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重与肥胖患者人数已位居全球第一，特别是儿童肥胖人数更不容忽视。肥胖症的病因和发生发展机制尚不明确，且减肥后极易反弹。因此，需要运用多重干预手段和联合治疗方法，以阻止肥胖症的发生发展。饮食、运动、生活方式及心理干预、中西医治疗，以及代谢减重手术等，都是治疗肥胖症的有效手段。目前国内及国外关于肥胖症的专家共识，多为单学科或双学科共识，且集中于营养及外科手术。然而，需要认识到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终生管理。我们急需制定基于临床的多学科共识，以减少对该疾病诊疗的单学科偏颇。为此，本共识邀请内分泌学、减重外科学、中医药学、营养学、运动医学及心理学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制定，以期从多学科角度更新优化肥胖症的诊治观念。期望对肥胖患者进行中心化管理和个体化治疗，以达到改善代谢紊乱和预防肥胖并发症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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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在中国已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中国超重与肥胖的发病率和增长速度均居世界首位，现已成为世界上超重和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1,2,3]。最新的全国统计数据显示(2015至2019年)，根据中国标准，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为6.8%、肥胖率为3.6%；6~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超重率为11.1%、肥胖率为7.9%；成人(≥18岁)的超重率为34.3%、肥胖率为16.4%[4]。这是首次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超过50%，预计到2030年，中国成人超重及肥胖患病率将达到61%[5]。
饮食、营养、活动/运动等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经济生产模式转变是整体患病率逐年上升的主要原因。年龄、性别、民族、农村/城市、地理位置、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吸烟、饮酒、心脑血管家族史等均与现阶段超重/肥胖发病风险相关；遗传因素尚未被充分评估[6]。超重/肥胖与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间存在紧密的相关性。2019年超重和肥胖导致的死亡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死亡中占比11.1%，相比1990年的5.7%，呈显著增加趋势。同时，超重和肥胖也是2019年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主要危险因素[7]。
中国未来肥胖流行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青少年与儿童超重/肥胖的防控效果。目前超重/肥胖问题在我国儿童及青少年的肥胖流行趋势较为严峻。1986年，7岁以下儿童单纯性肥胖检出率为0.91%，而2006年，7岁以下儿童的肥胖检出率为3.19%[8]。1985至2014年，7~18岁儿童和青少年的超重率从1.1%上升至12.1%，肥胖率从0.1%上升至7.3%[4]。根据过去20年变化趋势可以推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儿童及青少年的肥胖流行趋势会更加严峻[6]。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危险因素与成人有较大不同，尤其是含糖饮料的摄入值得关注[9]。
肥胖症的病因分类尚待完善，目前认为，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肥胖的发生发展。遗传因素可以解释40%~70%的肥胖病因[10,11]，肥胖相关基因多位于中枢食欲调控系统通路，中枢系统基因发生突变，往往会导致儿童早发性、重度肥胖。目前借助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已揭示了近千个多态性位点与肥胖发病风险相关，但缺乏因果关系证据，仅能解释6%左右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变异。伴有肥胖的综合征病因较为复杂，涉及不同的信号通路，如Prader-Willi综合征/Bardet-Biedl综合征等肥胖相关综合征的发病率尚不明确，遗传因素在中国人肥胖中的遗传构成及种族特征尚不明了，需要更为精细的大规模极端肥胖表型队列结合动物模型来挖掘。成人阶段的体重增加多与环境因素和生活习惯改变有关，包括过度的热量摄入和不均衡、运动减少及各种原因导致的胰岛素抵抗也是肥胖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神经内分泌系统疾病(如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多囊卵巢综合征、库欣综合征、下丘脑损伤等)、某些疾病的药物治疗(如糖皮质激素类、抗抑郁药等)也会导致体重短时期内明显增加或缓慢增加，需在临床中加以鉴别[12,13]。近年来，菌群与免疫等因素在肥胖发生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因此，除常规的肥胖干预手段外，针对肥胖患者的病因学分类和个体化治疗也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