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已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医学专家制定了《脑死亡判定标准》与《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成人与儿童版)等重要的医学文献，并且已公开发表于核心医学期刊。然而，与此配套的行政管理文件，如《脑死亡判定管理办法》(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布)、《脑死亡条例》(国务院颁布)或《死亡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国家主席颁布)三级政策、法规、法律文件仍然缺位。脑死亡判定医学标准的临床正式应用，仍然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法律支撑。这种状况必须引起器官捐献与移植一线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因此，为了保证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健康发展，将脑死亡"政策-法规-法律"三级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已迫在眉睫。

目前为止，各大移植中心对财务政策及收支模式一直存在着困惑。主要挑战体现在移植器官获取成本及收费问题上。器官捐献的一线运营成本和终端使用者收费标准，各移植中心运营模式虽然大不相同，但财务风险普遍存在。财务监管长期缺位，也容易导致行业内恶性竞争和畸形发展，滋生器官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因此，借鉴国外成熟的先进经验，试行SAC，"以支定收"的财务中性原则，对生产人体"可移植器官"过程中所投入的高科技、高创造性劳动成本和生产资料成本进行规范化回收，努力探索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财务管理政策已成为该领域健康发展的关键。

目前我国捐献器官分享模式仍然处在初级阶段，OPO与COTRS目前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会随着器官捐献年产出量的增加日益加剧。由此产生的众多器官分配问题，有待进一步引入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机制，逐步、系统地解决。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领导下，目前我国器官移植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的规范化管理。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系统、潜在捐献者跟踪系统、器官捐献系统、器官共享分配系统、移植后科学登记管理系统，从软件、硬件方面已经相当健全。对于器官来源、分配、使用、流向痕迹都有明确的数据记录。这些管理和监控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器官移植行业的规范化管理、数据监控和科学分析。在此数据化管理的初级阶段，需要对系统的使用者进行严格培训和规范化管理。

目前我国OPO设置具有多种模式，随着器官捐献与移植的规模化发展，区域内和跨区域竞争难以避免，其结果必然导致运营成本增加。为了进一步防范恶性竞争，建议：

(1)尽量减少OPO数，条件成熟的地区建议先行"省级OPO建设"，对行政辖区内器官捐献活动进行统一部署、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分配。

(2)对京津沪渝直辖市，则应按照区域内器官移植中心数、床位数、专家人数、年移植量、综合服务能力、移植等待名单长度等大数据为依据，给京津沪渝直辖市OPO配备足量的人口服务区和足够大的法定空间(按地理省份划分和研究其他方案)从事器官捐献服务工作。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区域内和跨区域恶性竞争。在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领导下，我国山西省近年来致力于推动省级OPO建设，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值得各省、市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