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医学发展过程中，很多医学先驱就已经意识到了体力活动对健康的重要作用，并积极推行运动处方和体育锻炼。在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医生Susruta就开始积极提倡运动对健康的促进作用。在现有的文献记录中，Susruta是给患者开具运动处方的第一人。Susruta曾写道："应该每日进行运动""运动负荷应该是个人最大能力的一半""疾病将会远离经常运动的人"。根据文献记载，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在Disease Ⅲ and Internal Affections中，提供了一份为慢性消耗性疾病患者开具的书写完整的运动处方。古罗马最具影响力的医生克劳迪亚斯·盖伦也非常相信并推崇运动对健康的益处。盖伦认为，为了促进健康应该进行中等强度的运动。他曾为关节炎、癫痫病、痛风、肺结核和眩晕等患者开具运动处方。盖伦的很多医学观点和理论在接下来的1 400年中影响着医学发展和实践。

到了16、17世纪，"运动"这一概念也受到了医学界的重视，在医学文献中，运动能够带来健康的例子比比皆是。西班牙医生克里斯托瓦尔·门德斯(Christobal Mendez)在1553年"身体锻炼书"中提到说："医生必须管理患者的生活，比如空气、食物和饮食、运动和休息、心情"。他进一步提出："运动，作为一种必须高度尊重的有益药物，应该受到崇高的赞美。"苏格兰医生威廉·巴肯(William Buchans)提出"所有导致人的生命短暂和悲惨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适当的运动"。从18至19世纪，运动处方在欧洲医学理论和实践中就已经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在19世纪中期，医生通常给患者强调运动和饮食的重要性。20世纪中期，国外开始体力活动与疾病风险关联的研究。1953年，英国学者Morris等^[3]首次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报道了有关体力活动水平与冠心病发病风险的重大发现，他们发现经常久坐不动的双层巴士司机患冠心病风险是经常上下巴士楼梯的售票员的2倍。Blair等^[4]的研究揭示了体力活动水平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关系。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己逐渐成为大众健康的主要威胁。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出静坐少动是当今慢性疾病发生的首要独立因素。2007年，美国运动医学会推出"运动是良医"项目，目的是通过增加体力活动促进全民健康、预防慢性疾病，鼓励医生把运动处方作为慢性疾病治疗方案的一部分。可见，国外关于体育锻炼对健康的促进研究早且较为深入，相关研究主体多是卫生医疗部门，研究成果有利于临床推广。

我国传统医学理论和实践也非常重视运动对健康的作用，并且随着中华文明的进程不断发展和完善。运动促进健康的思想源头真正有据可依则要追溯至《周易》。《周易》认为在不同的时间应选择不同的锻炼方式，对中国传统体育养生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医家提出"导引术"的医疗体操。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也记载了使用导引术和按摩治病。该书中总结导引术疗法的适应证有"痿、厥、寒、热和息积"，临床配合"按跷"(按摩)进行，还提到以烫药、导引配合治疗筋病。这说明体育运动养生自古以来就是卫生保健事业的一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运动能够促进健康的思想也逐渐开始形成。孔子的"六艺"中"射、御"在今天看来都属于体育运动的范畴；孟子的"养气说"对传统体育养生尤其是气功具有深远意义；荀子主张"形具神生"和"养备动时"。《吕氏春秋·尽数》篇中有关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的描述。自秦汉之后，运动养生的思想不断得以发展，运动养生的理论跟专著也开始出现。东汉时期的名医华佗留下训导"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不朽是也"。并在导引术的基础上创编了"五禽戏"。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倡要动静结合来达到强健身体的目的。南宋时期，八段锦的产生和流传是导引术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它结合不同的导引术势，共分8段，每一段运动都与疾病预防和脏腑调节有关^[5]。明末清初吸收了各家拳法、古代导引术、吐纳术以及中医经络学说、阴阳学思想所创立的太极拳，既有深刻的哲理，又能强身健体。到了清末，太极拳已形成流传广泛的陈式、杨式、和式、吴式、武式、孙式等多种流派。太极拳作为我国传统运动养生方式对慢性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促进健康老龄化，改善人体身心健康具有明显的现实作用。

美国作为现代体医融合的先行者和倡导者，协同体育、医疗、卫生、教育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把体力活动作为健康促进的重要方式，强调体医深度融合，通过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与责任，构建了可持续的体医融合协同治理路径^[6]。自20世纪60年代后，福利型社会带给美国人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隐患，因运动缺乏导致的国民健康危机成为棘手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美国确立了体医融合的健康促进理念并深入推广，制定了系列体力活动标准，实施并推广国民健康计划，如周期性《健康公民》计划的制定、《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及《国民体力活动指南》的修订与实施等。世界"有氧运动之父"肯尼斯·库珀(Kenneth.H.Cooper)博士利用科学的证据印证了体医融合对于防病治病、健康促进的显著成效，并创立了库珀有氧中心，它是以有氧运动为核心，"体医融合"和"治未病"的预防医学诊所与中心。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库珀有氧中心已经成为全世界预防医学的指路灯塔。

日本也是最早制定并实施体医融合和运动健康促进政策的国家之一，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日本体医融合健康促进模式大致可以分为：福利型、整合医疗型、商业型^[7]。日本在体医融合健康促进推进过程中基本形成了政府牵头多部门、多层级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体系。政府的主要角色是制定规划和提供财政支持，各层级政府则是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应实施计划。20世纪5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开始注重民众身体素质的提高和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基于广泛的科学证据，《健康日本21》设定了相应的定量目标值，包括身体活动与运动方面的具体目标。概括地说，就是通过便于居民参加运动的城市环境的规划，使养成良好运动习惯(每周运动1h)的国民比例增加10%，国民每人每天增加相当于1 500步的身体活动。日本政府还设立了文部省的外部机构"体育厅"，旨在打破体育相关事业管理部门过于分散的状态，对体育工作进行系统整合，提高效率，综合推进日本体育政策。体育部门在增进国民健康方面的工作目标包括通过体育运动增进国民健康、削减医疗费用，提出"体育振兴可以削减8%的医疗费"的观点^[8]。

德国作为传统的体育强国，其体育始终走在改革和发展前列，其最大特点是发展均衡，即大众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体育产业等体育各个方面在其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激励下均得到了有效开展^[9]。作为世界上最早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德国有发达和完善的医保体系。德国保险协会工作小组在2003年提出，将初期预防的措施作为法人保险公司的参考原则。基于运动习惯等生活习惯在健康中的重要地位的科学实证依据，2004年，德国启动新的医疗保险政策，重在提高投保人的参与权，设立了"红利政策"，即当投保人积极参与以下预防措施时，保费享受优惠措施，预防措施包括：定期做身体健康检查，完整的参与包括运动和营养课程在内的预防课程，强化家庭医疗系统。除了医疗保险系统改革，德国政府先后颁布实施了"国家自行车计划"强调系统的概念，即当地政府、州政府、联邦政府分工明确。当地政府负责市级公路以及自行车道的修建与维护；州政府负责州级道路及自行车道的修建与维护，以及向辖区当地政府提供资金支持；联邦政府则负责搭建相关法律架构以及对其他与自行车相关法规政策进行监督，以保障国民运动健身活动的需要^[10]。

长期以来，主动健康观念的淡薄，致使多数人的健康理念仍以"重医疗、轻预防、轻运动"为主，对体医融合理念认知不足。《"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强调坚持预防为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为加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动员全社会落实预防为主方针，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11]。基于"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应将"体医融合""运动是良医"的理念纳入临床分级诊疗体系，用于医务人员对患者体力活动的评价和治疗手段，以促进体医技术、业务融合共生发展。树立大群体观，将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全民健身工作以运动促进健康为中心，解决我国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各级医疗及体育部门可根据自身特色设置体医融合的健康知识科普专栏，通过知识讲座、健康咨询、健康科普平台、发放宣传手册等途径为居民提供各种健康知识服务，加强人们对"体医融合"及"主动健康"等理念的认识。

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体育防控疾病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体育锻炼是国际预防控制慢性病的成功实践。通过各部门、机构协同、合作发展为手段，建设良好的身体健康环境为重要内容，以促进国民身体健康为目标，这是发达国家在身体健康政策方面的共性^[12]。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以实现健康中国战略为目标，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的落实。在宏观的决策层注重健康公民计划、国民体力活动计划等战略规划的融合；在中观的管理层强调医疗卫生服务与体育健身服务的"体医融合"、运动健康指导服务平台的构建；在微观的操作层通过建立体育运动的生命体征系统，在临床3级诊疗系统中融入体育运动，实现临床诊断和治疗中健身手段、方法与医疗手段、方法的融合。

当前我国体医融合工作处于赶超式发展阶段，运动处方门诊(服务)是我国体医融合实践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建设医学与运动一体化的"慢性病运动干预中心"是当前运动处方推广应用的重要任务^[13]。目前，我国不少医疗机构陆续开设了运动处方门诊，如北京海淀医院、北京中关村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等。2019年，北京海淀医院和海淀区体育科研所联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脑血管病与运动健康联合门诊，在体医融合实践道路上走出了创新而坚实的一步^[14]。在以加强非医疗健康干预研究和建设健康中国的现实背景下，新时代体医融合创新发展应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标志着这场关乎全国人民的健康革命迈向新的台阶。目前，我国医生尚不具备设计运动处方的能力，为社区居民开具科学合理的健身运动处方仍需依靠高校体育学院(或体育系)、体育健身机构、各地体育科学研究所和各种体育协会的相关人员^[15]。通过开设"体医融合"特色门诊，打造体育专家与医疗人员共同诊疗的多学科诊疗模式(简称MDT)，把体质评定纳入生命体征常规体检，体力活动纳入疾病诊断问询，为不同健康状况人群提供体质健康促进、运动处方等健康服务。结合不同病种患者的病理特征，把体育非医疗干预手段针对性地融入不同科室，系统地促进患者参与疾病治疗。"MDT"新模式与"全过程、全要素、全方位"健康理念紧密贴合，是创新体医融合与健康管理服务的有益尝试。共同探索体医融合的"MDT"新模式，可打破学科间壁垒，有效推进专科建设，进一步提高健康服务水平。

目前，我国体医融合实践试点以体医融合研究中心、医保健身卡、体医融合示范区3种形式为主^[16]。在体医融合研究中心方面，以体医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和陕西省全民健身与健康研究院最具有代表性。医保健身卡主要在江苏省各地市开展实施，核心内容是将个人医保卡中超过一定数额的结余金额转入"阳光健身卡"用于运动健身。体医融合示范区已在北京市海淀区、青岛市即墨区和福建省三明市等地开展，其中，北京市海淀区在培养体育锻炼指导师及建立体医融合新模式等方面的经验已获高度认可。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河北省作为全国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建设试点，随后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河北省体育局共同签署了《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合作框架协议》，全力推动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建设。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了"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多中心应用研究示范—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项目"建设，仅河北体育学院牵头实施"科学健身示范区"建设工作，其推行的体医融合模式就已经覆盖了100余个基层单位。医学院校应增强"体育非医疗手段干预"理念，通过开设"体医融合"特色专业，构建临床实习、物理治疗、运动科学、临床病理与管理、临床诊断等模块相衔接的课程体系，注重临床实践能力培养及多学科知识在操作层面的灵活运用。并加大学生深入基层体育服务部门和社区医院的实习实践力度，同时加强现有医务人员和体育健身指导人员的综合技能培训，通过建立"运动健康指导员"职业认证及继续教育制度，优化现有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更好地服务体医融合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