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糖尿病（GDM）指妊娠前糖代谢正常，妊娠期才出现的糖尿病。近年来GDM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持续上升，已成为威胁妇女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既往研究已证实GDM患者是未来患2型糖尿病的危险人群，而低成本的干预措施可有效预防糖尿病的发展，因此产后进行血糖筛查非常重要。国内外多个学术组织相继推出了产后血糖筛查指南，但各指南的建议不尽相同，患者的依从性普遍偏低，而造成筛查率低的原因有很多（患者缺乏血糖筛查意识、医生未告知以及各科室之间缺乏沟通等）。为了提高GDM患者的产后血糖筛查率，各国研究者们进行了多种尝试，但效果不甚理想。本文从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相关指南、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依从性以及促进GDM患者进行产后血糖筛查的方法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改善GDM患者产后血糖随访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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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育龄期肥胖女性的增加，近年来我国妊娠期糖尿病的患病率不断攀升。2019年加拿大妇产科医师协会发布的《妊娠期糖尿病临床实践指南》指出，妊娠期糖尿病妇女经过治疗和优化血糖控制可以减少先兆子痫、肩难产和大于胎龄儿的发生风险。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2020年妊娠期糖尿病诊治指南》建议，妊娠期糖尿病妇女应在产后4~12周行75 g口服葡萄糖耐量筛查，保证产后保健与随访。本期"妊娠期糖尿病研究"栏目聚焦妊娠期糖尿病，探讨妊娠期糖尿病对母婴的影响，并呼吁妊娠期糖尿病妇女重视产后随访，提高母婴健康水平。
妊娠期糖尿病（GDM）是妊娠期常见疾病，2019年国际糖尿病联盟（IDF）数据显示，全球妊娠期高血糖发生率高达15.8%，其中83.6%为GDM患者[1]。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我国GDM患病率逐渐上升，二孩政策放开后，其上升趋势更为明显[2]。一项Meta分析显示，我国GDM患病率约为13%，明显高于欧美国家[3]。GDM患者未来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妊娠期血糖正常妇女增加10倍[4]。有研究显示，2.6%~70.0%的GDM患者产后6周~28年转变为2型糖尿病[5]。美国糖尿病预防项目（DPP）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可以使有GDM病史的妇女10年内发生糖尿病的比例减少35%~40%[6]。产后血糖筛查是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的前提，因此GDM患者在产后进行血糖筛查、重新评估糖代谢水平十分重要。本文从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相关指南、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依从性以及促进GDM患者进行产后血糖筛查的方法三方面进行综述，旨在为改善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管理提供参考，提高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率，促进GDM患者早期治疗。
目前国内外很多组织发布了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相关指南，各指南对于筛查时间和筛查方法的建议不尽相同：国际妇产科联合会（FIGO）、德国糖尿病协会（DGG）、澳大利亚妊娠糖尿病学会（ADIPS）、美国内分泌学会（ES）、中华医学会、美国糖尿病学会（ADA）、加拿大糖尿病协会（DC）、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ACOG）均建议将2 h 75 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作为产后血糖筛查方法，但筛查时间范围不同[7,8,9,10,11,12,13,14]。ADA的建议是产后4~12周，DC的建议是产后6周~6个月[11,12]。少数组织不建议将OGTT作为常规筛查方法。如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建议在产后6~13周复查空腹血糖（FPG），新西兰指南协作组（NZGG）建议将糖化血红蛋白（HbA1c）作为产后血糖筛查指标[15,16]（表1）。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血糖筛查指南
Guidelines for postpartum screening for diabetes among women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血糖筛查指南
Guidelines for postpartum screening for diabetes among women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 时间（年） | 组织 | 筛查时间 | 筛查方法/指标 |
|---|---|---|---|
| 2018 | DGG[7] | 产后6~12周 | 2 h 75 gOGTT |
| 2015 | FIGO[8] | 产后6~12周 | 2 h 75 gOGTT |
| 2017 | 中华医学会[9] | 产后6~12周 | 2 h 75 gOGTT |
| 2014 | ADIPS[10] | 产后6~12周 | 2 h 75 gOGTT |
| 2013 | ES[11] | 产后6~12周 | 2 h 75 gOGTT |
| 2020 | ADA[12] | 产后4~12周 | 2 h 75 gOGTT |
| 2018 | DC[13] | 产后6周~6个月 | 2 h 75 gOGTT |
| 2018 | ACOG[14] | 产后4~12周 | 2 h 75 gOGTT或FPG |
| 2015 | NICE[15] | 产后6~13周 | FPG |
| 2014 | NZGG[16] | 产后12周 | HbA1c |
注：DGG=德国糖尿病协会，FIGO=国际妇产科联合会，ADIPS=澳大利亚妊娠糖尿病学会，ES=美国内分泌学会，ADA=美国糖尿病学会，DC=加拿大糖尿病协会，ACOG=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NICE=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ZGG=新西兰指南协作组，OGTT=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FPG=空腹血糖，HbA1c=糖化血红蛋白
OGTT能够检测出FPG受损、糖耐量受损以及糖代谢异常，是目前诊断糖尿病的金标准。但是OGTT存在耗时较长、步骤繁琐、要求空腹等缺陷，被认为是阻碍GDM患者接受产后血糖筛查的因素，个别组织提出将FPG、HbA1c作为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指标。FERRARA等[17]发现在GDM患者中，38%的患者表现为正常的FPG值，意味着如果单独检测FPG将有38%的患者被漏诊。HbA1c不需要空腹，可随时进行检测，十分方便，但是费用昂贵，在检测糖尿病方面的准确性较FPG低[18]。KIM等[19]研究发现，以2 h 75 gOGTT为金标准时，HbA1c诊断糖尿病的灵敏度仅为19.4%，诊断糖尿病前期的灵敏度仅为41.2%。妊娠期相关的红细胞周转加快、分娩时的失血以及产前血糖均可能对HbA1c测定值产生影响，进一步降低了HbA1c诊断的可靠性[12]。无论是FPG还是HbA1c，单独应用均不足以准确判断GDM患者产后血糖，且不能够对糖代谢异常类别进行明确划分，即使将FPG和HbA1c两者结合诊断效能也没有明显改善[20]。中华医学会指南[9]建议GDM患者在产后行2 h 75 gOGTT，但并没有提出确切的成本-效益证据，较高的诊断准确性所带来的益处是否可以抵消检测费用较高和患者接受率较低所带来的弊端，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大多数指南将产后血糖筛查的起始时间规定在产后6周，这是因为产妇全身各器官除乳腺外恢复至正常未孕状态通常需要6周，产妇在此时接受血糖筛查的意愿更高[18]。各指南对筛查期限的规定没有明确的依据。GDM患者产后时间越长，2型糖尿病的发生率越高，较长的时间间隔能够发现更多的病例，但较早的检查可促进早期治疗，所以需要权衡产后筛查期限。目前中华医学会及多数国际组织将筛查期限定为产后12周，但产后12周内是否为最佳筛查期限，还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国内外研究表明产后12周内的血糖筛查率较高。EGGLESTON等[21]的研究发现在产后1年内行2 h 75 gOGTT试验的2 281例患者中，有78%的GDM患者在产后12周内进行筛查，少数患者在产后12周~1年进行筛查。CHANG等[22]的研究显示在产后12周后血糖筛查率的增加幅度显著减小，且随着时间的延长，患者失访的风险也会增加。在产后12周内，GDM患者糖代谢异常的检出率常高于30%[23,24,25,26,27,28]。因此产后12周内可能是比较合适的糖尿病筛查时间。未来研究者们还应该更加深入地探索GDM人群产后糖代谢转归的时间规律，以确定最佳的筛查时间，在不延误治疗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现更多的患者，以减轻GDM患者经济负担、节约卫生资源。
本文通过PubMed、中国知网检索了近5年发表的关于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依从性的文献，排除以产后糖代谢转归为主要研究目的以及对筛查行为存在人为干预的文献，在中国知网未发现近5年以调查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依从性为主题的中文文献，于PubMed筛选出16篇英文文献，各文献基本情况见表2[21,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其使用的GDM诊断标准见表3。
近5年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依从性研究
Studies published within the past 5 years reporting compliance of postpartum diabetes screening following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近5年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依从性研究
Studies published within the past 5 years reporting compliance of postpartum diabetes screening following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 第一作者 | 发表时间（年） | 国家 | 研究方法 | 样本量（例） | GDM诊断标准 | 产后糖尿病诊断标准 | 产后血糖筛查率〔n（%）〕 | 产后随访时间 | 产后血糖筛查方法 | 产后血糖异常〔n（%）〕 | 筛查行为促进因素 | |
|---|---|---|---|---|---|---|---|---|---|---|---|---|
| 糖尿病前期 | 糖尿病 | |||||||||||
| TANG[27] | 2020 | 中国 | 横断面 | 465 | - | - | 152（32.7%） | 平均16.7个月 | 2 h75 gOGTT或FPG | - | - | 有稳定工作；曾接受GDM相关治疗；曾被医务人员告知产后应行血糖筛查 |
| HERRICK[28] | 2020 | 美国 | 回顾性队列 | 1078 | - | - | 224（20.8%） | 18个月 | 72 h75 gOGTT，FPG或HbA1c | - | - | 年龄较大；孕期需胰岛素控制血糖；合并症较多；产前曾接受糖尿病教育；产后就医次数较多；居住地邮政编码区域内有公共交通设施；居住地与最近的卫生中心距离较短 |
| LIU[29] | 2019 | 中国 | 前瞻性队列 | 237 | IADPSG | WHO | 91（38.4） | 6个月 | 2 h 75 gOGTT | 27（29.7） | 1（1.1） | 初产妇；健康信念问卷中较高的益处、严重性、易感性感知维度得分 |
| FATIN[30] | 2019 | 马来西亚 | 横断面 | 341 | - | WHO | 122（35.8） | 6周 | 2 h 75 gOGTT | 14（11.5） | 1（0.8） | - |
| CASTLING[31] | 2019 | 英国 | 回顾性队列 | 1 052 | 1999 WHO | - | 794（75.5） | 6周 | 2 h 75 gGTT | 103（13.0） | 23（2.9） | 年龄较大、胎次较少、不吸烟、有工作、产后哺乳 |
| QUARESIMA[32] | 2018 | 意大利 | 回顾性 | 327 | IADPSG | - | 97（29.7） | 6~12周 | OGTT | - | - | 被列为"高危"*、糖尿病家族史、学历较高、合并多囊卵巢综合征 |
| WERNER[33] | 2019 | 美国 | 回顾性队列 | 300 | Carpenter | - | 126（42.0） | 12周 | 2 h 75 gOGTT | - | - | 拥有可靠的交通工具、商业保险、较高学历、较高的家庭年收入、对医生较高的信任度 |
| GOUESLARD[34] | 2017 | 法国 | 回顾性队列 | 655 | Carpenter | - | 124（18.9） | 3个月 | 2 h 75 gOGTT或BGT | - | - | - |
| 216（33.0） | 6个月 | |||||||||||
| 311（47.5） | 1年 | |||||||||||
| 1 001 | IADPSG | 216（21.6） | 3个月 | |||||||||
| 372（37.2） | 6个月 | |||||||||||
| 541（54.05） | 1年 | |||||||||||
| GHAJARI[35] | 2017 | 伊朗 | 回顾性 | 131 | - | ADA | 60（45.8） | 平均29.7个月 | FPG | 5（8.3） | 9（15.0） | 年龄较大 |
| BATTARBEE[36] | 2017 | 美国 | 回顾性病例对照 | 683 | - | - | 279（40.8） | - | 2 h 75 gOGTT | - | - | 有医疗保险、GDM诊断较早 |
| BERNSTEIN[37] | 2017 | 美国 | 回顾性 | 12 622 | - | - | 732（5.8） | 56 d | OGTT、FBS或HbA1c | - | - | - |
| 2 748（21.8） | 1年 | - | - | |||||||||
| 6 435（51.0） | 3年 | - | 961（7.6） | |||||||||
| BUTALIA[38] | 2017 | 加拿大 | 回顾性队列 | 8 703 | CDA | WHO | 4 793（55.1） | 1年 | 2 h 75 gOGTT、HbA1c、空腹或随机血糖 | 73（1.5） | 195（4.0） | 年龄较大、不吸烟、居住在城市、引产 |
| KONING[39] | 2016 | 荷兰 | 横断面 | 197 | 1999 WHO | WHO | 62（31.5） | 6周 | 2 h 75 gOGTT | 19（30.6） | 1（1.6） | - |
| EGGLESTON[21] | 2016 | 美国 | 回顾性队列 | 32 253 | - | - | 7 722（23.9） | 1年 | 72 h 75 gOGTT，FPG，HbA1c | - | - | 亚洲人、产后使用降糖药物、产后营养科或内分泌科就诊史 |
| MOHD SVAN[40] | 2015 | 马来西亚 | 横断面 | 430 | NICE | - | 352（81.9） | 6~8周 | OGTT | - | - | 年龄较大、既往GDM史 |
| CHO[41] | 2015 | 韩国 | 回顾性 | 1 686 | Carpenter | ADA | 757（44.9） | - | 2 h 75 gOGTT，空腹血糖，HbA1c | 334（44.1） | 139（18.4） | 胎次较少、妊娠期体质量增加较少、GDM药物治疗史 |
注：IADPSG=国际糖尿病与妊娠研究组，WHO=世界卫生组织，CDA=中国医师协会，BGT=血糖测试，FBS=空腹血糖，GDM=妊娠期糖尿病；Carpenter=Carpenter等在1982年提出的GDM诊断标准；*指既往GDM病史、孕前体质指数（BMI） ≥30 kg/m2、孕前或初次产检时FPG 5.6~6.9 mmol/L；-代表无此数据
GDM诊断标准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诊断标准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 组织 | GDM诊断标准 |
|---|---|
| IADPSG | 2 h75 gOGTT空腹血糖≥5.1 mmol/L，或服糖后1 h血糖≥10.0 mmol/L，或服糖后2 h血糖≥8.5 mmol/L |
| 1999 WHO | 2 h75 gOGTT空腹血糖≥7.0 mmol/L，或服糖后2 h血糖≥7.8 mmol/L |
| Carpenter | 3 h 100 gOGTT满足空腹血糖≥5.3 mmol/L、服糖后1 h≥10.0 mmol/L、服糖后2 h≥8.6 mmol/L、服糖后3 h≥7.8 mmol/L中的两项 |
| CDA | 口服50 g葡萄糖后1 h血糖≥10.3 mmol/L，或口服50 g葡萄糖后1 h血糖7.8~10.2 mmol/L，进一步行2 h 75 gOGTT后满足空腹血糖≥5.3 mmol/L、服糖后1 h血糖≥10.6 mmol/L、服糖后2 h血糖≥8.9 mmol/L中的一项 |
| NICE | 2 h 75 gOGTT空腹血糖≥5.6 mmol/L，或服糖后2 h血糖≥7.8 mmol/L |
表2中16篇文献大多是回顾性研究，产后血糖筛查率各不相同，但普遍较低，总体筛查率为20.8%~81.9%，中位数为41.4%。马来西亚作为一个以医疗体系优越性闻名的国家，报道了最高的筛查率（81.9%）[40]，但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筛查率仅为35.8%[30]，可见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率也存在较大差距。GOUSLARD等[34]收集了占法国人口1/97的代表性样本，其结果显示法国2012—2013年GDM患者产后1年内的血糖筛查率为54.0%。美国学者EGGLESTON等[21]的研究显示，32 253例GDM患者仅有23.9%在产后1年内做过血糖检测。美国学者BERNSTEIN等[37]的研究随访时间最长，其结果显示产后3年，仍有49％的GDM患者未进行任何血糖检测（OGTT、FPG以及HbA1c）。我国对于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的研究较少，来自北京、广州及山东潍坊等地的研究显示GDM患者产后6~8周血糖筛查率为62.11%~75.00%，处于较高水平，但这些研究的样本量较小（均不超过300例）且研究范围均局限于单一医疗卫生机构，缺乏代表性[42,43,44]。CHANG等[22]在2010年电话随访了天津市2008年分娩的2 152例GDM患者，是我国针对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依从性进行的样本量最大的研究，发现血糖筛查率为13.1%（12周、12周~1年、1年后的筛查率分别为5.2%、5.1%、2.8%）。来自广州某医院的一项针对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依从性的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在该医院分娩的237例GDM患者中，仅38.4％在产后半年内完成了2 h 75 gOGTT[29]。TANG等[27]调查了465例来自湖南农村的有GDM病史的妇女，是我国第1个报道有GDM病史的农村妇女产后血糖筛查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产后平均16.7个月的时间内，仅有32.7%的患者曾复查过2 h 75 gOGTT或FPG，这一发现与天津和广州两个城市报道的产后血糖筛查依从性差的情况一致。虽然我国缺乏较大范围的针对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的调查研究，但就现有的文献来看，我国有很大一部分GDM患者没有在产后进行血糖筛查。GDM患者是糖尿病高危人群，如果错过了早期纠正糖代谢的机会，将很可能发展为显性糖尿病，这将加重个人及国家的医疗负担，因此医疗卫生工作者应对GDM患者进行科普教育，使其重视产后血糖筛查。
影响GDM患者进行产后血糖筛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往妊娠有GDM病史、曾接受胰岛素治疗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妇女进行产后血糖筛查的概率更高，可能这些因素使其认识到了未来患糖尿病的风险，提高了产后血糖筛查率。年轻、学历较低的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率较低。纪文文等[44]通过质性访谈发现年轻的患者认为糖尿病是老年病，在很多年后才会发生。文化水平较低的GDM患者对糖尿病相关知识的理解能力不足。因经产妇有两个或多个孩子需要照顾，其较初产妇更有可能不进行产后血糖筛查，在VAN RYSWYK等[45]的调查中73%的GDM患者表示产后没有时间进行产后血糖筛查，这反映了家庭支持的缺乏。家庭收入、到医院的距离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会影响GDM患者的血糖筛查行为。CHANG等[22]对天津市2 152例GDM患者进行了访谈，未进行产后血糖筛查的理由中居前两位的分别为未被医生告知和认为GDM会在分娩后消失。意大利和巴基斯坦的两项访谈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32,46]，提示除了患者自身的因素外，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对健康教育的疏忽导致GDM患者缺乏对产后血糖筛查重要性的正确认知。LIU等[29]首次将健康信念模型应用于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行为的预测，结果显示益处感知、严重性感知及易感性感知水平越高的患者产后血糖筛查率越高，进一步印证了健康教育对于改善患者遵医行为的重要性，提示针对糖尿病易感性和严重性以及产后血糖筛查益处的健康教育可能有助于提高GDM患者的产后血糖筛查率。医疗保健提供者应加强对GDM患者的健康教育（尤其是年轻、孕期病情较轻、没有糖尿病家族史以及学历较低的患者），从而使其正确认识到自身患病的风险，改变其对远期糖尿病预防的消极态度；教育家属帮助家务繁忙的GDM患者缓解其照顾新生儿的压力；考虑在基层卫生保健机构开展2 h 75 gOGTT检验项目，使交通不便的农村GDM患者能就近进行血糖筛查。进一步完善相关福利政策，为经济条件较差的GDM患者报销筛查费用。
目前大部分研究集中在GDM患者方面，只有少数研究从医生和医疗卫生系统的角度进行了分析。BERNSTEIN等[47]对医生进行了访谈，有医生表示除非GDM患者出现了并发症，否则远期糖尿病风险不是优先考虑问题。在荷兰，全科医生负责GDM患者产后的血糖管理，但KONING等[39]调查显示，部分全科医生并不知道需要进行产后血糖筛查。STUEBE等[48]的研究显示81.1%的产科医生及初级保健医生知道患者有患糖尿病的高风险，但仅有18.9%的产科医生了解指南对于产后血糖筛查的建议。这反映了部分医务人员对GDM缺乏全面的认知，因而无法进行有效的健康指导。广大医务人员应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努力提高业务素质，纠正对GDM的态度，加强健康教育职能。丹麦的一项研究分析了GDM患者在妊娠期间接受治疗和护理的经历，发现患者在医院各科室之间以及医院和初级保健机构之间获得的照顾缺乏连续性，医护人员在后续的筛查方面缺乏明确的责任协调[49]。我国对于GDM的管理较为松散，GDM患者的产后管理涉及产科、内分泌科、营养科以及基层卫生保健机构等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产科医生不负责处理GDM患者产后的血糖问题，需要内分泌科医生进行后续的诊治，而产科和内分泌科之间没有良好的交接程序，这就导致部分GDM患者不去内分泌科就诊、不进行产后血糖筛查。
多学科管理模式是近年来新兴的GDM管理模式，在医院建立由产科、内分泌科、营养科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固定团队，制定管理计划，发挥各科优势，分工协作，通过会诊、转诊、多学科联合门诊等方式对患者进行规范化、系统性的管理，能够有效控制GDM患者血糖，提升治疗依从性[50,51]。在患者产后42 d随访时，产科医生可将患者由产科门诊转诊至内分泌科门诊，进行产后血糖再评估及糖尿病健康教育，再由内分泌科转诊至营养科对患者制定饮食运动计划。产科医生还可在GDM患者出院时为患者开具门诊2 h 75 gOGTT申请单，预约内分泌科、营养科随访，如此患者下次来院随访时便可直接进行血糖筛查，并在当天获得结果后就诊。这样能够简化产后随访程序，缩短就诊时间。由于社区医院服务人群相对固定，地理位置可及性好，因此社区医院比二、三级医院的专科更加具有随访能力，但社区医院并不承担GDM患者产后的血糖管理工作。我国目前除了患者分娩所在医院有其GDM病史的记录以外，其他医疗机构无法获取相关信息，这使社区开展随访难度增加。因此政府需要加速推进紧密型医联体模式建设，实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与上级医院的信息互通，让社区医生能够更全面地掌握患者的病情，有针对性地进行随访和必要的转诊。
目前已有许多研究人员尝试了多种方法来提高GDM患者的产后血糖筛查率，大多是提醒策略，提醒方式包括邮寄信件、电子邮件、短信、电话等，有基于患者、医生的提醒，也有对医患双方的提醒，还有少数基于系统的综合性干预，显现出一定的效果，但均不能达到最佳。各种干预方法及其效果见表4[52,53,54,55,56,57,58]。
GDM产后随访的干预研究
Intervention studies for postpartum glucose follow-up among women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产后随访的干预研究
Intervention studies for postpartum glucose follow-up among women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 第一作者 | 干预方法 | 筛查率（%）（干预前/干预后） |
|---|---|---|
| CARMODY[52] | 向患者邮寄信件并打电话提醒1次 | 69.0/79.7 |
| HUNT[53] | 派1名护士在患者孕晚期产检时及住院分娩时进行2次健康教育，并在产后向患者发送电子邮件和/或打电话提醒1次 | 18.0/57.0 |
| VAN RYSWYK[54] | 在产后6周、3个月、6个月向患者发送手机短信提醒3次 | 76.8/77.6 |
| LEGA[55] | 通过在医生的办公系统添加任务清单，在患者产后35~38周提醒医生为患者开具产后OGTT申请单 | 36.0/62.0 |
| CLARK[56] | 仅提醒患者：电子邮件1次、电话2次 | 14.3/55.3 |
| 仅提醒医生：传真、电子邮件、电话各1次 | 14.3/51.6 | |
| 向患者、医生各发送3次提醒 | 14.3/60.5 | |
| COSSON[57] | 举行多学科会议，向医护人员宣传产后筛查的作用和重要性；以分发传单的形式对患者进行相关宣教；为每位GDM患者常规开具产后OGTT申请单；向每位患者的家庭医生发送信件以说明患者的GDM诊断、如何解读产后OGTT结果以及后续建议 | 33.3/48.9 |
| VESCO[58] | 修订GDM患者护理规范，允许护士开具空腹血糖申请单；改进医生的电子办公系统，添加为GDM患者开具产后空腹血糖申请单的提醒；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给妇女分发材料，说明重要性及糖尿病风险；为3个月内未完成的妇女提供额外提醒 | 59.5/71.5 |
CARMODY等[52]的研究表明，产后对患者进行一次信件或电话提醒，可将筛查率从69.0%提高到79.7%。LEGA等[55]在医生的电子办公系统中添加了定时的任务提醒，结果显示无提醒组产后筛查率（36.0%）低于有提醒组（62.0%）。2009年在加拿大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评估了邮件及电话提醒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患者和医生均收到提醒的一组筛查率为60.5%，而没有收到提醒的一组为14.3%[56]。研究组将该提醒方法引入日常护理，与常规组（14%）相比，收到提醒组的产后筛查率为28%[59]。在这种以行为结果为目的的试验中，参加研究本身就有助于所观察行为的增加。将研究转化为医疗实践时的差距是医疗系统和决策者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少数研究采取了较为综合性的策略。法国有4家医院在2011年联合开展了一项促进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的活动，名为"IMPACT"，活动包括在每个医院举行多学科会议，向医护人员宣传产后血糖筛查的作用和重要性，同时以分发传单的形式对患者进行相关宣教，为每位GDM患者常规开具产后2 h 75 gOGTT申请单。为了改善产科和全科医生之间的合作，向患者的家庭医生发送信件以说明患者的GDM诊断、如何解读产后2 h 75 gOGTT结果以及后续建议。在这一系列努力之下，GDM患者在产后半年的血糖筛查率由33.3%提高到了48.9%[57]。VESCO等[58]基于系统的干预试验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效果不尽人意。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互联网+"模式的崛起，近年来我国掀起了"互联网+医疗"模式的浪潮，移动医疗已渗透到医学的各个领域，这为GDM患者的产后血糖管理带来更多可能。梁峙芒等[60]发现通过建立微信群对GDM患者进行产后延续护理可明显提高产后血糖筛查率，改善患者的血糖转归。移动医疗APP的应用相较微信群干预更加节省人力。目前已经有多项针对GDM管理类APP的研究，这些APP包含个人健康动态监测、系统化健康教育、医患即时沟通和健康提醒等多种功能，在GDM患者的孕期管理中显现出良好的效果，在延续GDM患者产后血糖管理方面应用前景可观[61,62]。智能语音外呼系统是基于电话的平台，能够在同一时间进行海量外呼，通过智能语音识别系统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并采集信息，替代人工逐一给患者打电话的传统随访方式，增加了随访效率，用于对GDM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以及筛查提醒也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此，在对GDM患者产后血糖的管理中，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便利和高效性，延续GDM患者产后的管理监督，坚持监测这类高危人群的糖代谢状态，进行个体化的健康指导，从而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产后血糖筛查率，促进糖尿病的及早诊断、干预和治疗。
鉴于GDM患者未来患糖尿病的高风险以及糖尿病的可预防性，产后血糖筛查十分必要。国际上许多指南明确建议GDM患者进行产后血糖筛查，但实际依从性却很低。来自患者、医生及医疗系统等方面的因素均有可能影响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率。为了提高筛查率，既往研究者们曾进行过许多尝试，包括对医患双方的提醒和宣传教育等，给医护人员本就繁重的日常医疗工作增加了负担，且效果均有限。未来研究者们应探索更多成本更低且方便有效的方法。我国目前对GDM的产后血糖筛查不够重视，相关的研究很少，为了明确我国GDM患者产后血糖筛查的整体情况，还需要更大范围的调查研究，让全科医生参与GDM患者产后的血糖随访是十分具有潜力的促进方法，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全科医生作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承担着群体与个体的三级预防任务与使命，对于患者的照顾较专科医生具有连续性、可及性等多种优势，具有管理GDM患者的潜力，但目前我国基层卫生保健机构对于GDM患者这一糖尿病高危人群并没有过多关注，且大多数社区医院并不具备进行OGTT的条件，这虽不是一个复杂的检验，但全科医生是否具备依据检验结果为患者提供恰当的饮食、运动甚至用药指导的能力，是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与GDM患者接触最多的产科医生，其对GDM患者未来患糖尿病的风险是否有清晰的认识，是否对患者进行了相关的健康教育，是否告知了患者产后应进行糖代谢再评估，均尚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以"妊娠期糖尿病，产后"为中文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以"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estational diabetes，postpartum，postnatal，after delivery"为英文关键词检索PubMed，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0年12月。纳入关于妊娠期糖尿病产后血糖筛查的指南、荟萃分析、原始研究，排除个案报道等。
本文无利益冲突。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代谢性疾病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妊娠期糖尿病（GDM）发病率高，并且显著影响母亲和子代近远期健康。特别是GDM患者产后发展为2型糖尿病风险远高于妊娠期血糖正常女性，因而产后进行血糖筛查对于尽早识别和管理高危人群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孕产妇的认识不足、照料婴幼儿工作繁重、缺乏家人支持、就诊不够便利等多种原因，目前GDM产后筛查情况仍不容乐观。本文针对GDM孕妇产后筛查的指南建议、产妇依从性及筛查现状、筛查率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升产后筛查率等问题进行了综述及展望。对于临床工作者了解GDM产后筛查现状，积极寻求对策，从而改善GDM母亲产后健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