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已成为严重影响中国人口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1]。急需寻找有效的生物学肿瘤标志物来评估恶性肿瘤的进展和预后，来提高对恶性肿瘤患者的诊疗效率。癌症的典型特征是持续增殖、逃避凋亡和基因组的不稳定性，所有肿瘤的发生都起源于DNA序列的异常损伤^[2]。DNA双链断裂(DNA double strand-break，DSBs)被认为是最严重的DNA破坏类型之一，通过诱发染色体重组，破坏基因结构和功能，进而诱导恶性肿瘤细胞的产生^[3]。为了保护基因组免受DSB的损害，DSB诱导的转录抑制与DNA损伤信号通路相互配合，诱导宿主细胞死亡或细胞周期进程的暂时或永久性延迟，去除特定的DNA损伤，这些统称为DNA损伤反应(DNA damage response，DDR)。在G₁期晚期，细胞获得了相对独立于细胞周期的细胞外信号的能力，G₁期进程的功能障碍促进了肿瘤的形成^[4]。DDR延迟关键的细胞周期转变直到修复发生，因此DDR对保全基因组的稳定性至关重要^[5]。除了通过协调或阻滞细胞周期进展来修缮损坏DNA，大量转录因子也对异常DNA进行修补。DNA损伤修复相关基因(mediator of DNA damage checkpoint protein 1，MDC1)，也被称为BRCT结构域1的核因子(NFBD1)。MDC1是一种参与DNA损伤反应早期过程的支架蛋白，其基因定位于染色体6p21.31，cDNA全长约为6940 bp。MDC1蛋白由2089个氨基酸组成，相对分子质量为227×10³；包含1个位于氨基端的FHA(forkhead homology associated)结构域、内部多个重复P/ST(富含脯氨酸/丝氨酸/苏氨酸)结构域和2个位于羧基端的BRCT(BRCA1C terminal motifs)结构域，属于BRCT蛋白超家族成员。MDC1通过BRCT结构域直接与γ-H2AX相互作用，γ-H2AX是一种常用的DNA损伤标记物，然后通过招募ATM激酶来传播H2AX的磷酸化^[6,7]。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章表明MDC1的功能超出了它在DNA损伤反应中的传统作用。研究证实MDC1在乳腺恶性肿瘤和前列腺恶性肿瘤中作为协同活化因子来抑制恶性肿瘤的转化^[8,9]。MDC1与恶性肿瘤细胞的形成息息相关，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MDC1是一种潜在的肿瘤抑制因子，它的丢失可以作为癌症生物标志物和药物敏感性的标记^[10,11]。本文主要就MDC1在多种恶性肿瘤中的作用以及调控机制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