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慢性应激与抑郁发生相关，非稳态负荷（AL）作为评估机体慢性应激反应的综合生理指标可能在抑郁的发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探讨妊娠早期女性AL水平与抑郁的关系。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11月—2022年6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六安市金安区妇幼保健院产检的630例妊娠早期女性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抑郁分为抑郁组（n=162）和非抑郁组（n=468）。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妊娠相关焦虑量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收集AL相关数据。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妊娠早期女性AL与抑郁的相关性。
630例妊娠早期女性抑郁发生率为25.7%（162/630）。低水平AL（AL<3分）孕妇427例（67.8%），高水平AL（AL≥3分）孕妇203例（32.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水平AL是妊娠早期女性抑郁的危险因素〔OR=1.651，95%CI（1.096，2.489），P<0.05〕。
妊娠早期女性AL与抑郁存在正向关联，高水平AL会增加抑郁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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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稳态负荷（allostatic load，AL）是衡量慢性生理应激的指标，反映了慢性应激下人体各项生理系统累积磨损的情况[1]。有研究表明AL偏高会导致慢性疾病[2]、不良妊娠结局[3]等健康问题。妊娠对女性来说是一个应激的过程，尤其在妊娠早期，身体和角色的同时变化给孕妇带来生理、心理的双重应激，孕妇长期暴露于应激状态可能会导致不良心理问题的发生。妊娠期常见的心理问题为抑郁状态[4]，表现为情绪低落、注意力下降、自我评价低等症状，同时伴随社会活动功能的减退[5]。一项多中心研究显示，中国妊娠期女性抑郁的发生率高达28.4%[6]。妊娠期抑郁不仅会增加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还会导致不良妊娠结局和子代神经行为发育问题[7,8]。社会的发展使得妊娠期应激源更加复杂多样，孕妇面临着更高负荷的压力，抑郁的发生风险也会增加，因此妊娠期慢性应激与抑郁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国外AL相关研究多为AL及其影响因素、AL与特定疾病的关系研究，而国内仅有少数AL与精神疾病的相关研究。AL与抑郁的相关性已在老年及青少年人群中被证明[9,10]，而妊娠期女性AL与抑郁的关联性尚缺乏研究。妊娠早期是妊娠期抑郁发生的危险时期[11]，因此本研究重点探讨妊娠早期女性AL与抑郁的关系，为妊娠期抑郁的预防与干预提供参考。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11月—2022年6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六安市金安区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招募符合研究要求的630例妊娠早期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自然受孕，单胎；（2）孕周≤13+6周；（3）思维清晰，表达正常；（4）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既往有严重精神心理疾病；（2）妊娠前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肝炎等基础疾病。本研究已取得安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批（s20210076）。
包括孕妇的人口社会学资料和产科资料，如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宗教信仰、睡眠情况、负性生活事件经历、家庭支持、产次、流产史、性别期望等。
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评估妊娠早期女性抑郁状况。EPDS是全球应用较广泛的围生期抑郁筛查工具[12]。量表包括3个维度，1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0~3分），总分0~30分；分数越高，抑郁程度越重。本研究采用妊娠期抑郁筛查推荐的9分[13]作为临界值，≥9分为存在妊娠早期抑郁。根据有无抑郁将研究对象分为抑郁组（n=162）和非抑郁组（n=468）。原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采用肖利敏等[14]研制的妊娠相关焦虑量表（Pregnancy-specific Anxiety Questionnaire，PAQ）评定妊娠早期焦虑状况。PAQ由13个与妊娠相关的条目组成，包括"关注自我""担心胎儿健康"及"担心分娩"3个维度；采用4级评分，总分13~52分，总分≥24分为存在妊娠相关焦虑。量表重测相关系数和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9和0.81，信效度良好。
目前AL评价方法还没有统一的金标准[15]。基于AL研究相关文献[3,16,17]，本研究选择以下生物标志物作为孕妇AL的评价指标：BMI、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腰臀比（waist hip ratio，WHR）、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超敏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这8项指标分别代表慢性应激状态下的心血管系统、代谢系统和免疫系统的生理变化。AL计分方法：采用高风险四分位法[18]对AL相关指标进行评分，其中HDL-C指标的下四分位数为高风险，其他指标均为上四分位数为高风险。将处于高风险四分位的生物标志物分值计为1分，否则计为0，最后将各生物标志物的分值相加得到总分，即为AL得分，范围0~8分，分值越高表明健康风险越大。本研究以人群中AL总分的上四分位数3分为截断值，将AL分为低水平AL（AL<3分）和高水平AL（AL≥3分）。
通过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进行资料收集。问卷调查：严格遵循纳入、排除标准选择研究对象，获得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研究人员接受统一培训，采用统一指导语；所有调查表中有调查员的签名；当场回收问卷并检查问卷填写完整性，如有缺失及时补全。体格检查：由研究人员测量研究对象无鞋、轻薄服装下的身高和体质量、腰围和臀围，并计算BMI和WHR；使用脉博士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SBP和DBP）。实验室检查：研究对象在采血前须禁食10 h，由医院检验科护士抽取空腹血样，及时送检，使用美国贝克曼库尔特AU5800、日立7600-02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TC、HDL-C、FPG、hs-CRP。
问卷双人核对录入，使用SPSS 24.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使用（
±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使用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为防止遗漏重要自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P<0.1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妊娠早期女性发生抑郁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调查630例妊娠早期女性，抑郁发生率为25.7%，抑郁组与非抑郁组妊娠早期女性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负性生活事件、失眠、妊娠相关焦虑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妊娠早期女性年龄、职业、宗教信仰、产次、流产≥2次、性别期望、有问题时依靠家人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n（%）〕
Basic information of study subjects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and non-depression group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n（%）〕
Basic information of study subjects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and non-depression group
| 项目 | 抑郁组（n=162） | 非抑郁组（n=468） | χ2值 | P值 | 项目 | 抑郁组（n=162） | 非抑郁组（n=468） | χ2值 | P值 |
|---|---|---|---|---|---|---|---|---|---|
| 年龄 | 0.783 | 0.676 | 产次 | 0.153 | 0.696 | ||||
| ≤24岁 | 20（12.3） | 65（13.9） | 初产 | 92（56.8） | 274（58.5） | ||||
| 25~29岁 | 70（43.2） | 213（45.5） | 经产 | 70（43.2） | 194（41.5） | ||||
| ≥30岁 | 72（44.4） | 190（40.6） | 流产≥2次 | 2.802 | 0.094 | ||||
| 受教育程度 | 14.971 | 0.002 | 否 | 131（80.9） | 404（86.3） | ||||
| 初中及以下 | 45（27.8） | 73（15.6） | 是 | 31（19.1） | 64（13.7） | ||||
| 高中/中专 | 28（17.3） | 95（20.3） | 性别期望 | 2.833 | 0.092 | ||||
| 大专 | 51（31.5） | 138（29.5） | 无 | 112（69.1） | 355（75.9） | ||||
| 本科及以上 | 38（23.5） | 162（34.6） | 有 | 50（30.9） | 113（24.1） | ||||
| 职业 | 3.540 | 0.170 | 负性生活事件 | 12.185 | <0.001 | ||||
| 无业 | 10（6.2） | 31（6.6） | 无 | 101（62.3） | 358（76.5） | ||||
| 个体/服务/农民工人 | 58（35.8） | 205（43.8） | 有 | 61（37.7） | 110（23.5） | ||||
| 事业/企业单位 | 94（58.0） | 232（49.6） | 失眠 | 37.216 | <0.001 | ||||
| 家庭人均年收入 | 13.626 | 0.003 | 无 | 93（57.4） | 381（81.4） | ||||
| <1.0万元 | 18（11.1） | 29（6.2） | 有 | 69（42.6） | 87（18.6） | ||||
| 1.0~2.9万元 | 32（19.8） | 57（12.2） | 有问题时依靠家人 | 1.467 | 0.480 | ||||
| 3.0~4.9万元 | 41（25.3） | 109（23.3） | 不同意 | 7（4.3） | 17（3.7） | ||||
| ≥5.0万元 | 71（43.8） | 273（58.3） | 中立 | 21（13.0） | 46（9.8） | ||||
| 宗教信仰 | 0.857 | 0.355 | 同意 | 134（82.7） | 405（86.5） | ||||
| 无 | 153（94.4） | 450（96.2） | 妊娠相关焦虑 | 42.754 | <0.001 | ||||
| 有 | 9（5.6） | 18（3.8） | 无 | 73（45.1） | 343（73.3） | ||||
| 有 | 89（54.9） | 125（26.7） | |||||||
630例妊娠早期女性低水平AL（AL<3分）有427例（67.8%），高水平AL（AL≥3分）203例（32.2%）。抑郁组妊娠早期女性高水平AL占比40.7%（66/162），非抑郁组妊娠早期女性高水平AL占比29.3%（137/468），两组妊娠早期女性AL水平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246，P<0.05）；抑郁组妊娠早期女性AL总分（2.24±1.75）分，非抑郁组妊娠早期女性AL总分（1.94±1.59）分，两组AL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18，P<0.05）。
将单因素分析中P<0.1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有/无抑郁（赋值：有抑郁=1，无抑郁=0）为因变量，以受教育程度（赋值：初中及以下=0，高中/中专=1，大专=2，本科及以上=3）、家庭人均年收入（赋值：<1.0万元=0，1.0~2.9万元=1，3.0~4.9万元=2，≥5.0万元=3）、流产≥2次（赋值：无=0，有=1）、性别期望（赋值：无=0，有=1）、负性生活事件（赋值：无=0，有=1）、失眠（赋值：无=0，有=1）、妊娠相关焦虑（赋值：无=0，有=1）、AL水平（赋值：低水平AL=0，高水平AL =1）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失眠、妊娠相关焦虑、AL水平是妊娠早期女性发生抑郁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2。
妊娠早期女性抑郁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Multivariab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epression among women in early pregnancy
妊娠早期女性抑郁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Multivariab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epression among women in early pregnancy
| 指标 | B | SE | Wald χ2值 | P值 | OR值 | 95%CI |
|---|---|---|---|---|---|---|
| 受教育程度 | ||||||
| 高中/中专 | -0.727 | 0.314 | 5.361 | 0.021 | 0.484 | （0.261，0.894） |
| 大专 | -0.556 | 0.280 | 3.941 | 0.047 | 0.574 | （0.331，0.993） |
| 本科及以上 | -0.919 | 0.299 | 9.422 | 0.002 | 0.399 | （0.222，0.717） |
| 家庭人均年收入 | ||||||
| 1.0~2.9万元 | 0.276 | 0.409 | 0.453 | 0.501 | 1.317 | （0.591，2.938） |
| 3.0~4.9万元 | -0.107 | 0.386 | 0.077 | 0.781 | 0.899 | （0.422，1.913） |
| ≥5.0万元 | -0.420 | 0.362 | 1.347 | 0.246 | 0.657 | （0.323，1.335） |
| 流产≥2次 | ||||||
| 是 | 0.375 | 0.273 | 1.891 | 0.169 | 1.455 | （0.853，2.482） |
| 性别期望 | ||||||
| 有 | 0.186 | 0.224 | 0.692 | 0.405 | 1.205 | （0.777，1.869） |
| 负性生活事件 | ||||||
| 有 | 0.367 | 0.217 | 2.856 | 0.091 | 1.443 | （0.943，2.208） |
| 失眠 | ||||||
| 有 | 1.059 | 0.219 | 23.484 | <0.001 | 2.884 | （1.879，4.427） |
| 妊娠相关焦虑 | ||||||
| 有 | 1.117 | 0.205 | 29.685 | <0.001 | 3.056 | （2.045，4.568） |
| AL水平 | ||||||
| 高水平AL | 0.502 | 0.209 | 5.743 | 0.017 | 1.651 | （1.096，2.489） |
注：AL=非稳态负荷。
近年来，孕产妇的心理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公共健康问题，妊娠期抑郁的发生率高、危害大，关注妊娠期抑郁对于改善孕产妇心理健康、促进母体与子代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妊娠期压力与抑郁的发生密切相关，本研究以AL作为妊娠期应激的衡量指标，探讨妊娠早期女性AL与抑郁的关联，为孕产妇抑郁情绪的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提供实践参考。
本研究结果显示630例妊娠早期女性抑郁检出率为25.7%，与徐继红等[19]研究中妊娠早期25.97%抑郁症状的检出率较为接近。这提示妊娠早期抑郁发生率较高，妊娠期抑郁是产后抑郁强烈的预测因子之一[20]，若不能得到及时干预可能会发展成产后抑郁，对产妇及其子代、家庭、社会均有严重的危害和影响[21]，因此妊娠早期的孕妇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发布《抑郁症、老年痴呆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22]提出应对重点人群开展抑郁症的筛查评估，将孕产期抑郁筛查纳入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流程，但由于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政策的实施细则，较多地区的孕产期抑郁筛查工作尚未落实。这提示妇幼保健机构应结合常规孕检制度，制订孕产期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流程和执行标准，将孕产妇抑郁筛查纳入常规检查项目；同时加强专业人员培训和公众宣教，落实孕产期抑郁筛查工作。
引起妊娠期抑郁的原因众多，本研究纳入了生理、心理和社会等不同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是妊娠早期抑郁的保护因素，这与吴散散[23]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原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妊娠早期女性缺乏对妊娠和分娩的科学认知，不具备良好应对妊娠期身心变化的能力，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本研究还发现妊娠相关焦虑、失眠为妊娠早期抑郁的危险因素，既往有研究发现焦虑和抑郁高度相关，妊娠期焦虑与抑郁常同时发生[24]；妊娠早期孕激素的升高会使孕妇容易产生情绪波动，加上早孕反应带来的生理不适，均可能引起孕妇频繁失眠。而睡眠问题与抑郁相互影响，睡眠障碍会加重抑郁程度[25]。因此母婴保健人员早期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妊娠期健康教育活动，提升妊娠期女性的母婴健康素养；孕妇自身可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高睡眠质量，减少睡眠问题带来的负性影响。
本研究处于高水平AL的孕妇有203例（32.2%），反映了妊娠早期女性群体中多系统生理功能失调的孕妇所占比例较高，慢性应激给孕妇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妊娠早期女性高水平AL与抑郁存在正向关联，高水平AL会增加抑郁的发生风险。有研究显示中老年、青少年群体的AL与抑郁呈正相关，AL与应激相关精神障碍的高风险呈正相关，尤其是以抑郁和焦虑为代表的精神障碍[26]；降低AL，能够降低抑郁发生率[27]。但目前国内外涉及孕产妇人群AL的研究较少，且主要为AL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探讨，因此妊娠期女性AL与抑郁的关系暂无相关文献支持。但从发病机制角度分析，妊娠期抑郁的发生是由孕妇的慢性应激状态和生理、心理脆弱性的相互作用导致[28]，慢性应激导致的高水平AL会影响与情绪处理相关的脑区结构，使个体易患抑郁[29]。妊娠是女性人生中的重大应激事件，尤其在妊娠早期，此时孕妇生理上对胚胎的免疫排异及耐受需要调整和适应；心理上处于接受人生转变的初期，更易感受到社会、家庭关系的变化[30]，易产生负性情绪。因此，妊娠期各方面应激源的持续存在会使孕妇处于应激状态，当超出机体的应对能力时，将引起多项生理系统功能失调和高水平AL，而多项生理系统功能受损会进一步影响人的社会心理功能[31]，最终可能导致抑郁等疾病的发生。
故AL作为评估机体慢性应激的综合生理指标，可能在抑郁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抑郁的发病机制复杂，本研究为抑郁的防治研究提供了以AL为视角的新思路，对于抑郁的早期预警、预防及治疗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妊娠对于女性来说是标志人生角色转变的应激事件，慢性应激状态下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均会受到不良影响。本研究采用AL这一客观指标评估妊娠期女性慢性应激水平，在孕妇人群中探索AL与抑郁的关系，研究发现妊娠早期女性抑郁和高水平AL的发生率较高，高水平AL与抑郁呈正向关联。孕妇是我国抑郁防治领域的重点关注人群，各医疗机构应切实关注孕妇心理健康水平，妊娠期可通过减少慢性应激、提高妊娠期女性的应激应对能力等方法，降低慢性应激导致的高水平AL，从而减少妊娠期抑郁和产后抑郁的发生。
该研究结果仅为本研究团队开展妊娠期女性不同时期AL纵向研究的一个横断面调查，无法推断因果结论。妊娠的不同时期应激源不同，AL作为机体生理指标的集合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探究妊娠女性整个妊娠期的AL变化特征及其对分娩结局、产后抑郁的影响，可作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号：ChiCTR2200066044
王明欢，李玉红，袁德慧，等.妊娠早期女性非稳态负荷水平与抑郁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23，26（21）：2609-2613，2619. DOI：10.12114/j.issn.1007-9572.2023.0017.[www.chinagp.net]
WANG M H，LI Y H，YUAN D H，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allostatic load level and depression among women in early pregnancy[J]. Chinese General Practice，2023，26（21）：2609-2613，2619.
本文无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