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使用，包括主动吸烟和二手烟暴露，是导致我国因慢性病过早死亡和伤残的主要危险因素^［1］。2019年，全球约870万人死亡与烟草使用有关，包括吸烟、嚼烟和二手烟暴露，其中近1/3发生在中国，烟草使用导致疾病负担在87种可预防危险因素中居首位^［2］。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1/3的吸烟者（约1亿）将死于烟草使用相关疾病^［3］。1979年7月，中国原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和轻工业部就联合发布《关于宣传吸烟有害与控制吸烟的通知》^［4］，阐明了我国政府控烟的立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爱卫会）和原卫生部多次就控烟问题发布通知，积极推动全国控烟工作。2005年，中国与WHO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约》），并于2006年1月生效^［1］。为了更好地帮助《公约》签署国控烟政策的执行，WHO于2008年开发了MPOWER工具包，6个字母分别代表一种策略，其中字母“M”为监测烟草使用和预防政策^［5］。《公约》第20条也明确要求“缔约方应将烟草监测规划纳入国家、区域和全球健康监测规划，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并在适当时在区域和国际层面进行分析”^［6］。截至2018年，全球签署《公约》的国家达181个^［7］。WHO在最新的全球烟草流行报告中评价中国的烟草监测达到“最优”等级^［8］。

自1984年翁心植教授等在中央爱卫会和原卫生部的支持下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国烟草流行专项调查以来^［9］，我国陆续开展了多次全国性的专项调查，同时在多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全国性调查中涵盖了烟草流行相关内容，如自1993年起，每5年开展一次的全国卫生服务调查^{［10, 11］}、始于1996年历时8年的行为危险因素监测调查^{［12, 13］}、每10年一次的全国营养调查^{［14, 15, 16］}、2004年开始的每3~5年一次的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调查^{［17, 18］}、2005年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调查^［19］等。鉴于烟草使用与诸多疾病的发生存在很强的病因学关联，烟草使用也是很多大型专病流行病学调查的重要内容^{［20, 21］}。另外，基于项目开展的局部地区或部分人群的相关调查、研究更是不胜枚举^{［22, 23, 24, 25, 26］}。本文主要对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成人和青少年烟草流行病学专项调查抽样设计、监测内容、关键指标定义和基于复杂抽样的数据加权进行阐述，并提出我国当前烟草监测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展望，以期为我国大型烟草流行专项调查数据的理解和利用、调查结果的比较以及今后我国烟草监测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1. 1984年全国烟草流行专项调查^［9］：在中央爱卫会和原卫生部的支持下，翁心植教授等组织了我国首次大型烟草流行调查。该调查覆盖了全国29个省份，按1982年人口普查人数的5/万进行抽样，样本量519 600人，其中男性258 472人、女性261 178人。各省份的城市和农村居民抽样比例与各地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比例一致，对少数民族聚集的省/自治区重点选择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各3 000人进行调查。

该调查参考了WHO吸烟调查的标准方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城市：按随机抽签方法，在各省/自治区抽取2~3个城市，每个城市抽取1~2个或若干个区，每个区抽取1个街道/居委会；农村：比照城市抽样方法，抽取10%的县，每个县随机抽取2个乡，每个乡抽取若干个生产大队。最后，以街道/居委会/生产大队为基本调查单位，逐户调查所有≥15岁的家庭成员，总体应答率为95%。

2. 1996年全国吸烟行为的流行病学调查^［27］：在全国爱卫办和原卫生部疾控司的领导下，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杨功焕教授等组织了第二次全国吸烟与健康的流行病学调查。该次调查是在全国30个省份的145个疾病监测点（1个监测点表示1个区/县）开展的，每个监测点含1~2个街道/乡镇，人口3万~10万^［28］。在每个监测点内通过三阶段随机抽样法抽取20个居委会/村，每个居委会/村随机抽取50户家庭，每户再抽取1名≥15岁调查对象。最终调查有效样本量122 700人，其中，男性65 000余人、女性57 000余人；城市42 000余人、农村80 000余人。总体应答率为94.85%。

3. 2010年全球成人烟草调查（GATS）中国部分^［29］：为了让烟草监测数据在进行区域和国家层面分析的同时具有全球可比性，在WHO的支持下，中国于2010年首次参与GATS，也是《公约》在中国生效后的第一次开展全国性烟草流行专项调查。该调查受原卫生部委托，由中国CDC杨功焕教授等组织实施，采用全球统一的抽样方法和调查问卷^［30］，在全国31个省份按照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首先按地理位置（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城市和农村（区/县）将全国县级行政区划分为12层，采用按容量（登记户数）比例概率抽样法（PPS）抽取100个监测点，城市、农村各50个。然后按相同的方法抽取2个居委会/村，并将抽中的居委会/村划分为若干个亚区（约1 000户），按单纯随机抽样法在每个居委会/村抽取1个亚区。最后随机抽取75个家庭户，并抽取1名≥15岁调查对象。最终完成调查13 354人，其中男性6 603人、女性6 751人；城市5 832人、农村7 522人。总体应答率为96.0%。

4. 2015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31］：在中央补助地方健康素养促进项目支持下，中国基于2010年GATS设计和简化版问卷^{［30，32］}开展了2015年成人烟草流行病学调查，为客观评估中国控烟政策的执行效果、衡量过去5年《公约》履约进展提供重要依据。该调查由中国CDC姜垣研究员等组织实施，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在全国31个省份按城市和农村分层通过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PPS抽取336个监测点，每省8~16个。每个监测点同样按PPS抽取1个街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抽取1个居委会/村。最后在每个居委会/村随机抽取50个家庭户，每个家庭户内随机抽取1名≥15岁调查对象。最终335个监测点完成调查，样本量15 095人，其中男性7 386人、女性7 709人；城市7 052人、农村8 043人。总体应答率为92.2%。

5. 2018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33］：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部署，在WHO的支持下，中国CDC肖琳研究员等再次按照GATS标准组织开展了2018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在全国31个省份共抽取200个监测点，在保留2010年100个监测点的基础上，另外按相同的方法抽取100个监测点并在每个监测点抽取2个居委会/村/亚区，共计400个居委会/村/亚区，然后在每个居委会/村/亚区内随机抽取55个家庭户，每个家庭户内随机抽取1名≥15岁调查对象。最终完成调查19 376人，其中男性9 109人、女性10 267人；城市11 023人、农村8 353人。总体应答率为91.5%。

1. 2013-2014年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34］：在中央补助地方健康素养促进项目支持和WHO资助下，中国CDC肖琳研究员等首次组织开展了针对13~15岁在校青少年人群具有全国和省级代表性的专项烟草流行调查。该调查使用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的标准抽样方法、调查问卷和调查方法^［35］，以全国31个省份为单位，根据其人口数量、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及满足调查的最小样本要求等因素，采用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PPS抽取336个监测点。然后在每个监测点采用相同的方法抽取3所初中学校（公立和私立，学生数≥120人）。最后从每所被抽中学校的每个年级中随机抽取1个班级，班级中当日所有在校学生全部参与调查。最终1 020所学校3 058个班级的155 117名学生参加了调查，其中男生80 357人、女生74 760人；初中一年级52 729人、二年级52 084人、三年级50 304人。总体应答率为98.0%。

2. 2019年中国青少年烟草流行监测调查^［36］：受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委托，在中央补助地方健康素养促进项目支持下，中国CDC于2019年再次组织开展了中国青少年烟草流行专项调查，结果具有全国和省级代表性。与2013-2014年调查相比，该调查增加了高中在校学生，包括普通高中（普高）和职业高中（职高）学生。调查设计和抽样方法与2013-2014年调查相同，首先在全国31个省份抽取347个监测点，然后在每个监测点抽取3所初中、2所普高和1所职高学校（公立和私立，学生数≥120人），若没有职高，则抽取3所普高，最后从每所被抽中学校的每个年级中随机抽取1个班级，班级中当日所有在校学生全部参与调查。最终共1 024所初中3 065个班级的154 287名初中生和974所高中（含277所职高）2 846个班级的149 764名高中生参加调查。总体应答率分别为95.5%和94.1%。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基于不同研究目的和不同研究组织者，烟草流行调查的内容和关键指标的定义有所不同，而对调查内容和指标定义的准确把握对开展相关研究、引用和比较具有重要意义。1984年以来我国开展的全国性成人和青少年烟草流行专项调查的主要内容和采用的关键指标及其定义见表1。关键指标包括吸烟、电子烟使用、二手烟暴露、戒烟、复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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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烟草流行病学专项调查内容、关键指标及定义

表1

中国烟草流行病学专项调查内容、关键指标及定义

烟草流行专项调查	监测内容	关 键 指 标
		吸烟者	尝试吸（卷）烟者	现在吸 （卷）烟者	常吸烟者/ 每日吸烟者	重型 吸烟者	使用过 电子烟者	现在使用电子烟者	被动吸烟（者）/二手烟暴露（者）	曾经吸烟者/ 戒烟者	尝试戒烟者	戒烟 成功者	复吸者
成人调查
1984年	人口学特征、吸烟行为、戒烟情况、被动吸烟及对吸烟习惯的认识	累计吸足100支烟，且连续>1年者	-	符合吸烟者条件，调查时在吸烟的人	符合吸烟者条件，调查时每天吸烟≥1支者	调查时每天吸卷烟≥20支者	-	-	吸入吸烟者呼出的烟雾，每天>15 min的非吸烟者	调查时已不再吸烟的吸烟者	-	调查时已连续2年不吸烟的曾经吸烟者	-
1996年	人口学特征、吸烟行为、戒烟行为及戒烟原因、被动吸烟、与吸烟有关的知识和态度、人群自报和经医院诊断的患病情况	一生中连续或累积吸烟≥6个月者	-	符合吸烟者条件，调查时在吸烟的人	符合吸烟者条件，调查时每天吸烟≥1支者	调查时每天吸卷烟≥20支者	-	-	吸入吸烟者呼出的烟雾，每天>15 min或每周>1 d者	每天吸烟且≥6个月，但调查时已不再吸烟者	-	每天吸烟且≥6个月，但调查时已连续2年不吸烟者	曾经连续2年不吸烟，但调查时已在吸烟者
2010年	个人信息、烟草使用、尼古丁成瘾与戒烟、二手烟暴露、烟草经济、警示烟草危害和人们对烟草危害的认识、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一生中曾经吸烟的成人	-	调查时在吸烟的成人	调查时每天都吸烟的成人	调查时每天吸卷烟≥20支者	-	-	每周有≥1 d曾暴露于烟草烟雾的非吸烟者	过去曾吸过烟，但调查时已不再吸烟的成人	现在吸烟者在过去12个月内进行过戒烟尝试行为的成人	-	曾经戒过烟，但调查时在吸烟的成人
2015年	一般情况、可燃烟草、无烟烟草、电子烟、戒烟、二手烟、烟草经济、烟草广告、促销和控烟信息、知识、态度及认知	一生中曾经吸烟的成人	-	调查时在吸烟的成人	调查时每天都吸烟的成人	调查时每天吸卷烟≥20支者	调查时曾经使用过电子烟的成人，包括现在正在使用电子烟者	调查时使用电子烟的成人	-	过去曾吸过烟，但调查时已不再吸烟的成人	现在吸烟者在过去12个月内进行过戒烟尝试行为的成人	-	曾经戒过烟，但调查时在吸烟的成人
2018年	个人信息、吸烟、电子烟、无烟烟草产品、戒烟、二手烟、烟草经济、媒体、知识、态度和认识	一生中曾经吸烟的成人	-	调查时在吸烟的成人	调查时每天都吸烟的成人	调查时每天吸卷烟≥20支者	调查时曾经使用过电子烟的成人，包括现在正在使用电子烟者	调查时使用电子烟的成人	每周有≥1 d曾暴露于烟草烟雾的非吸烟者	过去曾吸过烟，但调查时已不再吸烟的成人	现在吸烟者在过去12个月内进行过戒烟尝试行为的成人	-	曾经戒过烟，但调查时在吸烟的成人
青少年调查
2013-2014年	个人基本情况、烟草使用、烟草依赖及戒烟、二手烟暴露、烟草制品获得与价格、控烟宣传、烟草广告和促销、对烟草的认知和态度、电子烟等	-	曾经吸过烟草制品，即使是1、2口者	过去30 d内吸过烟者（包括卷烟和卷烟以外的其他有烟烟草）	过去30 d内吸卷烟≥20 d者	-	-	过去30 d内使用过电子烟者	过去7 d内，在特定场所看到有人吸烟	-	现在吸烟者在过去12个月内尝试过戒烟者	-	-
2019年	个人基本情况、烟草使用、电子烟、烟草依赖与戒烟、二手烟暴露、烟草制品获得与价格、控烟宣传和烟草广告促销、对烟草的认知和态度等	-	曾经尝试吸过卷烟，即使是1、2口者	过去30 d内吸过卷烟者	过去30 d内吸卷烟≥20 d者	-	使用过电子烟者，包括尝试过1、2次或过去30 d内使用者	过去30 d内使用过电子烟者	过去7 d内，在特定场所看到有人吸烟	-	现在吸烟者在过去12个月内尝试过戒烟者	-	-

从设计效率和现场实施可行性考虑，大型流行病学调查通常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进行数据收集，然而在规模不等的层内实施等容抽样会使次级抽样单元的个体以不等概率入样，导致样本无法代表总体，产生抽样误差；另外，抽样难免有些辅助变量如性别、年龄等，在分布上与总体不同，导致样本结果对总体估计存在偏差^［37］。还有现场调查时难以避免的无应答情况。如果忽略以上各种情况，将产生对结果估计的偏倚，难以达到调查目的。因此有必要采用基于设计的复杂抽样数据加权，充分考虑抽样和无应答因素的影响，使样本和总体分布更加接近一致，更好地通过样本来估计总体。本文选择2018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和2019年中国青少年烟草流行监测调查对烟草流行病学监测抽样调查数据的加权方法进行介绍。

1. 2018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基于复杂抽样的加权分析方法，本次调查数据分析的每个调查对象被赋予唯一调查权重，用于调查估计值的计算。加权过程包括3个步骤：①基本权重或设计权重，按抽样设计中不同阶段特定抽样方法计算；②根据抽样住户和抽样个人未应答情况对基本权重进行调整；③按≥15岁人群的城乡、性别和年龄分布情况，进行事后分层校正调整得到最终权重。在所有的分析中均使用最终权重得到目标人群的参数估计值。

（1）基本权重：wa=wa1×wa2×wa3×wa4。其中，wa1为各层（s）内样本监测点（x）的抽样权重，为与登记户数成比例的PPS抽样下样本监测点抽样概率的倒数（Ns/r×nx；其中，r为该层监测点数，N为抽样样本总体户数，n为抽样样本户数）。wa2为监测点内样本居委会/村/亚区（y）的抽样权重，为与登记户数成比例的PPS抽样下样本居委会/村/亚区抽样概率的倒数（Nx/2ny）。wa3为抽中居委会/村/亚区样本家庭户（z）的抽样权重，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为家庭户被抽样概率的倒数（Ny/55）。wa4为抽中家庭户样本个体的抽样权重（=1），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为个体被抽样概率的倒数，即为该家庭户内人口数（P_z）。

（2）无应答调整：无应答校正（R）=wa×监测点无应答校正系数×街道/乡镇无应答校正系数×居委会/村/亚区无应答校正系数×家庭户无应答校正系数×个体无应答校正系数。其中，无应答校正系数=应调查监测点（街道/乡镇、居委会/村/亚区、家庭户或个体）数/实际完成调查监测点（街道/乡镇、居委会/村/亚区、家庭户或个体）数。

（3）事后分层权重：辅助变量包括城乡（2层：城市、农村）、性别（2层：男、女）、年龄（4层：15~、25~、45~、≥65岁），共16层（k，直辖市8层）。按照上述分层因素分层统计的上报人数与基本权重加权后的人数相比，即为调查对象的事后分层权重值，计算公式：

2. 2019年中国青少年烟草流行监测调查：与成人烟草调查一样，加权过程包括3个步骤。但与成人烟草调查不同的是，2019年青少年烟草调查具有省级代表性，抽样时首先按省分层，所有的权重计算分省进行。

（1）基本权重：ws=ws1×ws2×ws3；其中，ws1为某省样本监测点（x）的抽样权重，为与人口数成比例的PPS抽样下样本监测点抽样概率的倒数（城市u：Nu/5nx；农村r：Nr/5nx。其中，N为抽样样本来自的总体人数，n为抽样样本人数）。ws2为监测点样本学校（y）的抽样权重，为与学生数成比例的PPS抽样下样本学校抽样概率的倒数［初中（c）：Nc/3ny；普高（pg）：Npg/2ny；职高（zg）：Nzg/ny］。ws3为抽中学校各年级（g）样本班级（z）的抽样权重，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为班级被抽样概率的倒数（Nzg），即该年级的班级数。

（2）无应答调整：无应答校正（R）=ws×监测点无应答校正系数×学校无应答校正系数×班级无应答校正系数×个体无应答校正系数。其中，无应答校正系数=应调查监测点（学校、班级或个体）数/实际完成调查监测点（学校、班级或个体）数。

（3）事后分层权重：每个省内辅助变量包括城乡（2层：城市、农村）、学校类型（3层：初中、普高、职高）、性别（2层：男、女）、年级（3层：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共36层（k，直辖市18层）。将某省按照上述分层因素分层统计的上报学生数与该省基本权重加权后的学生数相比，即为该省调查对象的事后分层权重值，计算公式：

公共卫生监测是通过对各种卫生问题监测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解释和反馈，为制定公共卫生策略、评价效果提供依据^［12］。无论从《公约》要求还是MPOWER工具包内容看，都体现了监测在烟草控制中的重要性。我国自1984年开展第一次全国烟草流行专项调查以来，监测频率不断加大，从6~12年、3~5年一次，到现在的几乎每年都开展；监测范围不断扩大，从全国代表性到现在的省级代表性；监测人群不断扩展，从以成人为主到现在的覆盖各种特征人群。我国的烟草监测工作在《公约》签署国中排在前列，为中国乃至全球控烟提供了数据支持，然而，要做好监测并切实为评价和决策服务，仍存在巨大挑战。

1. 我国烟草监测对象主要集中在成人和青少年人群，尚缺乏针对大学生、流动人口、少数民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的专项调查，无法实现全人群链条的监测，难以完全掌握导致成人烟草流行的重要年龄阶段和人群特点。另外，我国尚无具有省级代表性的成人烟草调查数据，2016-2017年和2020年开展的具有全国和省级代表性的成人烟草调查，受各种因素影响，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部分省份的调查质量较差，未能达到公布全国调查结果的要求，未纳入本文范围。但我国兼具全国和省级代表性的成人烟草调查和高校大学生烟草调查已经纳入“十四五”基本公共卫生项目烟草监测工作计划。

2. 目前我国烟草流行监测主要采用复杂抽样设计、入户调查的方式开展，手段单一，现场组织实施难度很大。建议一是根据烟草流行和行为改变特点，合理安排监测频次和内容，长问卷和短问卷结合，全国代表性和省级代表性交替考虑；二是调查内容增加吸烟动机和原因的相关问题，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三是在条件允许和良好的数据共享机制下，充分利用大数据在烟草监测中的应用，如健康档案信息、体检数据、烟草生产销售数据和移动健康数据等；四是调查实施和调查手段上向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建立抽样基础信息库并实时更新，实现从信息输入到抽样，再到调查和数据管理的一站式程序化操作。

3. 当前我国烟草监测对象较为单一，主要针对居民开展。从控烟方，我国尚未系统开展对烟草企业的生产、销售、出口和进口等数据，以及成分、包装、种类、价格等信息的监测，而这些数据在对居民烟草使用的流行病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按照《公约》要求，加强沟通和数据共享，完善监测系统。

4. 对已有的监测数据利用不够充分，多以出版报告进行现状描述和趋势分析为主，基于多来源数据的综合利用和深度挖掘较少，在进行效果评价和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方面仍需加强。本期重点号主要基于2010和2018年成人烟草调查数据，对烟草流行现状和趋势^［38］、二手烟暴露现状和趋势^［39］、吸烟者戒烟意愿和戒烟行为^［40］、烟草广告和促销情况^［41］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以期为政策倡导提供参考。今后将利用连续的青少年烟草调查数据开展多维度分析。

5. 提高对控烟新问题的监测灵敏性。近年电子烟市场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特别是年轻人^［42］。中国是全球电子烟生产和出口中心，全球95%的电子烟来自中国^［43］。近年来，不得向青少年出售电子烟、不得通过互联网销售电子烟和发布电子烟广告、电子烟产品生产标准和行业监管政策相继出台，然而相关的流行病学证据仍然缺乏。建议尽快开展对电子烟流行病学特征和健康效应的监测，为规范我国电子烟的监管提供数据支持。