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弱是一类复杂的综合征，其特征是由于不同器官功能下降而导致机体应激能力受损。目前对于衰弱存在多种评估方法，其中最常用的是Fried衰弱评估量表和衰弱累积指数。衰弱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在社区老年人口中介于4%~59%之间，并且女性高于男性。衰弱的患病率受评价标准、地区、国家、收入水平等因素影响。同时，衰弱本身并非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其本质是机体功能的不断倒退。虽然目前已有许多关于衰弱患病率的研究，但在不同人群中进行系统评价的情况很少，这导致不同患病率的可比性下降。另外对于衰弱发病率以及衰弱的发展、转变的研究较少，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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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弱是一类复杂的综合征，其特征是由肌少症、营养不良、激素水平改变以及炎症增加所致多器官功能下降，进而导致机体对刺激应激调节能力减弱[1,2]。虽然衰弱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但它与跌倒、失能、住院、再住院以及死亡风险的增加有关[2,3]。
衰弱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但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Fried衰弱评估量表(也称Fried衰弱表型)和Mitnitski等构建的衰弱指数展开。Fried衰弱评估量表包括以下5项标准：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疲乏感、握力下降、步行速度减慢和躯体活动降低[2,4]，若满足5项标准中的3项及以上，则被评定为衰弱，若满足1或2项标准，则认为是衰弱前期。Fried衰弱评估量表主要侧重于机体本身，而衰弱指数则更加多维度评估了衰弱程度[5]，主要包括疾病、症状、体征、异常实验室检查、认知障碍和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等多方面内容[6]。
2012年发表的一篇系统评价纳入了21项基于社区的研究，共包含61 500例65岁以上的社区老年人[7]，在这些研究中，衰弱的患病率从4.0%到59.1%不等，总体加权患病率为10.7%(95%CI：10.5~10.9)。当根据不同衰弱评估方法对研究进行分层后，衰弱的患病率出现了差异[7]。该文献发现21项研究中有14项研究采用了Fried衰弱评估量表[2]，这些研究涉及44 894例老年人，衰弱的患病率为4.0%至17.0%，加权患病率为9.9%(95%CI：9.6~10.2)。当使用更多维度(包括躯体、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评估方法时，涉及24 072例老年人的衰弱患病率为4.2%至59.1%，加权患病率为13.6%(95%CI：13.2~14.0)。针对不同评估方法导致的患病率差异，后期研究对这一变量进行了控制。
当统一了衰弱评估方法后，发现衰弱患病率在不同地区、国家间也存在差异。一篇综述纳入了明确仅使用Fried衰弱评估量表的6项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西班牙65岁及以上社区老年人衰弱的患病率为27.3%[8]。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the Survey of Health，Ag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SHARE)[9]以统一方法评估了欧洲地区老年人的衰弱和衰弱前期程度，其中总体患病率为17%，瑞士和瑞典的患病率最低，分别为5.8%和8.6%，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患病率最高，分别为23%和27.3%。而瑞士、瑞典、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衰弱前期患病率分别为46.5%、45.3%、43.6%和50.9%。
针对上述患病率差异，SHARE第二次调查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进行分层，分析了来自15个国家，超过35 000例50岁以上的人群，发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衰弱指数低于低收入国家[10]，且平均衰弱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r＝－0.79，P<0.01)和医疗费用(r＝－0.63，P<0.05)呈负相关。与低收入国家27.6%的衰弱患病率相比，高收入国家的患病率明显较低，为16.1%(P<0.01)。并且发现在基线评估后的两年，非衰弱人群生存率与国民收入无关，但衰弱人群的生存率在高收入国家明显更高[10]。
SHARE第二次调查虽然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进行区分，但却并未纳入中等收入国家，且并未对人群来自社区或者医院进行区分。因此，另一篇包含47项研究的系统回顾对低、中收入国家60岁以上社区老年人进行调查发现，衰弱的综合患病率为17.4%(95%CI：14.4%~20.7%)[11]。这高于高收入国家老年人的衰弱加权患病率10.7%(95%CI：10.5%~10.9%)[7]。同时低、中收入国家衰弱前期的患病率为49.3%(95%CI：46.4%~52.2%)[11]，这也高于高收入国家的41.6%(95%CI：41.2%~42.0%)[7]。在低、中收入国家中，中国的衰弱患病率为3.9%，古巴为51.4%，而衰弱前期的患病率从坦桑尼亚13.4%到巴西71.6%不等[11]。然而，这项系统回顾仅包括一个低收入国家(坦桑尼亚)和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其余研究都是在中高收入国家开展。一项针对中东国家的系统回顾显示，中东国家衰弱前期和衰弱的整体患病率分别为39%和35%[12]，其中根据不同国家，衰弱患病率在20.4%至50.4%之间，这项研究的优势在于纳入国家涵盖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所有收入等级国家。
上述研究均开展于不同国家，由此得出衰弱患病率不同，但有趣的是，即使是在同一国家进行的研究，结论也是大相径庭。开展于西班牙莱里达市的FRALLE调查报告称，75岁以上人群衰弱的患病率为9.6%(男性5.2%，女性12.5%)，但其他西班牙研究提供的患病率则从10.3%到20.1%不等[13]。美国各项研究报道的衰弱患病率也各有不同，从Ottenbacher等[14]研究中的6.9%到墨西哥裔美国人中的19.5%不等。一项关于美国种族差异的研究发现，8.7%的非裔美国男性和15.0%的非裔美国女性发生衰弱，而在白人男性和女性中，这一比例分别为4.6%和6.8%[15]。若将年龄、性别、共病和社会经济因素考虑在内，非肥胖的非裔美国人比白人衰弱的患病率高出4倍。该研究还指出，在肥胖和失能的人群中，与非裔人种相关的衰弱患病率增加并不明显。同时，尽管社会经济因素可能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在衰弱的发展中发挥作用。LMIC研究也出现了不同患病率的波动，这项系统回顾显示，在应用Fried衰弱评估量表的前提下，巴西社区老年人的衰弱患病率在17%~31%之间，中国老年人在5%~31%之间，俄罗斯在21%~44%[16]。而一项使用衰弱指数进行评估的中国研究发现，60岁以上中国老年人衰弱患病率为7%，而根据研究地区的不同，这一数值在3.3%~9.1%之间[17]，其中农村地区衰弱患病率高于城市地区，而且正如大多数研究表明的一样，衰弱人群较非衰弱人群更易发生共病和失能。
关于衰弱发病率的研究很少，大多数研究仅描述了特定人群中的发病率。在心血管健康研究中，5 317例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4年衰弱发病率为7.4%[2]。OAI是一个关于骨关节炎的纵向研究数据库(http：//www.oai.ucsf.edu/)，该数据库对4 421例研究参与者进行分析后发现衰弱的发病率达到12/1 000人年(95%CI：10~14)[18]。一项名为Progetto Vento Anziani的研究分析表示，1 887例年龄大于65岁且基线观察时无衰弱的参与者在4.4年的观察期后，有21.9%的研究对象出现衰弱状态[19]。这些研究同时反映出了在纵向研究中存在衰弱发病率信息缺失方面的问题，即使掌握了新发衰弱病例的数量，但由于观察时间不一致，因此也很难计算总体发病率。
此外，几乎没有研究使用年龄标准化使研究具备可比性，这一点在Galluzzo等[20]的系统回顾中进行了阐述。首先，在纳入的6项研究中，只有3项研究的目的是估算衰弱的发病率。其次，被观察者的年龄范围很广，发病率从5%(随访22.2年，年龄≥30岁)至13%(随访1年，年龄≥55岁)不等。如果只对使用Fried衰弱评估量表并年龄相对相似的样本进行研究，则衰弱发病率从3.9%(随访3年)至8%(随访9.9年)不等。所有研究中，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衰弱发病率最高，该研究也包括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土著居民。研究参与者年龄在45岁以上，基线观察时无衰弱的人群中有51.5%在7年的随访周期内发生了衰弱[21]。
首先，衰弱的定义各不相同，包括失能、残疾、日常生活能力下降以及更易受到不良刺激的影响，进而导致评估方法不同。Buta等[22]的综述确定了67个在各类科研出版物中提到的衰弱评估工具，其中有9个被高度引用(引用≥200次)。目前Fried衰弱评估量表是各类科研文献中最常用到的评估工具，其次是累计指数类评估工具和老年人衰弱调查。Fried衰弱评估量表主要聚焦于体重减轻和机体负平衡[2]。而其他标准主要侧重于中年或早期改变对晚年衰弱的影响，特别是能够提高衰弱预测的认知和社会因素是最近的研究热点[22]。例如，美国一项针对6 000例年龄在65至95岁的社区老年人的研究表明，将认知障碍作为变量可以提高衰弱的预测有效性[23]。另一项对744例70岁以上社区老年人进行的研究得出结论，步速减慢、体力活动下降、体重减轻和认知障碍是衰弱发生的关键指标，但该研究对自我报告式问卷中的乏力和疲惫感的预测性提出了质疑[24]。
Collard等[7]的荟萃分析显示，当使用仅基于躯体衰弱的评估方法时，衰弱患病率较低，而当评估方法涵盖到社会和心理层面时，衰弱患病率出现了较大差异。相似的结果在近期针对亚洲国家老年衰弱患病率的系统回顾中也得到了体现[25]，研究显示亚洲地区平均衰弱患病率为20.5%(95%CI：15.5%~26.0%)，应用Fried衰弱评估量表时，衰弱患病率较低(14.6%)。基于躯体衰弱的评估方法对于衰弱的定义包括范围较小，这表示可能研究人员对于衰弱的定义达成了更多的共识，或者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相对可靠的定义，由此产生了研究可比性更好的优势，这一观点在近期O'Caoimh等[26]的荟萃分析中也进行了阐述。而如果使用较为宽泛的衰弱定义或者评估，则需要重点检查不同研究中衰弱定义的侧重方面，这能够加深对衰弱潜在病理生理过程的理解[27]。
Fried衰弱评估量表主要包括体重减轻、疲乏感、握力下降、步行速度减慢和躯体活动降低5项变量[2]。然而在不同研究中，尽管使用了相同的衰弱定义，但患病率仍有所不同。这一点在SHARE调查中进行了研究和讨论，虽然SHARE调查和心血管健康研究均采用了Fried衰弱评估量表的5项标准，但其中对于疲惫感没有明确的定义，并且SHARE人群中更为多见疲惫，导致SHARE调查的衰弱患病率更高[9]。在对该问题的后续研究中，Romeo详细研究了研究参与者的分类是如何根据Fried衰弱评估量表五项变量定义不同而变化的[28]。
患病率研究因研究环境不同而有很大差异。Nguyen的研究显示，与居住在养老院及医疗机构的老年人相比，社区老年人的衰弱患病率要更低一些，其中巴西老年住院患者衰弱患病率为49%，门诊患者为55%~71%，印度老年住院患者衰弱为32%，秘鲁门诊老年衰弱患病率为28%[16]。即使是居住在养老院和医院的老年人中，衰弱的患病率也是不一致的，在Veronese等[29]的研究中发现，住院老年人衰弱的患病率最高(39.3%)，在疗养院中最低(20%)。并且如上所述，即使是在相同居住环境，患病率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存在不同，这可能取决于该地区老年人是否更倾向于待在家里，而不是去养老院，由此导致社区居住人口中衰弱老年人的比例也或高或低[10]。
衰弱在世界各地的老年人当中普遍存在。根据用来确定衰弱的评估工具的不同，计算出的患病率也会有所不同。研究表明，当使用Fried衰弱评估量表时，衰弱患病率会比涵盖社会、心理因素等的广义定义更具可比性。同时还观察到了独立于评估工具的地区差异，也会导致衰弱患病率不同。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国家社区居住人口的衰弱流行率往往更高，根本原因之一可能是低收入国家住在养老院和医疗机构的老年人少于高收入国家。也有研究表明，造成衰弱患病率差异的原因也可能是性别比例和年龄分布的不同，其他因素，如营养状况、抑郁以及种族背景也很重要。极少数研究聚焦于衰弱的发展过程，尽管已经有研究表明个体的衰弱状态可能会得到改善，但目前尚不清楚是何因素以及如何改善，这仍需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