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重症肺炎患者发生肺部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收集所有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ICU的重症肺炎患者151例，根据住院期间是否发生真菌感染分为真菌感染组(78例)和无真菌感染组(73例)，收集患者入院前的基线资料、住院时间和住ICU时间，比较2组症状、外科手术史、CT影像特征、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和淋巴细胞计数比值(NLR)、白细胞介素6(IL-6)、IL-8和降钙素原(PCT)、总T细胞CD3+和白蛋白，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肺部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
真菌感染组患者住院时间和住ICU时间均较无真菌感染组长，分别为[13.5(8.0，22.0)]d比[9.0(6.0，13.0)]d和[10.0(5.0，16.3)]d比[7.0(4.0，9.0)]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值分别为2.69、2.98；均P<0.05)。真菌感染组合并发热和有外科手术史者的比例较无真菌感染者高，分别为53.8%(42/78)比46.6%(34/73)和16.7%(13/78)比2.7%(2/7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5.87、8.18；均P<0.05)。真菌感染组中性粒细胞计数、PCT、NLR的峰值、IL-6、IL-8均较无真菌感染组高；总T细胞CD3+和白蛋白较无真菌感染组低，分别为中性粒细胞计数峰值[12.43(8.77，17.07)]×109/L比[9.22(6.30，15.34)]×109/L；PCT峰值[1.94(0.26，11.02)]mg/L比[0.47(0.14，3.49) mg/L；NLR峰值[25.24(12.39，45.49)]比[13.49(6.43，28.58)]；IL-6[26.55(6.58，156.98)] ng/L比[13.73(1.87，60.93)] ng/L；IL-8[5.13(0.81，34.12)] ng/L比[1.73(0.37，7.85)]ng/L；总T细胞CD3+[0.47(0.25，0.73)]×109/L比[0.69(0.28，0.96)]×109/L；白蛋白[27.00(24.00，30.00)]g/L比[30.00(27.00，35.00)]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值分别为2.42、2.82、3.07、2.44、2.09、2.25、4.33，均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入院前3个月内有外科手术史(OR＝9.206，P＝0.009)、入院时IL-8>3.734 ng/L(OR＝1.955，P＝0.042)、入院时白蛋白≤28 g/L(OR＝3.833，P<0.001)是重症肺炎合并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
患者入院前3个月有外科手术史、入院时IL-8>3.734 ng/L、入院时白蛋白≤28 g/L是重症肺炎患者发生肺部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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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广谱抗生素、侵入性操作、免疫抑制剂等在临床的广泛应用，真菌感染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可能导致全世界每年超过150万病例的死亡，其中肺部是最常见的感染部位之一[1]。重症肺炎患者较普通肺炎患者更容易合并免疫功能异常和更需要侵入性诊疗操作，如果临床表现及影像学不典型，将引起此类人群肺部真菌感染的诊治延误，这也是肺部真菌感染后病死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病理活检仍是诊断感染性疾病的金标准，但重症肺炎的患者大多合并呼吸衰竭、凝血功能障碍等多器官功能不全或衰竭，无法耐受肺活检，并且这些方法相对不敏感和耗时长(平均培养时长48~72 h)[2]，有研究显示CT引导下肺组织活检阳性率仅有32.5%[3]，宏基因组二代测序对真菌的敏感性也仅为57.1%[4]。目前临床医师往往将实验室生化与病原学检测相结合以提高诊断率，如临床使用广泛的β-D-葡聚糖试验(G试验)及半乳甘露聚糖抗原试验(GM试验)，但它们的结果容易受到药物、病原体种类、并发症等多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感染早期抗原并未进入血液，故血清中抗原峰浓度出现较迟，因此G试验、GM试验在早期诊断真菌感染方面有所欠缺[5,6,7]。现已有不少研究证实延迟治疗与真菌感染患者的病死率增加有关[8,9]。因此，探寻能影响肺部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对临床诊疗有重大意义。血常规、细胞因子测定、免疫细胞测定等都是临床上常用的检测项目，而且真菌的发病与宿主的免疫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细胞因子更是介导先天及后天免疫的重要介质[10,11,12]，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上述实验室指标对重症肺炎合并真菌感染患者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