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是治疗各种血液系统疾病的有效方法。移植前预处理是HSCT的首个步骤，关系到HSCT的成败，而不同的预处理方案各有利弊。笔者拟就清髓性预处理(MAC)方案、非清髓性预处理(NMAC)方案、减低剂量预处理(RIC)方案及其他特殊HSCT前预处理方案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指导临床进行个体化的HSCT预处理方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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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的预处理需要达到下述目的：充分清除或抑制患者的免疫系统，防止移植物被排斥；将肿瘤细胞数量减至最低，达到疾病的长期控制，最终通过移植物抗肿瘤(graft versus tumor，GVT)效应彻底清除肿瘤细胞；将患者造血干细胞从骨髓龛中清除，使植入的供者造血干细胞获得充足的空间以支持其增殖及分化。传统清髓性预处理(myeloablative conditioning，MAC)方案不良反应多，仅适合于年轻及体能状态良好的患者，然而大部分血液系统恶性疾病患者在70～80岁才被确诊[1]，部分高龄患者亦需要接受HSCT治疗，随着对GVT效应的深入研究，非清髓性预处理(nonmyeloablative conditioning，NMAC)方案与减低剂量预处理(reduced-intensity conditioning，RIC)方案逐渐形成并发展。
2006年，国际血液与骨髓移植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 Research，CIBMTR)将HSCT的预处理方案分类为MAC、NMAC及RIC方案。MAC方案由烷化剂和(或)全身照射(total body irradiation, TBI)组成，能够清除患者骨髓造血干细胞，患者接受MAC方案后，自身造血功能不能恢复[2]。常用的NMAC方案由2 Gy TBI＋氟达拉滨或氟达拉滨＋环磷酰胺组成，其引起的血细胞数量减少程度最低[2]。与MAC方案不同，RIC方案中烷化剂或TBI剂量通常减低为前者的70%以下，RIC方案中通常使用的烷化剂为白消安、曲奥舒凡及美法仑[2]。RIC方案可以引起可逆的骨髓抑制(通常在HSCT后28 d以内)；首次评估时部分患者为混合嵌合；非血液学不良反应少见[3]。笔者拟就MAC、NMAC、RIC方案及其他特殊预处理方案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指导临床HSCT预处理方案的选择。
TBI具有较强的免疫抑制作用与抗肿瘤活性，与化疗药物之间不存在交叉耐药，能够穿透中枢神经系统及睾丸等由于生理屏障造成的肿瘤细胞"庇护所"[3]。分次TBI可以在减低预处理方案引起的器官不良反应的同时保留抗肿瘤效应，常用的以TBI为基础的MAC方案为分次TBI联合环磷酰胺或其他化疗药物，例如阿糖胞苷、依托泊甙、美法仑等方案。其中，TBI＋依托泊甙方案在急性白血病，尤其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的预处理方案中广泛应用，甚至对高危患者亦有效。与不含TBI的预处理方案相比，该方案能够更好地发挥清除ALL患者免疫系统的作用，当然与之相应的不良反应为组织损伤，并且由于TBI对儿童生长、发育的不良影响，儿童ALL预处理方案采用TBI利大于弊。有研究结果表明，较高剂量的TBI为基础的MAC方案可以减低血液系统恶性疾病患者的复发率，尤其对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4]患者。与化疗药物为基础的MAC方案相比，较高剂量TBI为基础的MAC方案的抗肿瘤效应更强，然而其不良反应与增高的治疗相关死亡率(treatment related mortality，TRM)严重影响了患者的长期总体生存(overall survival，OS)率。TBI剂量过高会增加患者严重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例如致死性胃肠道、肝、肺损伤，继发肿瘤，儿童生长、发育障碍等，而TBI剂量过低则会增加移植排斥与疾病复发的风险。此外，患者的年龄、并发症均限制了TBI的广泛使用；并且，并非所有的医疗机构均有条件开展TBI；曾接受过TBI治疗的患者不宜接受以TBI为基础的MAC方案，因为靶器官放射剂量的累积会增加TBI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此外，接受以TBI为基础的MAC方案后进行HSCT的患者应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CSF)可增加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GVHD)的发生风险，这可能与TBI上调患者树突状细胞G-CSF受体的表达水平相关，G-CSF的应用激活了供者的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 T淋巴细胞，促进γ干扰素的释放，增强供者T淋巴细胞的功能，从而增加GVHC发生风险[5]。
为了避免高剂量TBI的近期及远期不良反应，以白消安替代TBI成为MAC方案的改良趋势。白消安的稳态血药浓度与HSCT的预后密切相关。不同个体口服白消安后，稳态血药浓度差异较大，导致口服相同剂量白消安的患者间药代动力学、不良反应与药物效应的差异较大，从而影响了白消安＋环磷酰胺方案的疗效。随着静脉注射白消安的应用，由于白消安稳态血药浓度波动带来的不良反应显著减少。Copelan等[6]回顾性分析了1 230例AML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1期患者接受以TBI＋环磷酰胺为基础的预处理方案、以静脉注射白消安＋环磷酰胺为基础的预处理方案或以口服白消安＋环磷酰胺为基础的预处理方案后，进行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相合同胞或无关供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的结果，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与以TBI＋环磷酰胺为基础的预处理方案相比，接受以静脉注射白消安＋环磷酰胺为基础的预处理方案患者的非复发病死率(non-relapse mortality，NRM)更低(RR＝0.58，95%CI：0.39～0.86，P＝0.007 0)，OS率(RR＝0.68，95%CI：0.52～0.88，P＝0.003 4)及无病生存率(disease free survival，DFS)率(RR＝0.70，95%CI：0.55～0.88，P＝0.002 8)更高；而接受以口服白消安＋环磷酰胺为基础的预处理方案患者的NRM、OS率及DFS率与接受TBI＋环磷酰胺方案者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Nagler等[7]对接受同胞供者allo-HSCT的CR1或CR2期AML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795例接受静脉注射白消安＋环磷酰胺预处理方案，864例接受TBI＋环磷酰胺预处理方案，结果显示接受2种预处理方案患者的植入率分别为98%与99%，二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年NRM分别为(12±1)%与(15±2)%，二者相比，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接受TBI＋环磷酰胺预处理方案患者相比，接受静脉白消安＋环磷酰胺预处理方案的患者的Ⅱ度以上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aGVHD)发生率更低(31%比20%，P<0.001)，但是后者的2年复发率为(26±3)%，高于前者的(21±1)%，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最近，CIBMTR进行了一项纳入1 483例接受TBI或者静脉注射白消安2种不同预处理方案HLA相合同胞或无关供者HSCT治疗的髓系恶性疾病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接受2种不同预处理方案患者的年龄、性别构成比、体能状态、疾病类型及接受HSCT时疾病状态相当。该研究结果证实，与TBI相比，静脉注射白消安的患者具有生存优势，并且没有增高患者的复发风险或TRM[8]。白消安＋环磷酰胺方案经改良后的白消安＋环磷酰胺2方案，即环磷酰胺剂量从200 mg/kg减低至120 mg/kg，亦在auto-HSCT与allo-HSCT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大剂量环磷酰胺的应用可能引起出血性膀胱炎(hemorrhagic cystitis，HC)，肾盂积水，尿酸性肾病，严重心脏不良反应，肝静脉闭塞性疾病(hepatic veno-occlusive disease，HVOD)与黏膜炎等不良反应，患者TRM与住院时间增高，因此在白消安＋环磷酰胺2方案基础上进一步减低环磷酰胺剂量，甚至采用其他免疫抑制剂替代环磷酰胺是近年改良MAC方案的研究趋势[3]。
氟达拉滨具有免疫抑制作用强、髓外不良反应少的优点，同时具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并且可以抑制烷化剂诱导的DNA损伤修复，因此与烷化剂联用可以增强后者的抗肿瘤效果。氟达拉滨替代环磷酰胺可以保留其免疫抑制作用，同时避免环磷酰胺与白消安联用导致的髓外不良反应。多个研究中心尝试对需要进行allo-HSCT的患者采用清髓性剂量的白消安联合不同剂量氟达拉滨(累积剂量为120～250 mg/m2)预处理方案，并且以白消安＋环磷酰胺2方案作为对照。其中，Lee等[9]进行的Ⅲ期临床对照试验比较了64例接受白消安＋环磷酰胺方案预处理与62例接受白消安＋氟达拉滨方案预处理后接受HLA相合allo-HSCT的白血病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MDS)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白消安＋环磷酰胺方案具体为白消安3.2 mg/(kg·d)×4 d,环磷酰胺60 mg/(kg·d)×2 d，白消安＋氟达拉滨方案具体为白消安3.2 mg/(kg·d)×4 d，氟达拉滨30 mg/(m2·d)×5 d。该研究结果发现，与接受白消安＋环磷酰胺方案患者相比，接受白消安＋氟达拉滨方案患者的复发率未减低，但是移植物植入更快，Ⅲ～Ⅳ度aGVHD，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hronic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aGVHD)，HVOD发生率均减低(8.1%比14.1%、68.0%比72.2%、4.8%比10.0%，P<0.05)[9]。最近，Lei等[10]纳入9项临床对照试验的Meta分析比较1 155例血液系统恶性疾病患者接受白消安＋环磷酰胺与白消安＋氟达拉滨预处理方案后进行allo-HSCT的结果，发现2种方案预处理后接受HSCT患者的OS率、无事件生存(event free survival，EFS)率，aGVHD累计发生率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接受白消安＋氟达拉滨预处理方案患者相比，接受白消安＋环磷酰胺方案者的NRM更高，但差异却无统计学意义(RR＝1.48, 95%CI: 0.97～2.26)；而接受白消安＋环磷酰胺预处理方案患者的肝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高于接受白消安＋氟达拉滨方案者，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1.90, 95%CI: 1.00～3.61)。该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肝功能差的血液系统恶性疾病患者，白消安＋氟达拉滨方案可以作为首选的预处理方案[10]。
美法仑具有免疫抑制作用与抗肿瘤效应，为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与淋巴瘤患者预处理方案的主要组成药物，美法仑(剂量为200 mg/m2)为MM患者接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logou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uto-HSCT)的标准预处理方案。Blanes等[11]对51例接受静脉注射白消安＋美法仑预处理方案与102例接受美法仑单药预处理方案后，进行auto-HSCT的MM患者进行分析，该研究中接受2种预处理方案患者的年龄、诊断时疾病状态、诱导治疗的反应等具有可比性。该研究发现，接受静脉注射白消安(9.6 mg/kg)＋美法仑(140 mg/ m2)预处理方案患者比接受美法仑单药(200 mg/m2)预处理方案者，具有较高的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期(24个月比33个月)，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二者OS率与TRM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Kebriae等[12]对46例ALL患者接受静脉注射白消安＋美法仑方案预处理后进行HLA同胞或无关供者allo-HSCT的前瞻性单臂Ⅱ期研究结果显示，患者2年OS率、PFS率与NRM分别为35% (95%CI：23%～51%)、31% (95%CI：21%～48%)与37% (95%CI：23%～50%)，100 d的急性NRM为12% (95%CI：5%～24%)，年龄≤40岁患者与年龄>40岁者相比，其2年NRM显著增高(58%比20%)，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这主要与发生GVHD相关。该研究结果表明，对ALL患者采用静脉注射白消安＋美法仑预处理方案，可以改善患者接受allo-HSCT后的疗效。Zhang等[13]回顾性分析了94例血液系统恶性疾病患者接受白消安＋美法仑＋氟达拉滨＋阿糖胞苷(busulfan, melphalan, fludarabine and cytarabine，BMFA)预处理方案与接受白消安＋环磷酰胺＋氟达拉滨＋阿糖胞苷(busulfan, cyclophosphamide, fludarabine and cytarabine，BCFA)预处理方案allo-HSCT的临床资料，分析患者接受者2种预处理方案后进行allo-HSCT的疗效，其中接受2种不同方案预处理患者的一般情况、疾病亚型比例、接受HSCT前疾病状态比例、不同HLA配型比例等临床资料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该研究分析发现，接受BMFA预处理方案的患者与接受BCFA预处理方案者相比，其复发率较低(4.3%比25.0%)，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而NRM、OS率、DFS率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Gorin等[14]对853例预后良好及中危的AML CR1期患者接受auto-HSCT的结果进行分析，发现与接受白消安＋环磷酰胺预处理方案患者相比，接受白消安＋美法仑方案者的复发率较低(52.2%比39.5%)，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其无白血病生存(leukemia free survival，LFS)率(44.6%比55.4%)与OS率(63.0%比73.8%)较高，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5 0、0.000 7)；接受白消安＋环磷酰胺预处理方案患者与接受白消安＋美法仑方案患者的NRM分别为3.2%与4.5%，二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6)。这表明，应用白消安＋美法仑预处理方案可以改善AML CR1期患者接受auto-HSCT后的疗效。
虽然MAC方案有利于供者造血干细胞的植入，但是其较强的髓外不良反应与较高的TRM，使高龄患者与有并发症的患者不适合接受MAC方案。NMAC与RIC方案不具有上述缺点，更适合不能耐受MAC方案的患者。通常接受NMAC与RIC方案后进行allo-HSCT的患者，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初始混合嵌合状态，这种初始混合嵌合状态程度在不同的细胞亚群存在差异，这主要取决于预处理方案的强度，供者与患者的HLA相合程度，移植物组成(是否去除T淋巴细胞、自体造血干细胞或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等。应用RIC方案后，可以使得接受allo-HSCT的患者更快地获得完全嵌合状态；而应用NMAC方案后，患者达到完全嵌合状态需要数月。在混合嵌合状态下，剩余的患者T淋巴细胞可以抑制供者免疫细胞，因此与接受MAC方案患者相比，接受MAC或RIC方案患者的aGVHD发生率更低(36%比12%)、程度更轻(HR＝3.6，95%CI：1.5～8.8)[15]。对于治疗部分先天血液系统非恶性疾病，HSCT后达到混合嵌合状态即能够获得良好的疗效；但是对于血液系统恶性疾病，产生GVT效应，控制恶性疾病进展，HSCT后达到完全嵌合状态为必需的。由于NMAC与RIC方案均不会立即清除患者具有正常免疫功能的细胞，因此与接受MAC方案患者相比，接受NMAC与RIC方案者发生感染的程度更轻。不同疾病对GVT效应的灵敏度不同，肿瘤负荷及肿瘤增殖速率亦会影响GVT效应。因此，NMAC与RIC方案更适合用于GVT效应较敏感、肿瘤细胞增殖速率较慢的血液系统恶性疾病。
NMAC方案具有一定程度的免疫抑制性，可以保证输注的供者淋巴细胞与造血干细胞在混合嵌合状态下植入，然后通过供者免疫细胞的作用逐步清除患者造血细胞与免疫细胞，最终形成完全嵌合状态。Brammer等[16]对147例进行HLA全相合或HLA7/8位点相合同胞或无关供者allo-HSCT的髓系与淋巴系恶性疾病患者的前瞻性研究结果表明，白消安＋氟达拉滨＋TBI的NMAC方案对髓细胞系与淋巴细胞系恶性疾病均有效，并且适用于老年患者及有并发症者。Khawaja等[17]对165例处于缓解期的AML患者应用MAC或NMAC方案后，进行同胞供者或无关供者allo-HSCT的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57例年龄>60岁或体能状态差的患者接受环磷酰胺/氟达拉滨的NMAC方案，108例年龄≤60岁或体能状态好的患者接受MAC方案，结果发现接受MAC与NMAC方案后进行HSCT患者的EFS率与OS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接受NMAC方案后allo-HSCT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为疾病复发。一项纳入1 092例经2 Gy TBI±氟达拉滨预处理方案后进行HLA相合allo-HSCT的血液系统恶性疾病患者的前瞻性研究结果表明，患者5年复发相关死亡率为34.5%，5年NRM为24%，GVHD为NRM的主要原因[18]。最近一项纳入51例进行HLA相合同胞或无关供者allo-HSCT的CD20＋ 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B cell non-Hodgkin lymphoma，B-NHL)成年患者的前瞻性Ⅱ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对于CD20＋ B-NHL患者，接受利妥昔单抗联合NMAC方案后进行allo-HSCT是安全有效的，患者2年EFS率与OS率分别为72%(95%CI: 59%～85%)与78% (95%CI: 66%～90%)[19]。
RIC方案为老年及有并发症的中危或高危AML患者进行allo-HSCT的常用预处理方案[20]。最常用的RIC方案为氟达拉滨联合低剂量TBI或氟达拉滨联合白消安、环磷酰胺、美法仑等烷化剂[21]。McClune等[22]对接受RIC方案后进行HLA相合同胞或无关供者allo-HSCT的545例AML患者进行分析，患者性别、疾病状态、确诊至接受allo-HSCT的时间等在不同年龄组间具有可比性。该研究发现，年龄对NRM、Ⅱ～Ⅳ度aGVHD发生率、cGVHD发生率及复发率均无显著影响，年龄≥65岁患者与40～54岁患者的1年NRM分别为30%与21%(P＝0.29)，2年OS率分别为34%与50%(P＝0.06)。一项Meta分析结果表明，接受MAC与RIC方案后进行allo-HSCT患者的OS率、DFS率与NRM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与接受MAC方案患者相比，接受RIC方案者的Ⅱ～Ⅳ度aGVHD发生率显著减低(OR＝0.59，95%CI：0.36～0.96，P＝0.03)[23]。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表明，与接受MAC方案后进行allo-HSCT的MDS与AML患者相比，接受RIC方案者进行allo-HSCT后100 d NRM较低(P<0.01)，但是allo-HSCT后1年内的复发风险增高(P<0.01)[24]。HSCT后的疾病缓解状态为预测HSCT后复发风险的重要因素。近年，研究者尝试将多种新药加入RIC方案中，包括曲奥舒凡、氯法拉滨、塞替派等，以减低疾病复发风险，提高HSCT疗效。
为了减低移植排斥的发生风险，预防GVHD，通常将针对T淋巴细胞的抗体，例如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anti-thymocyte immunoglobulin，ATG)，CD52单克隆抗体(阿伦单抗)等加入预处理方案中。对7项共纳入733例患者的Ⅲ期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进行Meta分析的结果表明，包含ATG的预处理方案可以显著减低患者接受allo-HSCT后发生Ⅱ度以上aGVHD的风险(RR＝0.51，95%CI: 0.27～0.94，P＝0.03)，但是对OS率并无改善(HR＝0.91，95%CI：0.75～1.10，P＝0.32)[25]。Soiffer等[26]对来自CIBMTR的1 676例血液系统恶性疾病患者进行HLA 7/8位点相合同胞或无关供者allo-HCST的回顾性分析结果发现，与非去除T淋巴细胞的RIC方案相比，包含ATG或阿伦单抗的RIC方案增加了患者接受HSCT后的复发风险，减低了DFS率(P<0.001)[26]。欧洲血液与骨髓移植工作组(European Group for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ation，EBMT)对1 250例AML CR1期患者接受RIC方案后进行HLA相合同胞供者allo-HSCT的结果进行分析，与未进行体内去除T淋巴细胞的预处理方案相比，体内去除T淋巴细胞方案减低了患者aGVHD与cGVHD的发生风险，但是患者复发率、NRM、DFS率与OS率并未得到改善[27]。该研究亦发现，对于使用以白消安为基础的RIC方案的患者，预处理方案中ATG剂量>6 mg/kg有增高患者复发率的趋势(HR＝1.4，95%CI：1.0～2.1，P＝0.08)。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包含阿伦单抗的预处理方案可以减低移植排斥及GVHD发生率，但是患者并未获得生存优势，感染与复发风险限制了其在HSCT预处理方案中的广泛使用。
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aplo-HSCT)为缺乏HLA配型相合供者的血液系统疾病患者的主要HSCT方式，然而，较高的移植排斥发生率及难治性GVHD的发生率限制了其广泛应用。体外去除T淋巴细胞显著改善了haplo-HSCT的疗效。体外去除T淋巴细胞主要包括输注阳性选择CD34＋造血干细胞前体细胞，直接清除CD3＋细胞及清除αβ＋ T淋巴细胞。与阳性选择CD34＋细胞相比，直接清除CD3＋细胞可以增高患者中移植物NK细胞、单核细胞与其他免疫调节细胞数量，具有快速植入及免疫重建的优势。初步研究结果表明，清除αβ＋ T淋巴细胞能够进一步改善了去除T淋巴细胞方案预处理haplo-HSCT的疗效。清除αβ＋ T淋巴细胞的移植物中包含许多γδ＋ T淋巴细胞及其他效应T淋巴细胞。αβ＋ T淋巴细胞与产生GVHD有关，γδ＋ T淋巴细胞可以增强免疫重建功能而不引起GVHD[28,29]。一项纳入46例血液系统疾病患者的去除T淋巴细胞方案预处理(9例去除CD3＋细胞，37例去除αβ＋ T淋巴细胞)haplo-HSCT研究发现，接受去除T淋巴细胞方案预处理的haplo-HSCT患者的2年TRM、复发率、EFS率与OS率分别为6%、39%、55%与65%[30]。
放射免疫疗法(radioimmunotherapy，RIT)为通过核素标记的单克隆抗体与肿瘤细胞上相关抗原结合使射线靶向作用于肿瘤细胞，既保证了肿瘤细胞接受高剂量TBI又减轻了TBI对正常器官、组织的损伤。核素标记的靶向结合特定造血细胞抗原(CD20、CD33及CD45)的抗体已经成功应用于auto-HSCT及allo-HSCT预处理方案中。CD20广泛表达于B淋巴细胞表面，2种针对CD20的核素标记的单克隆抗体，90Y-替伊莫单抗与131I-托西莫单抗均已经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或转化型滤泡性淋巴瘤。高剂量131I-托西莫单抗已经被应用于年龄>60岁B-NHL患者auto-HSCT的预处理方案中，并取得了良好的结果[31]。近期，Khouri等[32]比较了47例接受氟达拉滨＋环磷酰胺＋利妥昔单抗(fludarabine, cyclophosphamide and rituximab，FCR)的NMAC方案后进行HLA相合allo-HCST的复发滤泡性淋巴瘤患者与26例接受90Y-替伊莫单抗联合FCR的NMAC方案后进行HLA相合allo-HCST的复发/难治性滤泡性淋巴瘤患者的疗效，结果发现90Y-替伊莫单抗联合FCR方案后进行allo-HSCT具有良好效果，接受FCR方案患者3年的OS率与PFS率分别为78%(95%CI：62%～87%)与72%(95%CI：56%～83%)，接受90Y-替伊莫单抗联合FCR方案者3年的OS率与PFS率分别为88%(95%CI：68%～96%)与85%(95%CI：65%～94%)[32]。CD45在几乎所有造血干细胞表面均有表达，85%～90%的AML与ALL患者中可检测到CD45的表达[33]。最近研究发现，接受131I-CD45抗体联合氟达拉滨＋TBI(2 Gy)预处理方案后进行allo-HSCT的进展期老年AML或MDS患者，尤其是复发/难治性患者可以获得较好的疗效[33]。动物试验研究发现，211At-CD45抗体在HSCT预处理方案中，可以有效作用于靶器官而无严重药物相关不良反应，但是包含211At-CD45抗体的预处理方案在复发淋巴瘤患者auto-HSCT治疗中的疗效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34]。
综上所述，疾病诊断、疾病状态、有无并发症、患者年龄、移植排斥风险、复发风险等均影响拟进行HSCT患者预处理方案的选择[35]。高龄与已经存在并发症的患者在进行allo-HSCT时应该考虑NMAC或RIC方案，并仔细评估患者接受HSCT的风险与获益。HSCT后复发高风险的患者(进展期的髓系恶性肿瘤患者与侵袭性淋巴瘤未缓解者)应选择剂量更高的预处理方案，如果无法使用更强的预处理方案，可以在HSCT前尽可能减少肿瘤负荷或HSCT后进行维持治疗。对于高危患者应在疾病达到完全缓解时尽早进行HS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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