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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T3基因编码的酪氨酸激酶参与造血发育。在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中存在两种FLT3基因突变:一种为FLT3基因激酶区的点突变(TKD),另一种为FLT3基因内部串联重复(ITD)。1996年一个日本研究组在研究将FLT3 mRNA作为微小残留病检测指标时发现了FLT3-ITD突变[1]。这类突变是FLT3基因的近膜区序列ITD,为非移码突变,长度3到大于200个碱基,绝大多数小于100个碱基。这种ITD导致结构域的自身抑制作用被破坏,FLT3基因酪氨酸激酶活性组成性激活。这里要强调一点,FLT3配体依然可以非常有效地激活带有ITD的FLT3受体。FLT3-ITD可以自身磷酸化,但在FLT3配体存在的情况下,FLT3的激酶活性可以进一步激活,从而刺激细胞生长。通常情况下,在血浆中有极低水平的FLT3配体。在化疗后的骨髓抑制期,血浆中的FLT3配体水平上升2~3倍[2]。也就是说,化疗后高水平的FLT3配体可以激活残留白血病细胞上的FLT3-ITD受体,从而进一步刺激白血病细胞的增殖。AML患者FLT3-ITD突变发生率为20%左右[3,4,5]。FLT3-ITD突变阳性AML患者复发率高,预后不良[6]。因此,需要优化治疗策略,提高其疗效。笔者从两例FLT3-ITD突变阳性AML患者的治疗过程进行分析,阐述对FLT3-ITD突变阳性AML的治疗理念。
例1,女,41岁。因"头晕、乏力10 d"入院。既往体健。初诊血常规:WBC 36.1×109/L,HGB 55 g/L,PLT 18×109/L。骨髓象:增生明显活跃,原始粒细胞占0.850,AML-M2。免疫表型:表达CD117、CD13、CD33及MPO,不表达CD3、cCD79a、CD19,符合AML表型。
例2,女,47岁。因"发热、皮肤瘀斑10 d"入院。既往体健。血常规:WBC 65.9×109/L,HGB 86 g/L,PLT 38×109/L。骨髓象:增生明显活跃,原始及幼稚单核细胞占0.820,AML-M5a。免疫表型:表达CD117、CD13、CD33、CD123,不表达cCD3、cCD79a、CD19,符合AML表型。
首先,两例患者入院后完成了一系列检查,根据骨髓涂片检查,原始细胞比例均超过20%,可以明确诊断为急性白血病。根据免疫表型,原始细胞表达髓系抗原,急性白血病分型均为AML。由于染色体核型及基因突变的检查结果回报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在开始治疗时,我们尚未得到两例患者的遗传学资料。对于成年初诊AML,明确诊断后应尽早进行诱导治疗,对这两例患者诱导治疗方案的选择我们讨论如下。
20世纪70年代,DA"3+7"方案[柔红霉素(DNR)45 mg/m2,第1~3天;阿糖胞苷(Ara-C)100 mg/m2,第1~7天]开始用于AML的诱导治疗,并逐渐成为成人AML的标准诱导治疗方案,直至2009年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1900研究结果发表,90 mg/m2 DNR的DA方案取代45 mg/m2 DNR的DA方案[7],从而开启了成人AML诱导治疗的新时代。ECOG1900的研究结果显示,在<60岁的成人AML患者,DA方案诱导治疗中增加DNR剂量(90 mg/m2,第1~3天)并不增加不良反应,但完全缓解(CR)率显著提高(70.6%对57.3%,P<0.001)。中位随访25.2个月,总生存(OS)时间显著延长(23.7个月对15.7个月,P=0.003)[6]。此后,一系列研究对这一结论进行了完善,英国NCRI AML17临床研究证实60 mg/m2 DNR与90 mg/m2 DNR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而日本的AML201和韩国的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12 mg/m2去甲氧柔红霉素与大剂量DNR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10]。ECOG在内的一系列临床研究表明,增加成人AML诱导治疗中蒽环类药物的剂量,患者的疗效明显提高,但主要是提高了细胞遗传学预后中危组患者的疗效[11]。
提高诱导治疗的强度,除了可以提高蒽环类药物的剂量,也可以提高Ara-C的剂量。20世纪,美国西南肿瘤协作组(SWOG)和澳大利亚白血病研究组(ALSG)等的研究结果显示,提高诱导治疗中的Ara-C的剂量不能提高成人AML患者的OS率。但2014年发表的EORTC-GIMEMA AML-12临床研究表明,大剂量Ara-C诱导治疗可以提高45岁以下AML患者的OS率[12]。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通过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了含有中剂量Ara-C的HAD诱导治疗方案对于15~55岁AML患者的疗效,初步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提高诱导治疗中Ara-C的剂量可以提高成人AML的疗效。该研究结果同样提示,提高诱导治疗中Ara-C的剂量,主要也是提高了细胞遗传学预后中危组患者的疗效[13]。
在AML的细胞遗传学分组中,中危组比例占一半以上。对于初诊成人AML,根据目前的研究证据及诊疗指南,我们可以选择IA或DA方案,去甲氧柔红霉素的理想剂量为12 mg/m2,DNR的剂量至少应达到60 mg/m2。也可以选择含有中大剂量Ara-C的诱导治疗方案。对于这两例患者,我们选择了含有中剂量Ara-C的HAD治疗方案:高三尖杉酯碱2 mg·m-2·d-1,第1~7天;DNR 40 mg·m-2·d-1,第1~3天;Ara-C 100 mg/m2,第1~4天;Ara-C 1 g/m2,每12 h 1次,第5~7天。例1在化疗后第15天WBC恢复至>1×109/L,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ANC)>0.5×109/L,第17天PLT恢复至>20×109/L。例2在化疗后第18天WBC恢复至>1×109/L,ANC>0.5×109/L,PLT恢复至>20×109/L。两例患者血常规恢复后行骨髓穿刺检查,骨髓象显示达无白血病状态,结合患者血常规恢复正常,两例患者均达到CR。
两例患者在诱导治疗后,遗传学检查结果如下。例1:染色体核型:46,XX[20];基因突变检查:FLT3-ITD突变阳性,CEBPA-TAD突变阳性。例2:染色体核型:46,XX[20];基因突变检查:FLT3-ITD突变阳性,NPM1突变阳性。两例患者均为正常染色体核型,具有FLT3-ITD突变。
Kiyoi等[1]首先报道了FLT3-ITD在AML中的不良预后意义。后来,一系列研究证实了FLT3-ITD突变阳性AML预后不良,复发率高,OS时间短。如英国MRC10和12临床研究纳入854例AML患者,结果显示FLT3-ITD突变阳性与FLT3野生型AML患者的5年无复发生存(RFS)率分别为30%和46%(P<0.001),5年OS率分别为32%和44%(P<0.001)[14]。基于这些研究结果,FLT3-ITD突变阳性AML在2017年NCCN和中国的AML指南中归入预后不良组[15,16],根据指南的治疗原则,该类患者应首选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
德国学者进一步研究了FLT3-ITD的等位基因比例(allelic ratio, AR)与FLT3突变AML预后的关系,发现FLT3-ITD等位基因比例低于0.51的AML患者预后要好于高于0.51的患者。对于等位基因比例高于0.51的AML患者,CR1期进行allo-HSCT的疗效要好于进行化疗或自体移植。而对于等位基因比例小于0.51的AML患者,在CR1期进行allo-HSCT的疗效和化疗或自体移植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7]。
根据我们的临床数据,对于仅伴FLT3-ITD突变的AML患者,其3年RFS率和OS率分别为50.2%和39.5%。而同时伴NPM1和FLT3-ITD突变的AML患者,其3年RFS率和OS率分别为62.4%和63.3%。选取其中没有进行移植的患者进行统计,仅伴FLT3-ITD突变者3年RFS率和OS率分别为25.3%和25.7%,同时伴有NPM1和FLT3-ITD突变者,其3年RFS率和OS率分别为52.1%和54.7%。在2017年ELN指南[18]中,对FLT3-ITD突变阳性AML的预后分组进行了细分,等位基因比例小于0.51的FLT3-ITD突变被认为无预后意义,而对于等位基因比例大于0.51的FLT3-ITD突变,则根据是否同时伴有NPM1突变进行细分,同时伴有NPM1突变归入预后中等组,而不伴有NPM1突变则归入预后不良组。
例1患者仅伴有FLT3-ITD突变。根据我国AML指南、ELN和NCCN指南,只伴有FLT3-ITD突变的AML预后不良,属高危组,在CR1期需要进行allo-HSCT。例2同时伴有NPM1和FLT3-ITD突变,根据国内指南和NCCN指南,仍属于高危组。但根据我们的数据和ELN指南,这类患者预后较单纯FLT3-ITD突变的患者好。在ELN指南中,归入预后中等组。两例患者我们均推荐allo-HSCT,例1有同胞全相合供者,在CR1期接受了同胞全相合allo-HSCT。目前已经无病生存68个月。例2由于经济原因,未行allo-HSCT,选择进行巩固化疗。共接受了6个疗程的巩固化疗,目前无病生存23个月。
因此,对于FLT3-ITD突变阳性AML,从预后分层上,可以在CR1期选择allo-HSCT。同时,我们应该清楚,FLT3突变阳性AML的预后可以进一步细分。对于高等位基因比例且不伴有NPM1突变的AML,其预后更加不良。因此,在CR1期一定要首选allo-HSCT。对于低等位基因比例或伴有NPM1突变的AML,虽然在国内指南和NCCN指南中归入预后不良组,但在ELN指南中归入预后中等组。对这部分患者,CR1期可以选择allo-HSCT。部分患者选择大剂量Ara-C进行巩固治疗,也可能达到治愈的目的。本文中的例1仅具有FLT3-ITD突变,预后不良,通过allo-HSCT获得长期无病生存。例2同时伴有NPM1和FLT3-ITD突变,预后较例1好,仅通过巩固化疗就获得无病长期生存。
对于FLT3-ITD突变阳性的AML,除了化疗和干细胞移植,还可以使用FLT3激酶抑制剂,如索拉菲尼[19],德国的SORAMLⅡ期临床研究显示,索拉菲尼可以改善初治AML患者的RFS,但不能改善患者的OS[20]。另一种FLT3激酶抑制剂是美国已经上市的Midostaurin。随机双盲Ⅲ期RATIFY临床试验结果表明,Midostaurin能改善18~60岁的FLT3突变AML患者的OS期。该试验共纳入717例<60岁新诊断伴FLT3突变的AML患者,结果显示,与安慰剂+标准诱导和巩固化疗联合治疗组相比,Midostaurin+标准诱导和巩固化疗联合治疗组OS期显著延长(HR=0.77,P=0.007),中位OS期为74.7个月,远长于安慰剂组(25.6个月)[21]。在2017年NCCN的AML指南中,Midostaurin已经被推荐用于成人FLT3突变AML的一线治疗。而更新一代的FLT3抑制剂,如AC220和ASP2215,可以特异性抑制FLT3激酶的活性,这类FLT3抑制剂具有更强的抗白血病疗效。在Ⅰ期和Ⅱ期临床试验中,这类FLT3激酶抑制剂在FLT3-ITD突变的复发难治AML,单药有效率达到50%左右[22,23]。因此,未来这类FLT3抑制剂上市后,FLT3突变阳性AML的疗效有望得到大幅提升。
对于复发难治FLT3-ITD突变阳性AML的治疗,allo-HSCT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在移植前,可以通过化疗达到CR。对于复发难治的FLT3-ITD突变阳性AML,可以选用FLT3抑制剂联合化疗进行再诱导治疗。美国MD Anderson肿瘤中心使用阿扎胞苷联合索拉菲尼治疗FLT3-ITD突变阳性复发难治AML,有效率达46%,其中CR率为27%。
对于FLT3-ITD突变阳性AML,由于其多属于细胞遗传学预后中等组,因此,首先应强调接受足够强度的诱导治疗。在CR后,CR1期应首选allo-HSCT。对于FLT3-ITD低等位基因比例及同时伴有NPM1突变的患者,由于其预后相对较好,巩固化疗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案。FLT3抑制剂尤其是AC220和ASP2215等新一代特异性抑制剂,有望大幅提高FLT3-ITD突变阳性AML的疗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