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国内外指南（共识）^{[2，3，5，11，12，13]}强调了生活方式干预作为一线基础治疗的重要性和个体化原则，具体包括：（1）健康饮食（如地中海饮食和以植物来源为基础的饮食^[5，14]）；（2）合理的营养物质摄入：根据CKD分期控制蛋白质的摄入为0.6~0.8 g·kg^-1·d^-1，按需要补充α-酮酸；选择血糖生成指数较低的食物作为热量来源；适当补充维生素；低盐饮食（氯化钠<5~6 g/d）；（3）合理、规律、适度的运动及控制体质量；（4）戒除所有烟草制品，同时限制饮酒量。

严格的血压管理可以减少DKD患者白蛋白尿的发生率，延缓肾功能恶化，降低心血管终点事件的发生风险。关于血压的控制目标应个体化，各指南针对不同的患者和获益对血压的靶标略有不同（收缩压控制在120~140 mm Hg^{[11，15，16]}），各指南均推荐糖尿病伴高血压或白蛋白尿的患者，在无禁忌证的情况下首选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angiotensinogen receptor blocker，ARB）类药物，并使用至可耐受的最高批准使用剂量，同时监测血钾和血肌酐水平；疗效不佳时，应根据血压水平及合并症情况，联合使用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mineralocorticoidreceptor antagonist，MRA）、钙离子通道阻滞剂（calciumchannel blocker，CCB）或利尿剂等其他降压药物。对血压正常、无白蛋白尿且eGFR正常的患者，ACEI/ARB不作为一线推荐^[11，12]。

新近更新的指南^{[2，3，5，11，12，13]}均强调了血糖控制目标的个体化和分层管理原则，根据患者年龄、病程、预期寿命、CKD分期、并发症、对低血糖等不良反应的意识和耐受等因素的低（少）至高（多）制定相对严格至宽松的血糖控制目标（糖化血红蛋白6.5%^[5]~9.0%^[12]）。此外，加强血糖监测（如患者自我血糖监测和持续血糖监测）有利于更精准的血糖控制和管理。推荐二甲双胍和SGLT2i的一线治疗方案，但需要评估患者的eGFR水平^{[3，4，17，18]}；对于血糖仍未达标，或者无法使用此类药物的患者，推荐加用GLP-1 RAs类药物。根据患者伴发疾病、肾功能水平、干预目的（降糖、减重等）、个人偏好（注射用药、口服）及经济情况，选择DPP-4i、胰岛素、磺脲类（SU）、噻唑烷二酮类（TZD）或α-糖苷酶抑制剂（AGI）进行治疗^[5]。对于DKD G3b~5期的患者应警惕药物联合使用可能造成的低血糖风险，尽量使用不经过肾脏排泄的口服降糖药物（如那格列奈、利格列汀和TZDs）^[17]。胰岛素可作为DKD G3b~5期及妊娠期DKD患者的首选降糖药物。

纠正DKD患者的脂代谢紊乱有助于降低DKD患者心血管及肾脏不良事件的发生和死亡风险。推荐根据患者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ASCVD）风险的高低制定调脂目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1.8~2.6 mmol/L^[11，12]〕。应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选用中等强度的他汀类药物并根据疗效、患者肾功能水平及耐受情况进行剂量调整。同时可根据血脂水平选用贝特类、依折麦布（不推荐单独使用）等药物，同时避免他汀类及贝特类药物在老年、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及甲状腺功能减退等患者中联合使用。

DKD患者还容易伴发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HUA），推荐饮食控制和运动为HUA的首选干预方案，包括避免高嘌呤饮食、戒酒（啤酒）、运动和控制体质量等。若疗效不佳，可选择降尿酸药物（别嘌醇、非布司他、苯溴马隆等）治疗。前列腺素E1或前列环素衍生物、选择性内皮素受体A拮抗剂、非选择性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和维生素D受体激动剂也被报道具有一定的降低DKD患者尿蛋白、减少肾脏复合终点事件等作用^[11]。

积极纠正DKD患者的合并症，如水肿、贫血、营养不良、心血管并发症、周围血管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及自主神经病变等。此外，DKD患者应谨慎使用具有肾毒性的药物，包括部分抗生素（氨基糖苷类、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等）、非甾体类抗炎药、抗肿瘤药物、对比剂及部分中草药（马兜铃酸、木通等）。

随着中西医学对DKD的研究不断深入，当代医家与时俱进，在继承学术经典的同时，提出了众多学术思想，丰富了中医药治疗DKD的理论和方法，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国医大师薛伯寿针对疾病不同分期的特点，结合三焦辨证，分别治以宣肺解表、祛风除湿；益气健脾，化湿理气；健脾滋肾兼顾化湿泄浊解毒^[43]。仝小林院士认为虚、浊、瘀为DKD的核心病机，基于"非重剂无以起沉疴"的理论，善用益气活血降浊方药并施以重剂治疗^[44]。李平教授及其团队总结DKD的病机为肝失疏泄、肾络瘀阻、肝肾两虚，针对疾病微量白蛋白尿期和显性蛋白尿期，分别以"益气疏肝、活血利湿"和"益气柔肝、活血通络"为治法的"柴黄益肾颗粒"和"糖肾方"在降低蛋白尿、延缓肾功能进展方面优势显著^[45，46]。赵宗江教授提出糖尿病肾病"肾痿"学说，并组方糖肾平和糖肾宁，分别治疗气阴两伤、瘀血阻络、精微下泄和阴阳两虚、瘀毒内阻证^[47，48]。

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根据DKD的典型病理改变提出"微型癥瘕"理论，为中医干预DKD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49]。王耀献教授提出中医"辨机论治"肾脏病^[50]和DKD"内热致癥"^[51]理论，疾病早期以热邪为主要矛盾^[40]，治疗重在引邪透邪，截断其传变入里的趋势，常可以缓解临床症状，控制血糖，减轻微量白蛋白尿^[42]；中期以辨证候病机为要点，注重对各类实邪的祛除，在降低DKD患者尿蛋白及改善中医证候评分方面优势显著^[52]；晚期以"浊邪次生"的衍生病机为主要矛盾，治疗当以化浊解毒兼培补肾元为法，以期缓解临床症状，延缓病情进展^[53]。此外，DKD日趋多样的临床特征，更是体质病机的突出体现，具体表现在不同患者的临床表现、疾病进展和转归，以及对治疗的反应等不尽相同^[54，55]，临证需要结合不同患者的体质病机，个体化针对性的辨机论治。

大量的基础研究提示中医药干预DKD在减轻炎性反应及氧化应激、调节细胞自噬、防治肾小球硬化及间质纤维化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最近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循证医学证据均提示中医药在防治DKD方面有显著疗效^{[56，57，58，59，60]}。大量Meta分析结果显示，中医药干预DKD在提高临床有效率、减少蛋白尿水平、缓解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迟开始透析时间、降低患者ESRD发生风险和全因死亡率、改善长期预后等方面效果显著^[38，61]，主要包括：益气、补肾、活血、通络等治法^{[62，63，64，65，66，67，68]}；加味真武汤^[69]、当归补血汤^[70]、五苓散^[71]、猪苓汤^[72]、六味地黄类方与汤剂^[73]等方剂；以及黄芪注射液^[74]、红花注射液^[75]、肾康注射液^[76]、丹参川芎嗪注射液^[77，78]等中药注射液。此外，包括针灸、穴位贴敷以及中药灌肠在内的中医外治法^{[79，80，81]}在辅助DKD的治疗中亦表现出显著的协同增效作用，可以显著缓解患者腰酸、水肿、尿频、肢体麻木等症状，同时改善患者24 h尿蛋白定量、血肌酐、糖化血红蛋白、总胆固醇、三酰甘油等实验室指标。

《中国糖尿病肾脏病防治指南（2021年版）》^[11]和《糖尿病肾脏疾病临床诊疗中国指南》^[12]分别提及雷公藤多苷片、黄葵胶囊、渴络欣胶囊和复方丹参滴丸在改善DKD患者的临床症状及肾功能，降低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尿）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并未给出推荐级别。另有研究评价了中成药治疗DKD的证据质量，结果仅对百令胶囊、黄葵胶囊、雷公藤多苷片等15种临床常用中成药给予弱推荐^[82]。

可见，近年中医药干预DKD的循证研究显著增加，但受限于原始文献及研究本身的质量欠佳，相关结论的推荐强度和参考价值有限。广大科研工作者应进一步发掘并充分发挥中医药自身的原创性优势，忠中参西，规范研究，获取更高质量的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