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免疫功能的下降，老年人对呼吸道传染病更为易感，这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高度体现。老年人群新冠肺炎的患病率、重症率和病死率均较高，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我国7.2万病例的流行病学分析显示，在死亡病例中60岁及以上的人群占比达81%^{［13, 14］}。老年人多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以下简称“慢性病”）共存^［15］，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存在慢性病多病共存的比例为43.7%^［16］。

“失能”和“失智”分别是指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限和认知功能受损。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2015年我国“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占比为18.3% ^［17］。2018年我国“失智”老年人有1 200万，占老年人口的5%^［18］，约占全球“失智”老年人总数的20%^［19］，预计2030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6 168万人和9 750万人^［20］。老年人阿尔茨海默病患病率随年龄而上升，60~64岁为0.5%，到85~89岁上升为18% ^［21］。65岁及以上和8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帕金森患病率分别为1%~2%和3%~5%^{［22, 23］}。目前我国有7 550万人存在视力受损，其中大部分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24, 25］}；60岁及以上老年人听力受损的患病率为29%，农村略高于城市^［26］。

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低体重、贫血和营养素缺乏等营养不足问题广泛流行。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营养不良的患病率为12.6%^［27］，贫血患病率为20.6%^［28］，维生素D缺乏率为70.3%^［29］。虚弱是一种多维度医学综合征^［30］，以生理储备降低和应激能力减弱为主要表现，在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患病率为9.9%，女性高于男性，农村高于城市^［31］。跌倒位居我国老年人伤害死亡类型的首位，死亡率为81.14/10万^［32］。

老年人退休以后心理会发生重大变化，对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自我感受普遍存在落差，比一般人群更易产生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同时常面对更频繁的负性生活事件（如亲人离世等）。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发现在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中，焦虑症状检出率为12.2%，农村高于城市^［33］。我国60~69岁老年人群抑郁症状的流行率为22.3%，70~79岁为25.0%，80岁及以上为30.3%^［34］。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空巢家庭问题突出，因经济状况和家庭因素导致“空巢综合征”^［35］，农村地区老年人的自杀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5倍^［36］。

老年人具有区别于一般成人的特殊健康规律，国内外研究发现，机体在老化过程中物质和能量代谢出现适应性改变，多种传统的危险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随年龄而变化，甚至在老年人或高龄老人中出现“健康悖论”^{［38, 39, 40, 41, 42］}。虽然我国已经开展了一系列老年健康相关研究，但是老年健康关键因素、关键路径以及老年健康问题的病因链、病因网尚不清楚，我们尚未掌握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的流行病学规律。现有关于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调查和研究，存在样本数量偏小、不同项目对“失能失智”等指标的定义不全一致等问题，当前我国尚缺乏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高质量调查数据，未掌握关于老年人口关键健康指标的确切信息。因此不能准确掌握各地区老年人口的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服务需求，导致一些地方的养老机构存在床位空置率较高等现象。

日本和欧美多数国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老年人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制度，WHO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和技术文件^{［43, 44, 45, 46, 47, 48, 49］}。当前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照护事业发展缓慢，科学系统、学界认可的老年健康干预研究工作依然匮乏，现阶段我国多数老年健康相关研究成果停留在理论层面，尚未有效转化为临床实践和公共卫生决策，难以为我国老年人照护需求评估和个性化照护计划制定提供精准的科学指导。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缺乏对老年人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的具体规定，也没有出台进一步的法规和部门规章细则，尚不能形成对老年人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的法制支撑。同时，我国尚未制定老年人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的准入门槛、服务标准和技术规范，科学的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理念和综合健康评估的技术能力存在短板，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老年人群在优化内在能力和功能发挥方面的服务需求大幅度提升。我国针对老年人群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存在着服务内容不够精准、服务体系不健全、有效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基层服务能力和信息化水平有限、资源投资有限、长期照护保险筹资机制缺乏等问题。医院和疾控机构在老年人口健康公共卫生应对中的作用发挥不够，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卫生保健服务能力不足，养老机构的功能定位还不够清晰，与老年人群健康需求不相协调。老年医院和老年康复、护理、临终关怀机构严重不足，针对老年人健康重医疗轻预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尤为突出，优化内在能力、促进功能康复和能力发挥还没有成为工作重心。老年人养老保险和退休金难以支撑自身的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服务需求，特别是难以保障农村和边远地区的老年人平等享用医疗卫生资源，长期照护的筹资机制和准入机制还是工作空白区^{［50, 51］}。

面对老年人健康照护服务的巨大需求，老年健康学科建设滞后，专业人才十分匮乏。2014年老年医学首次被定位为内科学专业下属三级学科，但尚未建立起专科医师培训体系与职称评定标准；养老护理员是目前唯一有资质的老年健康服务职业队伍，但存在严重的供求失衡，目前全国仅有不足200万养老护理员。城市地区关于老年人口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服务尚不完善，而大多数农村地区尚未建立起老年人口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服务机制，医疗资源短缺、医疗水平偏低，空巢独居和精神孤独问题突出，在长期照护服务上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同时家庭结构的快速改变给老年人口卫生保健服务和长期照护服务模式带来严峻挑战，卫生保健服务和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已从单纯的个人风险或家庭风险演变为社会风险。

老年友好型环境是指通过在全生命周期中建立和保持个体的内在能力，并使具有特定能力水平的个体具有更好的功能水平，从而促进生命健康，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52］。我国老年友好型环境建设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近些年来，相对经济发达和老龄工作基础较好的城市已经陆续开展了老年友好城市、老年友好社区建设的试点工作。但从全国来看，我国老年人存在以家庭参与为主，社会参与度不足，自我效能感和获得感较低等问题；老年宜居环境基础设施薄弱，社区设施、交通设施及道路规划普遍缺乏针对老年人的工程设计和改造；住所小气候、空气、水、光和噪声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家庭层面上代际文化冲突较为明显，社会层面上存在对老年人的歧视现象；政策层面上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上述这些问题反映出对老年人口健康公共卫生应对支撑不够。

近年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飞速发展，被广泛应用于老年人社会交往和健康管理中。然而，一方面老年人在感觉和感知层面机能衰退，另一方面我国老年辅助器材及产品研发创新不足，专门针对老年人健康监测、风险预警和评估、功能训练和康复的信息技术欠缺，致使智能技术在老年人中的应用存在先天不足，老年人对智慧医疗照护产品的服务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

加大调查研究，尽快摸清我国老年人口健康规律、总体健康状况和服务需求，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建立健全老年人内在能力和功能发挥等健康状况、卫生需求和照护等公共卫生应对指标的监测体系，开展定期的监测与评估，及时获取我国人口健康老龄化进程及应对措施的效果。制定和完善老年人行动受限、营养不良、视力障碍、听力损失、认知功能受损、尿失禁、跌倒等照护依赖问题以及高血压、糖尿病、抑郁等慢性病问题的评估和管理措施。综合评估老年人健康状况并进行风险等级划分，明确老年人口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方面的供给和需求，定量分析政策、行动和干预措施对老年人口健康的影响，定期评估我国公共卫生应对覆盖范围及应对能力，不断优化工作目标，稳步提升我国老年人口健康公共卫生应对效能。

在研究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时应考虑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将老年人的健康应对策略重点由疾病防治转向以需求为核心的综合关怀，重新评估老年和老龄的定义，聚焦老年人功能维持，改善内在能力发挥。第二，明确各级政府按照权限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财政政策和问责机制，明确政府、社会、社区和家庭的定位及其之间的关系，建立并完善覆盖全人群的长期照护保险筹资机制，将家庭照护压力交由社会承担。第三，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与启示，提升传染病防控在老年人健康防控中的优先位置，提高体系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第四，将全生命周期理念融入老年人口健康问题应对中，重视在生命历程早期、儿童期和成年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最终整体提高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

研究制定符合我国老年人口实际情况的健康照护服务制度，从法律层面为老年人口提供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和健康教育等综合、连续的服务，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依托、老年医院和综合医院老年科为支撑、照护机构/养老机构为辅助的卫生保健服务和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明确医疗机构定位，主要针对不同健康状态人群提供差异化疾病诊治、卫生保健和功能康复服务，并与照护机构相互配合；明确照护机构定位，满足不同老年人对照护服务的多层次需求，除可提供基本生活照料、生活支持和精神关爱等一般性照护服务外，应重点面向“失能、失智”等内在能力减退和功能发挥受限人群提供长期照护服务。发挥初级卫生保健的作用，将老年人综合健康评估与管理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照护机构增加床位、配套人员，保障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

遵循适老性原则和老年友好策略，推进建设政策环境、人文服务环境和宜居环境，形成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促进老年人保持健康、独立和自理，持续融入和参与社会。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促进社会和社区畅通的老年人社会参与渠道，搭建交流平台，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度和获得感。推进老年人辅助工具应用，借此弥补老年人功能减退和内在能力下降问题。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改造电梯、轮椅通道等辅助设施设置，增加防滑等保护措施，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和舒适的生活环境。

在系统掌握我国老年人群健康特点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已有经验，开展老年健康防护与干预工作试点。从被动医疗迈向主动健康，把老年人健康管理的关口前移，推进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有效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针对老年人的重点健康问题，制定一系列针对老年人行动能力受损、营养不足、视力障碍、听力损失、认知功能受损和抑郁症状等内在能力下降、尿失禁和跌倒等老年综合征的干预措施和指南，如危险因素管理、膳食营养支持、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等。强化人群健康风险分层和分类管理，对于健康低龄老人，突出预防和自我照护；对于高龄、“失能、失智”、严重营养不足、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老年人，突出卫生保健服务和长期照护服务。运用信息化手段提供个体化健康防护与干预服务，提升服务效能。在总结地方试点经验和典型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老年人口健康防护与干预服务模式。

梳理出我国针对老年人群包括高龄老人健康的研究需求，并将其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系统布局科技力量。基于我国老年人群的前瞻性队列，开展老年人群健康关键因素研究，探索老年疾病的病因网，探讨影响健康老龄化的综合效应机制和生物学机制，明确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关键路径，建立我国人群的老年健康标准体系。编制适合老年人特点的能力评估、预防、干预、康复等健康服务技术清单，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开发简单实用的风险预警评估和功能训练的工具和产品。建立运用信息科技或人工智能新系统，将医院电子病历等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于老年健康服务，推进“互联网+诊疗”模式，培育智慧养老等新业态。注重生物医学工程技术创新，自主研发创新我国医疗器械、生物医用材料并实现国产化。

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健康融入整个公共政策体系，将健康老龄化纳入到国家政策和计划中，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老年人口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服务提供制度保障。广泛调动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积极性，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力量，落实老年人口卫生保健服务和长期照护服务相关机构的税费优惠政策，建立覆盖面广、注重公平的老年人口健康保障体系。制定老年人口健康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意见，支持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发展护理、康复等老年医学特色专业，编写修订国家级教材，完善人才培养、就业、职称等支持政策。抓住乡村振兴契机，发展农村老年人口卫生保健和长期照护服务，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健康。借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充分发挥我国中医药的巨大优势，发展针对老年人慢性病多病共存特点以及功能维护康复需要的中医药防治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