型。该模型的《Autar深静脉血栓形成评估量表》中，对每个模块赋值为1～7分，按照患者综合得分，将其分为VTE无风险组(<6分)、低风险组(7～ 10分)、中风险组(11～14分)和高风险组(≥15分)。Funda等^[35]对大量骨科临床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该模型对VTE患者的风险分组，与骨科VTE高危患者术后发生DVT风险具有相关关系。由此可见，该模型对于预测骨科患者术后发生DVT方面可靠性较好。虽然该模型更多关注骨科患者临床特点，如卧床、活动情况等，但是我国部分医院的护理人员，也将其用于妇科患者VTE风险分级。何翠琴与陈新萍^[36]将148例妇科手术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研究结果显示，采用Autar风险评估模型对VTE高危患者进行分级后，实施特殊护理措施的观察组患者VTE发生率更低。Autar风险评估模型在妇科手术患者DVT相关研究中，也得出类似结论，但是由于相关研究纳入样本量均较小，因此无法完全排除发生DVT患者的群体偶然性^[37]。Autar风险评估模型已经用于临床二十多年，但是对于该模型的《Autar深静脉血栓形成评估量表》在妇科患者发生VTE风险的预测作用，仍需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证实^[38]。

由于孕产期是女性的特殊时期，其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妊娠子宫压迫盆腔静脉、剖宫产术分娩等原因，均可使孕产妇发生VTE的风险增加，特别是在晚孕期和产褥期发生VTE的风险急剧增加^[39]，因此评估孕产妇妊娠期及产褥期发生VTE的风险至关重要。目前常用VTE风险评估模型，主要针对非孕期女性的VTE危险因素，如高龄、恶性肿瘤等，这些导致VTE的危险因素，并不适用于普通产科人群。2004年，英国皇家妇产科学会(Royal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aecologists，RCOG)颁布《妊娠期、分娩中及分娩后预防和治疗血栓栓塞性疾病》指南，并在2009年，该指南经RCOG修订后，颁布的第2版上述指南中提出针对孕产妇VTE高危患者的RCOG风险评估模型。该模型将VTE危险因素分为既往危险因素、孕期相关危险因素和暂时性危险因素等3方面。2015年，RCOG颁布的《妊娠及产褥期血栓性疾病：急性期的处理》指南，对2009年版指南的部分VTE危险因素进一步完善，包括孕产妇肥胖、多胎妊娠及ART等，对孕产妇的每项VTE危险因素赋值为1～4分，针对孕产妇的RCOG风险评估模型的不同总分，制定相应预防、处理方案^[40]。但是，该模型迄今尚缺乏前瞻性试验研究对孕产妇VTE风险进行评估^[40,41]。张丽兴等^[42]对42例VTE产妇及50例非VTE产妇采用RCOG风险评估模型进行VTE发生风险评估的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该模型预测产妇发生VTE风险，具有较高准确性，其认为该模型在产科领域具有较高应用价值，适合在产科临床长期推广。然而，Tran等^[41]采用RCOG风险评估模型与其他模型对于孕期和围生期孕产妇VTE发生风险评估的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该模型对于VTE高危孕产妇有一定预测作用，但是可能将很大比例孕期或产褥期孕产妇误诊为VTE高危患者，显著增加VTE治疗人数，而导致过度医疗问题。因此，目前对RCOG风险评估模型的预测目标，是在不降低特异度的情况下，最大限度提高预测及识别VTE高危孕产妇的敏感度^[41,43]。该模型对确诊的VTE高危孕产妇的建议药物预防阈值，也被显著降低，因此可增加被误诊者经济负担和发生产后出血等风险^[43]。该模型建立前期，对于预测VTE高危孕产妇的证据，主要来源于大量观察性研究，该模型的许多VTE评估参数，也仅参考非孕期妇女制定^[40]。由此可见，对于RCOG风险评估模型预测VTE高危孕产妇的临床参数，尚需严谨、可靠的前瞻性研究证据进一步验证。

不同于RCOG风险评估模型，Lyon风险评估模型是针对有血栓栓塞病史或血栓形成倾向的高危孕产妇，提供血栓形成或栓塞预防指导^[44]。Lyon风险评估模型依托的《Lyon风险评估量表》主要从3方面评估孕产妇的VTE风险^[45]：①既往VTE病史；②血栓栓塞或形成相关生物学指标，如蛋白C、S及FV Leiden基因突变等；③其他危险因素，如孕产妇年龄、BMI、卧床史等。再对这3方面进行细分，根据文献报道，并结合积累的临床经验给予每项危险因素赋值为1～6分，对所有VTE高危孕产妇均采取物理性预防措施^[44]。对Lyon风险评估模型评分<3分孕产妇，孕期不推荐对其预防性使用低分子量肝素(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LMWH)治疗；对于评分为3～5分者，晚孕期推荐对其开始预防性使用LMWH治疗；对于评分≥ 6分者，则在早孕期推荐对其预防性使用LMWH治疗^[44]。该模型的《Lyon风险评估量表》针对不同评分孕产妇，提供个性化护理设计思路，这与国际认可度较高的其他孕产妇VTE诊治指南相一致，其主要区别在于对VTE中危孕产妇(评分为3～ 5分)，于晚孕期才建议对其使用LWMH预防VTE^[20,40,46]。Darguad等^[44,45,47]不断对Lyon风险评估模型的评分细则进行完善。尽管该模型未纳入抗磷脂综合征和抗凝血酶缺乏症等VTE高度相关危险因素，但是该模型依然可以为高危VTE孕妇实施安全、有效的产前血栓预防，提供合理建议与必要决策^[48,49]。2017年，采用Lyon风险评估模型对542例被临床诊断为VTE高危孕妇进行管理的结果显示，最终无一例发生VTE。由此可见，Lyon风险评估模型可为VTE高危孕妇，于产前提供安全、合理的VTE预防指导^[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