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加强认知障碍早期防治、解决当前认知障碍诊疗的多项瓶颈问题，本共识推荐在传统记忆门诊基础上开展并逐步完善数字化记忆门诊建设，即在配置规范的各级医院，采用准确、适当的数字化辅助设备和电子化评估工具，对认知障碍潜在风险人群进行集中接诊、转诊、确诊、干预、随访等于一体的认知障碍全流程专病管理，提升认知障碍诊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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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障碍是以认知功能损害为核心，导致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减退乃至精神行为异常的脑病综合征。认知障碍按严重程度分为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和痴呆两个阶段。认知障碍按照病因分为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血管性痴呆、额颞叶痴呆等，其中以AD最为常见，国内AD患病率占所有痴呆类型的一半以上［1, 2］。MCI则是认知正常到痴呆发病的中间阶段，患者表现为轻度认知损伤，尚未达到痴呆诊断标准，日常生活能力未受影响。我国是痴呆患者总数最多的国家，约占全球痴呆患病总人数的25%［3］；60岁以上老人的痴呆患病率约为6.0%，MCI患病率约为15.5%［2］，即我国有超过1/5的老人正受到认知障碍的困扰，产生了巨额的医疗照护费用。据测算，2015年国内AD患者的医疗照护费用超过万亿元，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十万亿元，经济和人力负担都十分沉重，成为老龄化背景下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4, 5］。认知障碍的疾病进程漫长，病理累积的发生远早于临床症状的出现［6］，AD临床前阶段（preclinical AD）的提出更是将对认知障碍的关注前移到症状出现前，明确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优越性。若能通过早期干预将AD的发病延缓5年，将减少约57%的AD患者，极大减轻认知障碍导致的社会经济负担［7］。
记忆门诊是以患者为中心的新型专病化诊疗管理模式，对认知障碍早期识别意义重大［8, 9］，但国内记忆门诊仍存在“普及率低、知晓率低、就诊率低、检出率低”的瓶颈问题。调查显示中老年居民对记忆门诊的需求达到60%以上，而对开设记忆门诊的医疗机构知晓率不足20%，且往往因不能辨别正常老化带来的认知衰退和疾病症状而耽误治疗［10］。目前记忆门诊接诊的中重度认知障碍患者比率高［11, 12］，检出的患者普遍处于疾病后期，未达到早期防控目的；而记忆门诊多设立在三级医院，直接面向广大老年群体的一二级医院缺乏认知障碍诊断能力和明确的转诊渠道［13］，也是导致认知障碍漏检率高、错过最佳干预期的重要原因。
当前记忆门诊的建设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1）记忆门诊集临床问诊、神经心理测评、影像学检查为一体，人力需求大、影像学大型设备应用场景有限、传统测评方式信息记录和存储困难等问题限制了记忆门诊的广泛开设，亟需纳入数字化辅助手段、采用电子化评估记录工具，提高诊疗效率；（2）集中设立在三级医院的记忆门诊无法满足广泛的筛查需求，即便三级医院超负荷诊疗，对疾病早期预防的带动作用仍然有限，需将记忆门诊体系建设延展至基层社区乃至家庭，提前疾病诊治时间窗；（3）缺乏层级式转诊机制，未对不同风险等级的人群进行划分，需各级医院加强合作，以求及时检出并重点服务于认知障碍患者及高风险人群。
为解决上述问题，推荐在传统记忆门诊基础上开展并逐步完善数字化记忆门诊建设。数字化记忆门诊是将数字化辅助设备和电子化评估工具应用到病例建档、临床问诊、神经心理学评估、纵向回访等各个环节中，链接三级医院与一二级医院的认知障碍诊疗，让认知障碍专病管理更加层次化、高效化的医疗模式。
应用电子化认知测评工具和数字化记录管理方式是数字化记忆门诊相较传统记忆门诊最为突出的特征。推荐各级医院应用经数据测算验证的综合线上信息平台开展数字化记忆门诊的工作，如北京老年脑健康促进计划（BABRI）痴呆筛查方案及搭载该方案的BABRI脑健康系统［14, 15, 16］。现以BABRI脑健康系统为例介绍数字化记忆门诊的工具应用规范。
BABRI脑健康系统的研发基于北京BABRI老年脑健康计划社区队列数据库［17］，选取5 593名社区老年人的多维认知数据进行测算，并选取对认知障碍判别能力最强的指标组成BABRI痴呆筛查方案，该方案包括“记忆门诊与社区MCI风险快速筛查方案（SCREEN）”“临床痴呆风险测评方案（ASSESS）”和“临床分子影像检查方案（DIAGNOSE）”。其中，SCREEN方案对MCI进行判别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30，敏感度0.630，特异度0.780；ASSESS对MCI进行判别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06，敏感度0.809，特异度0.854［16］。
一二级医院数字化记忆门诊的工作重点在于完成广大老年居民的常态化认知体检，该项工作需要能够快速进行认知状态总体评估的工具，适合使用BABRI脑健康系统SCREEN方案的快速筛查工具。SCREEN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1.初诊信息采集：数字化记忆门诊全面采用线上记录及存储的电子档案，医师应对初诊患者进行详细的信息采集，包括基本人口学资料（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和病史（现病史、既往史、遗传病史等），若患者认知损害严重无法提供上述信息，应向其知情照护者询问获取。
2.认知主诉问诊：每次诊疗过程中应了解患者多维认知主诉情况，以便及时掌握主观认知变化和病情进展，调整干预随访方案，推荐应用BABRI主观认知评估量表（BABRI-SCE）进行问诊［14, 15］。
3.总体认知测评：应用便捷快速的测评量表对患者的总体认知功能进行评估，传统记忆门诊常采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18］、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19］、认知障碍自评量表（AD8）［20］等，但上述量表存在应用纸笔测验导致的信息记录和存储困难、测查用时较长、完全依赖人工筛查导致的高人力需求、汉化量表不符合国内文化情境（如MoCA字词记忆测验的材料）等问题，数字化记忆门诊推荐采用改良版工具如BABRI认知快速测评（BABRI-Mini MMSE）［14, 15］等进行筛查，可由受试者进行自助筛查、实现线上同步记录，用时仅需3 min，可极大提高诊疗效率。
4.记忆专项筛查：记忆功能是认知障碍患者尤其AD患者最常受损的认知领域，记忆门诊应对记忆功能进行专项筛查。传统神经心理学测验应用听觉词语学习测验（AVLT）［21］等用时较长、完全依赖人工测评的量表，难以满足快速筛查需求。推荐数字化记忆门诊采用电子化的BABRI情景记忆量表（BABRI-EMT）［14, 15］等进行筛查。
应对快速筛查中表现出认知损伤的高风险人群进行更为全面的多领域认知评估，可在有能力的一二级医院或转诊到三级医院进行。推荐应用BABRI脑健康系统的ASSESS工具，相较上述快速筛查能够更精准地判别老人的认知状态。ASSESS工具包括以下内容：
1.多维认知功能评估：采用AVLT、复杂图形测验（CFT）［22］、词语流畅性测验（VFT）［23］、连线测验（TMT）［24］作为核心测验，涵盖对记忆能力、注意能力、视空间能力、语言能力和执行功能的全面评估。
2.生活方式问卷：包括对老人的饮食、睡眠、身体锻炼和社交活动等各个维度的信息采集。相关数据一方面可进一步提升认知障碍风险评估的准确性，生成涵盖多维信息的认知障碍风险指数；另一方面可用于为老人提供个性化的生活调摄指导。
3.辅助测评：视患者实际情况进行生活功能、精神症状、情绪状态等方面的辅助测评，应用日常生活功能量表（ADL）［25］、神经精神症状问卷（NPI）［26］、老年抑郁量表（GDS）［27］等进行。
认知障碍高风险人群转诊到三级医院后，三级医院应视患者临床状态为其安排用于确诊的血液生化、放射影像等检查，推荐应用BABRI脑健康系统的DIAGNOSE等电子化记录工具整编相关检查结果到患者的病历档案，方便各级医院查阅患者的检查结果、诊断情况和干预安排。
数字化记忆门诊相对传统记忆门诊更加普适化、层级化，为保证各级医院在认知障碍早期防控方面的良好协同，推动中国数字化记忆门诊的规范建设，现对其设置要求进行说明，以供各相关单位参考设置。
1.三级医院：建议三级医院均设置数字化记忆门诊以提高对认知障碍的专病化诊治水平，由相关科室如神经内科、老年病科、影像科、精神心理科、康复科等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建立以诊前自助初筛、诊间专病评估、诊后干预随访于一体的针对认知障碍高风险人群的专业诊疗体系。三级医院应设立接受一、二级医院转诊的责任制对接模式，实现转诊双方病历连续、信息互通，提升诊疗效率。
2.一二级医院：一二级医院应设置初筛门诊，鼓励记忆筛查体检化、常态化、普适化，鼓励社区老年居民均参与每年一次的例行认知筛查，及时对筛查出的高风险人群进行向上转诊，并配合三级医院做好诊后长期干预和随访工作。同时，社区一级卫生机构及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等相关单位应加大对认知障碍早期防控知识的宣传力度，将有效的自助筛查、认知训练、科普平台推广到家庭和个人，提升广大居民对认知障碍的认识水平和防控能力。
1.人员要求：各级医院应视实际情况安排神经心理评估师和认知康复师对患者进行评估诊疗，神经心理评估师主要工作包括指导患者进行自助初筛、为患者做详细的多认知域神经心理学评估等，评估师应具备神经心理测评相关资质认证，应通过数字化记忆门诊培训和考核，能够熟练应用电子辅助设备对患者进行评估，为患者提供准确的评估结果解读及相关指导。认知康复师则负责基于评估结果为认知障碍高风险人群规划认知康复训练方案，应通过数字化记忆门诊认知训练培训，能够熟练应用电子辅助设备指导患者进行认知康复训练，并负责对患者的定期回访管理和线上指导。
2.环境要求：数字化记忆门诊采用电子设备辅助的诊疗模式，在传统记忆门诊的环境要求基础上，数字化记忆门诊诊疗室应配备必要的一体机、台式机、平板电脑等设备，并安装数字化记忆门诊诊疗系统，同时保证网络畅通。数字化记忆门诊诊疗系统推荐采用上述介绍的BABRI脑健康系统。
1. 建议65岁以上老年人群均到居住地一级或二级医院参加常态化筛查。
2. 建议有认知障碍家族史、有长期心脑血管慢病等高危因素的65岁以下中年人群进行预防性筛查。
3. 筛查间隔时间以一年为宜，认知主诉明显的人群应缩短到半年随访。
1. 质量控制：上述医疗工作人员应具备相关资质、通过专门的业务培训和考核，定期接受相关知识更新，为患者提供准确的筛查指导，正确使用相关设备和工具，设置合理有效的康复方案。诊疗室内应注意无影响评估效果的时钟、日历等提醒物和噪音等干扰物，配备或提醒患者携带老花镜、助听器等设备以防影响评估效果，注意老人的受教育水平、身体各项机能、配合程度、注意力集中程度等对评估效果的影响。
2. 隐私保护：工作人员要尊重来诊患者的自主意愿，不强行检测；严格执行知情同意程序，告知患者及其照护者检查的基本流程和可能的结果；保护患者隐私，对患者的评估诊断结果及相关材料进行严格保密，不将带有个人辨识信息的任何材料以任何方式公开，不在患者未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就诊信息用作诊断病情外的其他用途。
为提升认知障碍的早期检出率，各级医院应通过数字化记忆门诊的建设形成层级式筛查体系，工作流程涉及接诊、转诊、确诊和随访等，在各级医院间实现患者信息互通，建立流程一体化的患者管理责任制，具体工作流程图如下（图1）。
一二级医院受限于医疗条件难以进行认知障碍的综合诊断，推荐一二级医院在完成认知初筛后为表现出认知损伤的筛查对象提供转诊服务，并将患者的相关诊疗信息和病历记录提交到与该医院对接的三级医院诊疗系统，建议患者前往三级医院记忆门诊进行进一步的生化、影像和临床检查，以便得到准确诊断。
1.在一二级医院进行的或自助线上完成的初筛结果提示认知障碍高风险，总体认知能力或记忆专项测评提示认知损伤。
2.初筛结果显示有明显的认知下降主诉，自述持续6个月以上且进展快速。
3.初筛结果显示有因认知损伤导致的日常生活能力受限和精神症状。
一二级医院医师发现有上述情况之一者，可认定为认知障碍高风险人员，必要时为其进行向三级医院记忆门诊的转诊。
1.一二级医院记忆门诊：承担对辖区适宜人群进行常态化认知筛查的职责；通过广泛宣传和动员发动社区居民定期进行筛查的职责；培训记忆门诊医师掌握认知障碍患者转诊指征，能够准确地做出转诊的职责；探索符合辖区情况的认知障碍患者及高风险人群社区管理模式，对上述重点人群进行随访管理的职责。
2.三级医院记忆门诊：承担对一二级医院转诊来的高风险人群进行进一步生化、影像、临床检查，做出疾病诊治决定的职责；承担对负责的一二级医院的医师进行定期业务指导、人才培训的职责；承担为经诊治的患者制定长期干预和康复训练方案，并指导一二级医院对患者继续开展长期管理的职责。
对于转诊到三级医院记忆门诊进行诊断的患者，应视患者病情表现适时组织专家会诊，在三级医院做出诊治后应明确告知患者是否及何时需要复诊。患者在三级医院的诊疗完成后，三级医院应将相关信息反馈到负责患者所在社区的一二级医院记忆门诊并对其医师进行必要的指导，由一二级医院记忆门诊为患者实施康复护理安排和随访。
对于初筛中未表现出认知损伤的筛查对象，应由一二级医院记忆门诊妥善留存其健康档案，并告知随访时间，以社区为单位采取家庭医生负责制等方法确保纵向随访的顺利进行，以便监测筛查对象的认知变化情况，及时做出疾病预警。
综上，本共识系统总结了数字化记忆门诊的工具应用、设置规范和工作流程，以期在传统记忆门诊的建设基础上将认知障碍诊疗模式推动到一个普及度更高、智能化更强的高效协作新阶段，提升认知障碍的早期识别率和干预率，进而降低认知障碍带来的沉重负担。
执笔：杨意如（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李馨（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专家委员会成员（按照姓氏笔画排序）：王永军（深圳市康宁医院老年精神科）；王刚（上海瑞金医院神经内科）；王延江（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神经内科）；王青（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神经内科）；王荫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王燕平（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宁玉萍（广州市惠爱医院神经内科）；石胜良（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朱爱琴（青海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孙永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科）；孙莉（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孙锦平（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吕佩源（河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吕洋（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病科）；吕艳（海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吕继辉（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二科）；许予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纪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李阳（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李浩（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综合内科）；李鹤（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李馨（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沈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杜怡峰（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内科）；汪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时杰（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吴仁容（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精神科）；宋鲁平（深圳大学总医院康复医学科）；肖卫忠（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肖世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病诊治中心）；肖军（四川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陈炜（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陈姚静（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陈晓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内科）；陆正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张占军（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张庆（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张杰文（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张金涛（联勤保障部第九六○医院神经内科）；张晓莺（新疆兵团医院神经内科）；张毅（甘肃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张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认知障碍性疾病科）；杨鹤云（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郁金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屈秋民（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周卫东（北京煤炭总医院神经内科）；周玉颖（天津市环湖医院神经内科）；赵会颖（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干部内科）；段淑荣（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徐运（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神经科）；徐蔚海（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贾建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神经内科）；贾建军（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钱海蓉（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高颖（北京中医药大学脑病研究院）；顾平（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郭毅（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梁芙茹（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章军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曹云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商慧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彭丹涛（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内科）；彭乐（江西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谢道俊（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病科）；韩彦青（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韩燕（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董春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靳令经（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内科）；蔡攀（遵义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中医科）；潘小平（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潘晓东（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内科）；魏文石（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神经内科）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本文摘要中“对认知障碍潜在风险人群进行集中接诊、转诊、确诊、干预、随访等于一体的认知障碍全流程专病管理”应更正“对认知障碍潜在风险人群进行集接诊、转诊、确诊、干预、随访等于一体的认知障碍全流程专病管理”。更正的同时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