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流动人口数量高居不下，该弱势群体的健康状况和就诊体验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促进其享有公平、可及的基本医疗服务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了解广州市流动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的体验情况，分析其与户籍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的体验差异，旨在为提高流动人口的基本医疗服务利用质量、促进健康公平提供依据。
于2019年9—11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由广州市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个全科医生团队接诊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中文版初级卫生保健评估量表成人简化版（PCAT-AE）对其进行调查，了解其对基本医疗服务的体验情况。比较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中文版PCAT-AE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的体验差异。
共回收有效问卷1 568份。1 568例患者中，186例（11.86%）为流动人口。1 568例患者中文版PCAT-AE总得分为3.19（1.22）分，户籍人口中文版PCAT-AE总得分为3.24（1.23）分，流动人口中文版PCAT-AE总得分为2.93（0.75）分。户籍人口中文版PCAT-AE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高于流动人口，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广义线性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整体体验水平比户籍人口低〔b（95%CI）=-0.128（-0.218，-0.037），P=0.006〕，体现在首诊利用〔b（95%CI）=-0.245（-0.341，-0.148），P<0.001〕、连续性照护〔b（95%CI）=-0.175（-0.292，-0.059），P=0.003〕、以家庭为中心〔b（95%CI）=-0.112（-0.225，0.001），P=0.050〕、以社区为导向〔b（95%CI）=-0.176（-0.286，-0.066），P=0.002〕及文化胜任力〔b（95%CI）=-0.270（-0.383，-0.156），P<0.001〕5个方面。
流动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体验比户籍人口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需要针对流动人口特征为其提供全周期、全方位、可及、连续的基本医疗服务，促进社区卫生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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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中国流动人口达到3.76亿人，约占全国总人数的1/4。相比于户籍人口，流动人口更有可能出现健康问题[1,2]。但地方政府在分配卫生等资源时常优先考虑户籍人口，加之异地医保报销手续繁琐复杂，导致流动人口在获得医疗卫生服务时面临一定的困难[3]。为促进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间的健康公平，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了《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工作方案》（国卫办流管发﹝2013﹞35号），要求试点地区大力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编制、发布了《"十三五"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规划》（国卫流管发〔2017〕9号），其中强调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也将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作为"强化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中的一节进行规定[4]。研究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相关政策的实施提高了流动人口医疗服务利用水平[5]。
受收入水平、时间、距离等因素的限制，流动人口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6]，但目前关于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体验的一致性评价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多从主观满意度的角度出发，评估并比较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满意程度，发现流动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比户籍人口低[7,8,9]。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获得的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平程度，同时为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指明具体方向，本研究对衡量医疗服务质量的指标"患者体验"进行研究分析，通过比较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的体验情况，分析造成体验差异化的原因，为持续推进基本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广东省作为人口大省，流动人口数量高达5 206.62万[10]。本研究以流动人口高度聚集的超大城市广州市为研究地点，以广州市流动人口（在广州市居住≥1年且无广州市户籍的人口）和户籍人口（在广州市居住≥1年且有广州市户籍的人口）为调查对象[8]。
2019年9—11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调查对象。首先，在广州市11个行政区中随机抽取4个行政区；其次，从每个行政区中随机抽取1~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然后，从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随机抽取1个全科医生团队；最后，由每个全科医生团队随机抽取患者对其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20岁；（2）在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过医疗服务；（3）在当前地区持续居留≥1年；（4）具有自主、独立判断能力的患者；（5）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究。调查对象排除标准：（1）存在视听障碍、认知障碍、读写障碍者；（2）患有精神疾病，或无法配合完成调查者。本研究已通过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号：中大公卫医伦（2014）第9号〕。
由研究者自行编制，调查内容包括患者的户籍所在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患病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高血压患病情况、参加医疗保险类型和年度医疗费用等。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其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现了全科医疗的基本特征，故本研究采用中文版PCAT-AE评估患者对基本医疗服务的体验情况。本课题组获得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授权，采用Brislin翻译模式对英文版PCAT-AE进行翻译和回译，通过专家函询和预试验对问卷条目进行调适，形成中文版PCAT-AE，并对其进行信效度分析。结果显示，中文版PCAT-AE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3，10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均>0.7，提示中文版PCAT-AE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中文版PCAT-AE共包括10个维度，分别为首诊利用、首诊可及、连续性照护、转诊协调性、信息协调性、可获得医疗服务的综合性、可提供医疗服务的综合性、以家庭为中心、以社区为导向及文化胜任力，每个维度由3~5个条目组成，各条目采用5点计分法（一定=4分，可能=3分，不太可能=2分，不可能=1分，不确定=2.5分）。维度得分为该维度下所有条目得分的均值，量表总分为各维度得分的均值。维度得分越高，表示患者在该维度上的体验越好；总得分越高，表示患者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整体体验越好。
调查实施前，由专业人员对负责问卷调查的全科医生进行统一培训，以使每位调查员能够了解调查目的，熟悉调查内容，理解调查问卷背后的理论架构，知晓每个条目设置的目的和意义，掌握调查的方法和技巧，并对问卷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及问卷填写要求形成一致的理解。采用"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进行调查。正式调查前，调查员向患者解释调查的目的、意义，以及问卷的填写方法和注意事项。问卷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完成，调查员不做任何诱导性解释，问卷全部填写完成后当场提交。当患者表示条目内容难以理解时，调查员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对其进行指导，为其答疑解惑，以确保患者在正确理解问卷内容的前提下做出回答，从而保证问卷调查结果的真实性。问卷填写完成后，调查人员仔细核查问卷，检查问卷有无漏项、书写和逻辑错误等，如有疑问当场询问、核实，如发现错误及时改正，如有项目遗漏及时填补。数据录入前，由质控人员对问卷进行再次审核，将有缺项、漏项、错填、明显逻辑错误等问题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并及时向调查员反馈。数据录入完成后，数据管理人员对数据进行审核，并对录入数据的逻辑一致性进行检查，如发现错误及时修正。
采用Excel 2016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25.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s）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M（QR）〕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的体验差异。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来自广州市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6个全科医生团队共发放调查问卷1 776份，回收有效问卷1 56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8.29%。1 568例调查对象中，186例（11.86%）为流动人口，1 382例（88.14%）为户籍人口；985例（62.82%）年龄>60岁；男693例（44.20%）；537例（34.25%）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434例（27.68%）家庭年收入为150 000~209 999元；865例（55.17%）自评健康状况为一般；1 138例（72.58%）患有慢性病，其中患有慢性病的户籍人口占户籍人口总数的75.40%（1 042/1 382），患有慢性病的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数的51.61%（96/186）；418例（26.66%）患有糖尿病；883例（56.31%）患有高血压；参与医疗保险情况方面，1 301例（82.97%）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其中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户籍人口占户籍人口总数的86.25%（1 192/1 382），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数的58.60%（109/186）；559例（35.65%）年度医疗费用≥3 000元。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年龄分布、受教育程度分布、自评健康状况分布、患慢性病者占比、患糖尿病者占比、患高血压者占比、参加医疗保险类型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一般情况比较〔n（%）〕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of permanent and migrant populations
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一般情况比较〔n（%）〕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of permanent and migrant populations
| 组别 | 例数 | 年龄 | 男性 | 受教育程度 | ||||||||
|---|---|---|---|---|---|---|---|---|---|---|---|---|
| 20~30岁 | 31~40岁 | 41~50岁 | 51~60岁 | >60岁 | 未接受教育 | 小学 | 初中 | 高中/中专 | 大专及以上 | |||
| 户籍人口 | 1 382 | 48（3.47） | 99（7.16） | 110（7.96） | 221（15.99） | 904（65.41） | 606（43.85） | 11（0.80） | 168（12.16） | 363（26.27） | 491（35.53） | 349（25.25） |
| 流动人口 | 186 | 26（13.98） | 28（15.05） | 21（11.29） | 30（16.13） | 81（43.55） | 87（46.77） | 4（2.15） | 34（18.28） | 45（24.19） | 46（24.73） | 57（30.65） |
| χ2值 | 65.591 | 0.569 | 15.607 | |||||||||
| P值 | <0.001 | 0.451 | 0.004 | |||||||||
| 组别 | 家庭年收入 | 自评健康状况 | 患有慢性病 | 患有糖尿病 | |||||
|---|---|---|---|---|---|---|---|---|---|
| <100 000元 | 100 000~149 999元 | 150 000~209 999元 | ≥210 000元 | 差 | 一般 | 好 | |||
| 户籍人口 | 323（23.37） | 302（21.85） | 391（28.29） | 366（26.48） | 80（5.79） | 787（56.95） | 515（37.26） | 1 042（75.40） | 382（27.64） |
| 流动人口 | 57（30.65） | 45（24.19） | 43（23.12） | 41（22.04） | 13（6.99） | 78（41.94） | 95（51.08） | 96（51.61） | 36（19.35） |
| χ2值 | 6.815 | 15.132 | 45.598 | 5.757 | |||||
| P值 | 0.078 | 0.001 | <0.001 | 0.016 | |||||
| 组别 | 患有高血压 | 参加医疗保险类型 | 年度医疗费用 | |||||
|---|---|---|---|---|---|---|---|---|
|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 商业保险及其他保险 | <800元 | 800~1 799元 | 1 800~2 999元 | ≥3 000元 | ||
| 户籍人口 | 820（59.33） | 161（11.65） | 1 192（86.25） | 29（2.10） | 325（23.52） | 360（26.05） | 212（15.34） | 485（35.09） |
| 流动人口 | 63（33.87） | 65（34.95） | 109（58.60） | 12（6.45） | 33（17.74） | 50（26.88） | 29（15.59） | 74（39.78） |
| χ2值 | 43.206 | 88.716 | 3.456 | |||||
| P值 | <0.001 | <0.001 | 0.326 | |||||
注：由于数值修约，部分构成比之和非100.00%
1 568例患者中文版PCAT-AE总得分为3.19（1.22）分，户籍人口中文版PCAT-AE总得分为3.24（1.23）分，流动人口中文版PCAT-AE总得分为2.93（0.75）分。全人群在首诊可及、连续性照护和以社区为导向3个维度上得分较低，分别为3.00（1.25）、3.00（1.50）、3.00（1.00）分；在首诊利用、信息协调性维度上的得分较高，分别为3.67（1.00）、3.67（1.33）分。户籍人口中文版PCAT-AE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高于流动人口，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2。
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中文版PCAT-AE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比较〔M（QR），分〕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average scores of the total PCAT and its domains between permanent and migrant populations
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中文版PCAT-AE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比较〔M（QR），分〕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average scores of the total PCAT and its domains between permanent and migrant populations
| 维度 | 全人群 | 流动人口 | 户籍人口 | Z值 | P值 |
|---|---|---|---|---|---|
| 首诊利用 | 3.67（1.00） | 3.00（1.00） | 3.67（1.00） | -7.602 | <0.001 |
| 首诊可及 | 3.00（1.25） | 2.75（1.00） | 3.00（1.25） | -5.239 | <0.001 |
| 连续性照护 | 3.00（1.50） | 2.75（0.75） | 3.00（1.50） | -6.391 | <0.001 |
| 转诊协调性 | 3.25（1.37） | 3.00（0.75） | 3.25（1.25） | -3.837 | <0.001 |
| 信息协调性 | 3.67（1.33） | 3.00（1.33） | 3.67（1.33） | -4.386 | <0.001 |
| 可获得医疗服务的综合性 | 3.50（1.19） | 3.25（0.81） | 3.50（1.25） | -3.964 | <0.001 |
| 可提供医疗服务的综合性 | 3.40（1.40） | 3.00（1.00） | 3.40（1.40） | -4.904 | <0.001 |
| 以家庭为中心 | 3.33（1.33） | 3.00（1.34） | 3.33（1.33） | -5.809 | <0.001 |
| 以社区为导向 | 3.00（1.00） | 2.67（0.67） | 3.00（1.00） | -5.878 | <0.001 |
| 文化胜任力 | 3.33（1.33） | 3.00（1.09） | 3.33（1.33） | -7.440 | <0.001 |
| 总分 | 3.19（1.22） | 2.93（0.75） | 3.24（1.23） | -6.232 | <0.001 |
注：PCAT-AE=初级卫生保健评估量表成人简化版；表中统计分析是对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中文版PCAT-AE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行的比较分析
分别以中文版PCAT-AE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赋值：原值进入），以人口类型（赋值：户籍人口=1；流动人口=2）作为自变量，采用广义线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整体体验水平，以及对基本医疗各核心特征功能的体验水平均比户籍人口低（P<0.05），见表3。分别以中文版PCAT-AE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赋值：原值进入），以人口类型（赋值：户籍人口=1；流动人口=2）作为自变量，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患病情况（因糖尿病、高血压患病情况与慢性病患病情况存在交叉，故未将糖尿病、高血压患病情况作为控制变量）、参加医疗保险类型和年度医疗费用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广义线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调整混杂因素后，流动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整体体验水平比户籍人口低〔b（95%CI）=-0.128（-0.218，-0.037），P=0.006〕，体现在首诊利用〔b（95%CI）=-0.245（-0.341，-0.148），P<0.001〕、连续性照护〔b（95%CI）=-0.175（-0.292，-0.059），P=0.003〕、以家庭为中心〔b（95%CI）=-0.112（-0.225，0.001），P=0.050〕、以社区为导向〔b（95%CI）=-0.176（-0.286，-0.066），P=0.002〕及文化胜任力〔b（95%CI）=-0.270（-0.383，-0.156），P<0.001〕5个方面，见表3。
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体验差异的广义线性模型
The difference in experiences of using essential medical services between permanent and migrant populations analyzed using the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体验差异的广义线性模型
The difference in experiences of using essential medical services between permanent and migrant populations analyzed using the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 因变量 | 初始模型 | 调整后模型a | ||
|---|---|---|---|---|
| b（95%CI） | P值 | b（95%CI） | P值 | |
| 首诊利用维度得分 | -0.407（-0.505，-0.310） | <0.001 | -0.245（-0.341，-0.148） | <0.001 |
| 首诊可及维度得分 | -0.303（-0.416，-0.191） | <0.001 | -0.085（-0.196，0.025） | 0.128 |
| 连续性照护维度得分 | -0.417（-0.535，-0.298） | <0.001 | -0.175（-0.292，-0.059） | 0.003 |
| 转诊协调性维度得分 | -0.262（-0.396，-0.127） | <0.001 | -0.040（-0.174，0.095） | 0.563 |
| 信息协调性维度得分 | -0.225（-0.339，-0.112） | <0.001 | -0.033（-0.144，0.079） | 0.565 |
| 可获得医疗服务的综合性维度得分 | -0.136（-0.238，-0.034） | 0.009 | -0.011（-0.115，0.093） | 0.836 |
| 可提供医疗服务的综合性维度得分 | -0.222（-0.329，-0.115） | <0.001 | -0.045（-0.150，0.060） | 0.401 |
| 以家庭为中心维度得分 | -0.322（-0.436，-0.208） | <0.001 | -0.112（-0.225，0.001） | 0.050 |
| 以社区为导向维度得分 | -0.332（-0.441，-0.223） | <0.001 | -0.176（-0.286，-0.066） | 0.002 |
| 文化胜任力维度得分 | -0.441（-0.556，-0.327） | <0.001 | -0.270（-0.383，-0.156） | <0.001 |
| PCAT-AE总得分 | -0.311（-0.404，-0.218） | <0.001 | -0.128（-0.218，-0.037） | 0.006 |
注：自变量均为人口类型（赋值：户籍人口=1；流动人口=2）；a表示调整的混杂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患病情况、参加医疗保险类型和年度医疗费用；受限于篇幅，未呈现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
我国自2009年实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各地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根本要求，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建设，强化"医防融合"，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充分发挥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双重"网底"作用[11]。作为脆弱人群，流动人口面临的收入水平低、就医成本高、就医不便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12]，目前关于流动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体验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中文版PCAT-AE对广州市流动人口进行调查，通过了解其对基本医疗服务的客观体验情况，并将其与户籍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的体验水平进行比较，弥补了既往研究仅侧重于从主观角度探讨流动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满意程度这一不足，可为改善基本医疗服务质量提供决策依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相比于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整体体验更差，体现在首诊利用、连续性照护、以社区为导向、以家庭为中心和文化胜任力5个维度。
流动人口在首诊利用维度上的体验相对较差，表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流动人口中扮演的"健康守门人"角色有待强化。流动人口对医疗服务的利用状况既受健康信念、健康意识水平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又受时间、距离等客观因素的制约[12]。因此，流动人口在出现医疗服务需求时，常因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做出放弃就医或"就低不就高"的选择，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就诊比例可达65.47%[6,13]。部分省市通过完善流动人口相关的政策、法规提高流动人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率，如深圳市对参加劳务工保险的流动人口实施新型社区首诊制度，要求参保的流动人口患病时需首先至首诊定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13]。尽管流动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的利用率较高，但本研究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对基层首诊的体验并不好。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落后的硬件设施给患者带来了不良体验[7]，另一方面可能与流动人口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间关联不紧密、在基层治理中容易被忽视、家庭医生签约率低有关[14,15]。基于此，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亟须加强与流动人口的联系，通过开展健康相关的交流活动，加强与流动人口的互动[8]，提升流动人口的归属感，从而推进流动人口的家庭医生签约进度，充分发挥家庭（全科）医生的"基层网底"作用。
相比于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在连续性照护维度上的体验较差，与一项针对苏州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研究结果相吻合[16]。连续性照护在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中主要是指患者与某一特定全科医生或家庭医生之间人际关系的连续性。匡莉等[17]、余明洁等[18]的研究结果表明，医患关系的连续性这一全科医疗核心特征功能可使全科医生具有内在优势，并能使全科医生及时识别患者的健康需求、做出转诊决定并为患者提供转诊服务。患者在该维度上的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与全科医生间人际关系的强度、长度和深度[19]。由于流动人口流动性较大，其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难以建立长期、稳定、深入的关系，导致全科医生难以对流动人口进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为流动人口提供连续性医疗服务，注重与其建立长久的信任关系。由较为固定的全科医生团队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对管理的患者进行全面的了解、建立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动态管理系统、实施患者参与式转诊，将有助于保障就诊患者对连续性医疗和照护服务的需求。此外，实现高效的转诊离不开卫生信息技术系统的建设与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通过加大对卫生信息技术系统的建设力度，规范管理患者的病历和健康档案，着力实现区域（医联体内）卫生信息平台互联互通，以便医务人员快速、高效地了解和掌握患者的疾病、健康状况，从而为患者提供具有针对性的连续性医疗和照护服务[20]。
本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在以家庭为中心（P值处于临界状态，故本研究亦将此维度纳入分析）、以社区为导向及文化胜任力维度上的体验存在差异。上述3个维度主要反映的是全科医生对社区居民需求的了解程度，以及其融入社区的程度[21]。研究结果显示，以家庭为中心的照护是满足患者家庭成员对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方式[22]，有助于改善老年人、孕产妇和慢性病患者的就医体验，提升照护效果[23,24,25]，其要求家庭（全科）医生在照护患者的过程中，以家庭系统理论为基础、将家庭作为单元，体现了尊重、信息共享、共同参与和决策、合作/协作的理念[26]。宋笑蕾等[27]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流动是广东省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与广东省流动人口卫生服务的利用存在一定的关联。因此，对流动人口做好以家庭为中心的照护，根据其家庭特征开展综合性照顾服务工作，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还将有助于有效节约医疗资源、控制医疗费用，具有现实意义。
以社区为导向的照护是指在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过程中，以社区医学为指导，重视影响社区人群健康的相关因素，把服务的范围从单一的临床治疗扩大到社区[28,29]。社区作为承载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实体，不但是城乡空间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疾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流动人口在该维度上体验较差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全科医生未花费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流动人口家庭进行定期随访、了解影响其健康的相关因素；另一方面可能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仍偏低，与社区的联系较为薄弱[30]，这也导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健康教育难以全面覆盖流动人口[31]。在提升流动人口对以社区为导向的医疗服务体验水平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积极承担主动了解和关心流动人口的职责，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促进流动人口与社会的融合。对于社区流动人口的健康需求，可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明确，从而推动供需双方的精准对接，助力社区健康服务模式实现创新[32]。
文化胜任力，尤其是语言文化差异对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深入研究与探讨[33,34]。流动人口对现居地文化的了解程度、对现居地地域方言的熟悉程度，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对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文化和地域方言的了解程度都会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提供过程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流动人口对基本医疗服务的体验。有研究表明，跨方言区流动的外来人群面临卫生公平的文化壁垒，方言障碍明显阻碍了流动人口寻求和获取公共卫生服务[35]。如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语言差异可能会造成医患沟通过程中医生难以准确传达真实想法和意见，或患者难以准确理解危险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诊治细节，这对患者的健康管理和疾病治疗是非常不利的。为尽可能降低地域方言对流动人口医疗服务利用和体验的影响，全科医生在工作中应尽可能因人制宜地使用普通话和地域方言，从而更好地实现与患者的深入、高效沟通交流。
为促进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间的健康公平，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加强面向流动人口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宣传工作，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明确流动人口的健康需求，并结合其家庭特征给予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全方位的照顾，进而提高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度和对基本医疗服务的认可度和信任度，提升流动人口的基层首诊意愿，满足其对连续性医疗及照护服务的需求；其次，应探索基本医疗服务新模式，着力提供以人为本、以尊重（语言与文化背景）为前提的照护服务；最后，应深化"医防融合"理念，借助社区优势，推动流动人口慢性病、传染病等疾病预防管理服务与医疗照护服务融合发展，最终助力流动人口健康水平提高的同时，实现社区基本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健康公平。
受调查经费、调查时间等因素的制约，本研究仅选取广州市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样本来源地，一定程度上存在选择偏倚的问题。另外，影响患者对基本医疗服务体验的其他潜在混杂因素，如身体健康状况、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情况等未被纳入控制变量。在今后的研究中，应以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为切入点，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大湾区或全国多个省份，同时将身体健康状况和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情况等因素纳入控制变量，以进一步对本研究的结果进行验证。
本文无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