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2，SARS-CoV-2）感染引起的一种新型传染病，人群普遍易感。SARS-CoV-2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直接接触污染物体表面的方式传播，无症状感染者、潜伏期患者和确诊病例均具有传染性^{［1, 2, 3］}。老年人和基础疾病人群是重症和死亡的高风险人群，在疫情初期，国内报告≥80岁的确诊病例中粗病死率高达14.8%（各年龄组总体病死率2.3%）；合并基础疾病的患者粗病死率约为7.0%（未合并基础疾病者为0.9%），且合并≥2种基础疾病的患者病死率（15.4%）高于仅合并1种基础疾病者（5.6%）^{［4, 5］}。90%以上的儿童患者表现为无症状或轻/中度症状，重症/危重症比例约为5.8%，低于成人（18.5%）^［4，6］。

随着大流行的进展，SARS-CoV-2不断发生变异，目前有4种SARS-CoV-2变异株被WHO列为“关切变异株（Variants of Concern，VOC）”，包括Alpha（B.1.1.7）、Beta（B.1.351）、Gamma（P.1）和Delta（B.1.617.2），有2种被列为“关注变异株（Variants of Interest，VOI）”，包括Lambda（C.37）和Mu（B.1.621）^［7］，其中Delta变异株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新一轮疫情^［8］。2021年5月，我国在广东省首次报告了Delta变异株引起的本土暴发疫情^［9］，此后在全国多地出现了多起Delta变异株相关的新一轮疫情^［10］，并持续面临病毒或病例输入后导致本土传播的风险和压力。与原始毒株相比，Delta变异株传染性增强，其基本传播系数约为3~8（平均值5.08）^［11］，高于疫情初期武汉报告的毒株（2.2）^［12］。来自加拿大、苏格兰和丹麦的研究表明，Delta变异株感染者住院、需要重症监护和死亡的风险增加2~4倍，其中大多数住院和死亡病例未接种疫苗^{［13, 14, 15］}。Delta变异株是否导致致病力的增加，尚需更多的研究，也需要监测其他新出现的变异。

截至2021年9月，全球已有7种针对SARS-CoV-2的疫苗被WHO列入紧急使用清单并被广泛使用，包括mRNA疫苗、黑猩猩腺病毒载体疫苗、26型腺病毒载体疫苗、灭活疫苗^［16］。我国（不含中国香港和澳门及台湾地区，下同）已有3款灭活疫苗和1款腺病毒载体疫苗获批附条件上市，另有2款灭活疫苗和1款重组蛋白疫苗获批紧急使用。由于我国人群自然感染率低^［17］，绝大多数人群对SARS-CoV-2及其变异株普遍易感，只能通过接种疫苗在人群中形成较高水平的免疫保护。截至2021年9月底，国内疫苗接种总剂次数已经达22亿，估计覆盖总人口达11亿人^［18］。尽管疫苗接种数和人群接种比例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但自2021年5月Delta变异株相关疫情不断发生，除无疫苗接种史的人群中出现病例外，在有疫苗接种史的人群中，也有病例出现甚至出现传播。因此不得不继续采取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筛查和管理等强有力的非药物干预措施来控制疫情。

这使得公众可能对疫苗接种效果或非药物干预措施持续时间带来疑问。面对这些疑问，需要对疫苗的特征、疫苗在防控疫情中的作用和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关注和思考。

基于已公布的Ⅲ期临床试验数据，国内附条件上市和紧急使用的疫苗预防发病和重症/死亡的保护效力分别在50.7%~84%和90%~100%^{［19, 20, 21, 22, 23］}。真实世界研究亦表明国产疫苗能够在减少发病、重症和死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中科兴中维灭活疫苗在智利的真实世界研究显示，该疫苗对实验室确诊COVID-19、住院、需要重症监护和死亡等结局的保护效果分别为65.9%、87.5%、90.3%和86.3%，在巴西Serrana镇的研究表明，在全镇95%的成人接种科兴中维灭活疫苗后，有症状病例减少80%，死亡病例减少95%，未接种疫苗的未成年人群也受到保护^{［24, 25］}。

病毒变异往往会影响疫苗保护效力，针对Delta变异株，研究表明，即使疫苗总体效力下降，但在预防重症或死亡方面保护效力仍较高（在90%以上）^{［26, 27, 28, 29］}。来自广东的研究结果显示，国产疫苗预防Delta变异株导致的重症的保护效果较高（点估计值为100%，但研究中重症病例数量较少，还需更多研究证据）；对任何严重程度疾病的保护效果为59.0%（95%CI：16.0%~81.6%），对中度疾病的保护效果为70.2%（95%CI：29.6%~89.3%）^{［27, 28］}。由此可见，针对Delta变异株，国产疫苗依然能够预防重症和死亡，可以达到保障生命、减轻医疗系统负担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疫苗预防病毒感染的效力均未达100%，且预防“感染”（指包括无症状感染在内的任何程度的感染）的效力低于预防发病、重症和死亡的效力^{［22，30, 31, 32］}。正因如此，国内外均有接种疫苗后发生突破感染的情况报道^{［33, 34, 35］}。突破感染一般是指全程接种疫苗≥14 d后感染SARS-CoV-2^［34］。但这并不代表疫苗无效，突破感染的比例（病例中有接种史的比例）受人群中疫苗接种率、疫苗保护效力等因素的影响。在接种率较高时，病例中有疫苗接种史的比例也会相应升高^［36］。突破病例大多表现为无症状或轻症^{［34，37］}。此外，疫苗保护效力和效果还会受到研究地区疾病流行强度和人群年龄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在暴露风险较高的医务人员中，科兴疫苗预防发病的保护效力仅为50.7%^［20］。

综合SARS-CoV-2病原学特点、流行病学特征以及现有疫苗对不同临床结局的保护效果等来看，我们与SARS-CoV-2的斗争还异常艰难：首先，病毒仍在不断变异，新出现的变异株传染性增强，并可能具备一定的疫苗免疫逃逸能力^{［38, 39, 40, 41］}；其次，与天花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不同，人感染SARS-CoV-2后可能不能获得持久免疫保护，存在二次感染的可能性^{［42, 43］}；最后，现有疫苗的使用特征表明，接种过疫苗的人群有较大可能不发展为重症，但预防病毒感染的效力较低，接种疫苗后并不能完全预防感染，即接种过疫苗的人仍可感染携带病毒并传染他人，故仅靠疫苗接种这一手段难以完全阻断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44］。现阶段如完全放弃非药物干预措施，仍可能会出现大量病例，进而造成大量的重症病例，甚至是死亡，对人民健康和社会安定产生巨大影响。

当前，国内坚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防控策略，是为疫苗接种并在国内形成高水平免疫保护争取时间。加快并扩大疫苗接种的人群范围，特别是提高老年人、有基础疾病人群的基础免疫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就是最大程度的减少病毒一旦输入后感染导致的重症和死亡；未来，可根据全球的疫情和防控形势，适时调整防控策略。但在现阶段，在人群完成加强免疫后，可能仍需要继续维持部分非药物干预措施，实现疫苗接种和非药物干预措施两者相配合，控制病毒传播范围，降低因感染病毒而罹患疾病（包括就诊住院、重症和死亡等）造成的医疗卫生资源挤兑风险。

一是病毒变异对疫苗的保护效果影响：除Delta变异株外，Lambda变异株已在南美洲多个国家传播，有研究显示其传染性和免疫逃逸能力均较原始毒株增强^［39］。Mu变异株于已在39个国家报告，且对患者恢复期血清和辉瑞/BioNTech mRNA疫苗接种后的血清的中和作用表现出较强的抵抗能力^［41］。因此，需持续做好全球SARS-CoV-2变异监测，关注新变异株及其传染力、致病力变化以及对疫苗的免疫逃逸能力，及时针对病毒变异株调整免疫策略或更新疫苗。可以通过实验室检测了解现有疫苗对VOC/VOI的中和能力，以及在变异株流行地区开展疫苗接种后真实世界保护效果的研究分析，获取相应的证据。也有部分国家甚至考虑开展人体挑战试验，帮助理解变异株的病原学特征，测试和筛选最安全有效的疫苗^［45］。

二是疫苗保护的持久性：国内外研究数据显示，采用现有疫苗完成基础免疫后，中和抗体水平均随时间延长逐渐衰减^{［46, 47］}，意味着保护效果可能降低^［48］，未来出现的变异株可能会对疫苗保护效果进一步造成影响。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疫苗和时机对完成基础免疫较长时间者，尤其是对感染高风险、重症和死亡高风险人群，实施加强免疫（包括同源加强免疫和异源加强免疫），以提高抗体水平或细胞免疫水平和保护效果持久性。目前我国已启动海关、边检、航空、隔离点、定点医疗机构等高风险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以及60岁及以上等重症和死亡高风险人群的加强免疫。由于加强免疫后抗体水平也会随时间推移而降低，加强免疫后的保护效果及持久性，可能将主要受免疫记忆的影响，由于加强免疫刚开始，其持久性和保护效果资料仍相对缺乏。需尽快开展海外真实世界研究，以获得我国疫苗基础免疫和/或加强免疫的效果，特别是评价针对老年人，基础疾病或特殊健康状况人群的保护效果。

三是儿童接种疫苗的考虑：虽然儿童感染SARS-CoV-2后疾病表现较成人更加轻微^{［4，6，49］}，但仍面临感染风险^［50］，部分儿童感染者可能发展为重症病例或死亡^{［51, 52］}。学龄儿童所处的集体环境一旦暴发疫情，极易造成扩散；停课停学等干预措施将会对儿童造成学习、心理等方面的损失，还会对贫困和弱势家庭造成额外负担^［53］。同时，儿童亦可能作为传染源感染他人^［54］。考虑到其他人群完成疫苗接种后儿童将成为最易感的人群，当非药物干预措施放宽时，儿童如不接种疫苗，这一群体将面临巨大的感染风险，成为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此外，我们尚不能预测未来的变异株在传染性、导致儿童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免疫逃逸方面的能力，因此对儿童开展疫苗接种是有必要的。

四是疫苗上市后的安全性监测：临床试验和真实世界研究结果均证明现有疫苗的安全性，但作为一种新疫苗，上市后仍需在更大规模人群中开展安全性监测与评价，以发现罕见或严重的异常反应^［55］；现有的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监测系统为被动监测系统，可提供预警信号，但并不能判断某些重点关注疾病，如贝尔麻痹、格林-巴利综合征等与疫苗接种的因果关联，需要开展基于大数据平台的主动监测研究、队列研究或自身对照的病例系列研究等，探索接种后不良事件与疫苗接种的因果关联。

五是疫苗接种与非药物干预措施配合的防控策略研究：在未来，特别是对感染高风险、重症和死亡高风险人群的加强免疫完成后，可利用我们逐渐获得的病毒变异后致病特征、真实世界疫苗针对不同人群的保护效果、持久性等证据，结合不同程度的非药物干预措施进行模型研究，探讨不同情形下可能的发病、住院、重症和死亡情况，并根据临床医疗机构的可承载能力，对实施非药物干预措施的种类、强弱程度进一步优化。

面对疫情，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战胜SARS-CoV-2，在全球大流行以及现有疫苗特征等背景下，在未来数年内可能难以将“消灭”SARS-CoV-2作为全球“战胜”SARS-CoV-2的标准，而适宜的标准将是控制病毒传播，降低感染导致发病、重症、死亡和经济损失的能力。同时，需开展更多的科学研究，为现有疫苗在真实世界的安全性、保护效果以及在大流行控制中的作用补充新的证据，并依据最新证据不断更新和优化防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